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三周年特別報道——

以法治之力守護山野生靈

朱鹮增至7000余只，長江江豚回升至1426頭，大熊貓野外種群約1900只……2026年5月1日，正值修訂后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滿三周年。三年來，我國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成效顯著，熊貓、雪豹、東北虎、東北豹、朱鹮等野外種群數量持續增長。目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達988種（類）、野生植物約1200種，“三有”陸生野生動物達1924種，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種數保護率已超過80%。

亮眼數據背后，離不開強有力的司法保障。以檢察公益訴訟為例，2023年5月至2026年4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辦理野生動物保護領域檢察公益訴訟案件10125件，包括行政公益訴訟2169件、民事公益訴訟（含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7956件，提起公益訴訟4175件。

從開展保護鳥類野生動物專項監督活動到整治線上售賣非法捕獵工具的“綠網行動”；從破解跨部門、跨區域難題到探索建立全國首個省級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巡回檢察機制，檢察機關立足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法律監督職能，持續強化野生動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監督，有力保障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統一正確實施。

2026年4月16日，5頭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大連被放歸大海。新華社記者韓赫攝

犯罪“線上化”

監督“云穿透”

近三年，涉野生動物違法犯罪呈現出什么趨勢？

點開某短視頻平臺一個名為“售賣野生畫眉鳥鳥糧”的直播間，主播不斷暗示：“懂的私信我。”私信后，觀眾便被引導添加主播私人微信。在微信中，真正交易的并非鳥糧，而是國家明令禁止交易的野生畫眉鳥。

這套隱蔽的交易模式，是上海鐵路運輸檢察院第三檢察部環境資源犯罪專辦組檢察官徐剛勤在辦案中梳理出的涉鳥類野生動物交易典型套路之一。隨著2025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開展保護鳥類野生動物專項監督活動，以及同年9月國家林草局、最高檢等17部門聯合開展為期三年的全國保護鳥類活動和打擊非法捕獵販賣鳥類專項行動，檢察機關打擊涉鳥類野生動物犯罪力度持續加大。檢察官發現，此類犯罪日益呈現出“線上化、隱蔽化、團伙化”的特征。

“涉野生動物犯罪鏈條已從線下轉移至線上，不法分子通過‘寵物展示’‘售賣動物食品’等名義引流，用‘爬寵模型’‘活體’等暗語替代野生動物本名，規避平臺監管，并迅速引導至微信等私域渠道，實現‘線上引流、私下交易’的閉環。”徐剛勤介紹，這類犯罪往往分工明確，形成了“獵捕—收購—運輸—銷售”的團伙作案模式。

檢察機關在開展刑事打擊的同時，公益訴訟檢察也在密切配合。針對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明確禁止使用的“捕鳥網”獵捕工具，最高檢在北京、上海、浙江、山東等地部署線上線下合力整治生產、銷售、使用霧網等禁捕工具的違法活動，督促電商平臺加強管理，清理非法交易。以上海市長寧區為例，2024年以來，長寧區檢察院持續督促電商平臺強化日常監管，推動平臺在商品上架審核環節前置攔截，禁止相關捕鳥工具上架，并對敏感搜索進行法律風險提示，有效堵塞了線上監督漏洞。

“無論是候鳥保護、霧網治理，還是打擊電捕魚、野生蚯蚓保護案件，檢察機關不斷更新‘互聯網+’的監督理念，提升了應對新型犯罪的能力，進一步織密了保護野生動物的法網。”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副廳長邱景輝表示，近三年來檢察機關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最突出的成效之一，便是構建起了線上線下協同、更為嚴密的系統治理格局。

協同存壁壘

機制破“孤島”

除了犯罪手段翻新，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還面臨哪些深層次難點？多地檢察官的答案近乎一致：跨部門、跨區域協作難。

四川省樂山市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檢察官助理李玉杰對此深有體會。他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參與辦理的一起案件。2022年4月29日，公安機關破獲一起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查獲活體小熊貓60余只，并統一寄養在野生動物園。“由于行政執法、刑事司法、檢察公益訴訟的銜接協同機制不完善，尤其是各方信息交換不及時，配合程度不高，涉案小熊貓部分死亡。”李玉杰言語間充滿遺憾。

跨區域協作困境同樣突出。青海省三江源地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安勇坦言，青海湖橫跨兩州三縣，非法捕撈青海湖裸鯉行為多發，該院在辦理相關案件時發現，銷贓網絡延伸至西寧等地，行政區劃造成的“各自為戰”給監管帶來巨大挑戰。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檢察院辦理的督促禁止組織穿越自然保護區核心區行政公益訴訟案，突出反映了跨省協同之難：浙江清涼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保護區，位于浙皖交界，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華南梅花鹿、安吉小鯢等珍稀物種的核心棲息地，跨省協作保護這些動物面臨信息共享不暢、執法銜接不順等問題。

浙江清涼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面對這些難題，檢察機關沒有止步于個案辦理，而是探索出“訴放分離”、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巡回檢察等多項協作機制。

“訴放分離”就是在提起公訴前將涉案活體野生動物放歸，實現涉案野生動物先期處置，破解此前普遍存在的涉案野生動物處置滯后問題。“考慮到野生動物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辦案中既要妥善辦好刑事案件，也要保護好野生動物資源，這也是我們推出‘訴放分離’機制的初衷。”李玉杰說。為讓這一創新模式落地見效、規范運行，樂山市檢察機關積極健全涉案活體野生動物移交救護協作機制。比如，樂山市下轄的馬邊彝族自治縣檢察院牽頭制定《進一步優化野生動物活體物證管理協作配合辦法（試行）》，樂山市檢察院制定《關于建立野生動物活體物證“訴放分離”機制的工作辦法（試行）》，規范涉案野生動物扣押、處置流程。

杭州市臨安區檢察院則以辦理非法穿越案為契機，主動牽頭，推動建立“浙皖邊界六區縣市檢察協作機制”，將野生動物跨區域保護作為協作重點，聯合浙皖邊界相關地區檢察機關共同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協同開展生態修復。

2024年12月，浙江清涼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章叔巖與黃麂“嘬嘬”在野外偶遇。“嘬嘬”從小由章叔巖喂養，后放歸自然。王浩軍攝

“為破解生態保護‘跨行政區劃、跨部門監管、跨流域治理’難題，2022年2月，青海省檢察機關在全國首創了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巡回檢察機制。”青海省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部主任黨春艷向記者介紹，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巡回檢察制度由青海省檢察院統籌、三江源地區檢察院主導，串聯屬地檢察機關開展巡回檢察，實現全域巡查、協同辦案。同時，為打通部門壁壘，相關檢察機關牽頭多部門建立巡回檢察聯席會議機制，厘清各自職責邊界，不僅實現了案件線索、監管數據、執法信息的高效共享，更針對青海湖裸鯉這類高原特有物種，在生態損害評估、修復責任劃分方面統一了標準。

四月的青海湖畔，湖冰正大面積消融，伴隨著高原的春風，青海省三江源地區檢察院巡回檢察組又一次沿湖岸一路前行，車輪碾過解凍的湖灘與行政區劃的界線，把原本分散的監管片區連為一體……在生態保護綜合治理及公益訴訟檢察履職協同發力下，截至2025年年底，青海湖裸鯉資源蘊藏量已恢復至13.3萬噸，“半河清水半河魚”的生態盛景重現高原。

“近三年，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圍繞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同向發力，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不僅完善了協作機制、破解了協同難題，還妥善緩解了人獸沖突、人鳥矛盾等野生動物保護中的其他突出問題。”邱景輝評價道。

法典賦新能

履職新契機

202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頒布，其中專設“野生動物保護”一節。這為檢察工作帶來了哪些新契機？

“生態環境法典賦予了檢察機關更明確的法治責任和更堅實的履職方法。”重慶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杜輝指出，法典首次在法律層面明確“生態環境檢察”概念，并細化了公益訴訟提起條件。未來，檢察機關應聚焦野生動物保護痛點難點，高質效履行公益訴訟檢察職責。

杜輝認為，生態環境法典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可形成制度合力，“法典更強調物種保護的生態安全面向，與側重公共衛生安全面向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相結合，能更全面地應對疫源疫病監測、濫食野生動物、檢驗檢疫等關鍵問題。”

在邱景輝看來，生態環境法典關于志愿服務的規定，為檢察機關充分發揮“益心為公”志愿者作用，高質效辦好生態環境檢察公益訴訟案件提供了有力支持。生態環境法典增設“光污染防治”專節，為檢察機關結合野生動物保護相關規定，總結復制推廣貴州畢節、廣東深圳防治光污染保護候鳥的辦案經驗提供了法律保障。

長期關注檢察公益訴訟與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期待，生態環境法典能與公益訴訟檢察實踐有機銜接，形成保護合力，引導全社會更加關注生態法治建設。

從群眾期盼到司法實踐，生態環境法典的出臺也為檢察機關系統謀劃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提供了指引，最高檢的相關部署與重點任務均與之密切相關、同向發力。2026年，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就“深化保護鳥類野生動物專項監督，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提出了明確要求，并在部署服務保障國家公園建設監督活動中，強調加強對園內珍稀物種、“三有”動物及其棲息地的保護。

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廳長徐向春表示，下一步，檢察機關將以生態環境法典及修訂后的漁業法實施為契機，進一步加大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辦案力度，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協定》的貫徹執行貢獻檢察力量。同時，與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歐洲環保協會、國際鳥盟、野生救援等國際組織加強交流合作，講好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的檢察故事。

（來源：檢察日報 全媒體記者：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