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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斗斗

五四，正值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時期，這個時候女性主義的主要任務是讓女性走出家門，走向公共領域。具體的女性權益訴求有受教育權、工作權、投票權、財產權、選舉權、放足放胸等。這時候，我們有梁啟超、金天翮、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一大批載入史冊的為女性權利奔走呼號的男性，但在這之后再也沒有形成男性知識分子群體幾乎一致地為女性爭取權利的盛況。

那時候爭取公共領域的女性權益，是讓男性受益的。從清末開始興辦現代工廠，中國開始進入工業化，衣服、布料、女紅等傳統由女性在家生產的東西，逐漸被工廠生產取代。在工廠機器的生產效率面前，女性在家織布，不如去外面工作掙錢來買布更劃算，這更符合家庭利益。所以女性進入公共工作領域，也與同一家庭中男性的利益一致。

再就是，從清末到五四，中國一直受到西方國家和日本的侵擾，打了很多敗仗，面對當時西方列強的強大，知識分子都在尋求強國之道。從優生學的角度來考慮，女性放足放胸、參與體育和勞動，能夠生出更健康的孩子；女性接受教育，能夠給孩子更有智識的教育。女性走進公共生活，也是那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實現強國抱負的重要一環。

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后，一批女性接受教育、走向社會，經商、從政、參軍、學術研究等各種職業女性涌現。有了一批受過教育的女性，女性已經可以為自己發聲了，她們發現受教育權、工作權、投票權、選舉權等公共權利的獲得，并沒有讓她們獲得真正的平等。她們進入了公共領域工作，但私人領域的家務、育兒、照護勞動仍然是女性在承擔絕大部分責任，男性并沒有平等承擔起家務、育兒、照護勞動，女性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男性卻不用面對這樣的問題。女性在工作領域完成第一輪班后，回家還要繼續她們的第二輪班——家務、育兒、照護，男性完成工作后回到家是休息。

1942年丁玲寫的《“三八節”有感》，道出了女性的這種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困境：「她們在沒有結婚前都抱著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爭生活，她們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幫助”的蜜語之下結婚了，于是她們被逼著做了操勞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們也惟恐有“落后”的危險，她們四方奔走，厚顏的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刮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悄悄的去吃著墜胎的藥。而她們聽著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只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過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于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后”的命運。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還能犧牲自己的事業去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劇。即使在今天以我一個女人去看，這些“落后”分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們的皮膚在開始有褶皺，頭發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取她們最后的一點愛嬌。她們處于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的社會里，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

女性犧牲事業回歸家庭，會背上“回到家庭的娜拉”的“落后”名聲，投入工作照顧不好孩子家庭，又被說不負責任、貪圖舒服。甚至說比舊社會女性還苦，那時至少不用工作、家庭兩頭都顧好，顧好一頭就很好了。丁玲是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女性代表，受過教育，有了自己的事業，但苦于平衡家庭和事業。她們進入了工作領域，但她們的丈夫并沒有平等分擔家務、育兒、照料勞動，今天仍然如此。

丁玲這篇文章揭示的，也就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主要問題，私人領域的平等分工，即家務、照料、育兒勞動的性別平等分工。1942年丁玲就已經提出來了，今天仍然是女性主義未完成的平權任務。

到50年代，新中國土地改革、建設工業的大背景下，也出現了一波女性解放的高潮。這時候也有不少男性革命家參與，但仍然是局限在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的主張，號召女性參與公共領域的農業、工業生產，但私人領域仍未出現號召男性平等承擔家務、育兒、照料責任的倡導和政策。只是在公共領域號召“婦女能頂半邊天”，并未在私人領域號召“男性能頂半邊天”，即便丁玲等女性革命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延安時期就已經把問題提出來了。

面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任務，男性要為女性權益發聲，首先要從自己承擔家務、育兒、照護做起，革命的對象是我們男性自己，這觸動了男性自己的利益，所以男性集體沉默退場了。我們希望希望女性在公共領域搞事業掙錢，和我們一起承擔養家責任，同時仍然希望她們在私人領域為丈夫、為孩子、為老人做免費保姆，這更符合男性利益。面對利益和性別平等正義，男性毫不猶豫選擇了利益，即便損害的是那個我們承諾相濡以沫的、永結同心的、互相扶持的終身伴侶。

前面筆者說到的五四時期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中，為女性權益大聲疾呼的男性知識分子，也同樣如此，他們為女性的公共權益搖旗吶喊，但在私人領域卻同樣為維護自身利益而打壓女性發展。梁啟超主張興辦女學、女性工作、放足、一妻一夫，但他仍然納妾。魯迅主張女性經濟獨立（《娜拉走后怎樣》：“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但妻子許廣平表示想出去工作時，他卻是反對的。許廣平在《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中說「我私意除了幫助他些瑣務之外，自己應當有正當職業，再三設法將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對了好幾次……（魯迅）迫得我好似一個希特拉的“賢妻”，回到家庭，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后來再做了母親，成天給家庭的一切鬧昏了，到夜里往往睜不開眼皮……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

我發現現在還有許多男性喜歡跳過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主要議題——家務、育兒、照護的平等分工，而進入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的議題，他們擁抱后現代，擁抱文字游戲。因為第三波浪潮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后現代女性主義，主張解構、消解性別，很容易變成話語層面的問題，變成文字游戲，而忽視現實結構和責任，只說應然不看實然。比如說到現實中存在家務分工的不平等，男性要承擔家務責任，他們說應該消解性別，不要再說女呀、男呀，不要被這些標簽框住了。個體是可以選擇去過一種無性別的生活，但現實不是這樣的呀，文化、制度、習俗對性別的角色塑造的強制力，不是一句話就能夠消解掉的呀。

關于社會建構的現實強制效力，謝晶在《平等悖論》一書中舉的一個例子，我覺得非常能說明問題：貨幣、金錢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建構，我們社會約定某種金屬、印有某種圖案的紙為貨幣，它雖然是社會建構的，但它的實際效力不比我們天然具有的身高、體重、膚色對我們的影響小，我們離了金錢很難生存下去，這就是社會建構的現實力量。他們喜歡沉迷在文字游戲里，玩著消解一切的消消樂虛擬游戲，逃避現實問題和自己的責任。還有就是第三波女性主義提出的交叉性，性別與階級、種族、國別等都是交叉起作用的。一說到性別問題，他們就會用階級呀、人權呀，來轉移性別問題，和交叉性的本意也風馬牛不相及。（保命聲明一下，我這里不是要否定后現代和交叉性，這都是我很受啟發的理論資源，只說批評這些濫用理論資源來逃避責任的亂象。）

當然，今天仍然有男性知識分子為女性發聲，比如梁文道、羅翔、梁永安、維舟、方剛、林垚等，我只是感慨與一百年前五四運動前后相比，太衰微了！

2024年，陳朗博士在致丈夫徐曉宏的悼文中寫道：「我想起小孩因為新冠停學在家的時候，我在家里疲憊不堪，他在網上揮斥方遒。國家、革命、現代性，和我又有什么關系呢？他和他的朋友們聊女性主義的時候，我心中冷笑……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杰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心最痛苦地尖叫著。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歷史上的多數學術大師們背后恐怕不是殷實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們、為他們奉獻一生的女人們。」[1]

今天男性要和女性站在一起，首先自己要承擔起一半的家務、育兒、照料責任，這是最為重要的，不要讓你的妻子、母親、姐妹在內心痛苦尖叫而不自知。今天男性要參與到女性平權行動中來，最主要是我們有沒有對自己進行內在革命的勇氣和擔當，自己承擔家務、反思有毒的男子氣概、接受和袒露自己的脆弱、反暴力反騷擾，然后才是向外的。

【注釋】

[1]《緬懷曉宏｜陳朗：請君重作醉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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