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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票贊成、0票反對”，馬克龍完成了當年的承諾。

歐盟成員國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重大草案，大批國寶要回家了？對中國來說，它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被嚴格設好邊界的框架，能不能用好，完全要靠后面歐盟怎么一步一步做。

馬克龍曾放話，讓文物各回各家

5月6日法國國民議會以141票贊成、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草案，前后不到十個月。對一個平常動輒拖上幾年才走完程序的國家來說，這個速度相當特別。

再加上馬克龍的第二個任期將在2027年結束，這部法在他卸任前成形、落地，等于給2017年的承諾一個可以拿得出手的交代。

這一點，決定了法案的起點和主軸：首先是面對非洲，其次才是面向更廣范圍的“他國文物”。

法案通過當天，法國文化部長達蒂還宣布啟動一個三年計劃，專門研究法國博物館藏品的來源，預算500萬歐元，優先針對西非和中非的藏品。

這一步等于把“誰是主要受益方”寫在了預算和工作重點里。非洲是主戰場，這一點并不隱藏。

這事真正要從2017年說起。那一年，馬克龍在布基納法索公開承諾，要推動把法國博物館里來自非洲的文物，歸還給原屬國。當時這句話說得很硬，姿態也很高，被非洲不少國家當成一個重要承諾。

但承諾說出去了，法國國內的制度卻沒有跟上。《遺產法典》早就寫清楚了，公立機構的藏品原則上不得轉讓。換句話說，哪怕只想還一件文物，也得為這一件專門通過一部法律。

實踐中這套程序到底有多慢，貝寧是個典型例子。為了向貝寧歸還26件文物，法國人整整折騰了三年。三年只解決二十多件，放到非洲各國手里那一長串訴求名單上，根本看不到頭。

法國議會越來越清楚，如果還堅持這種逐案立法的做法，光是處理現有請求，就足以讓議程排得動彈不得，更別提以后會不會有更多國家加入進來。

于是，從2017年的承諾，到后來一件一件單獨立法的緩慢推進，再到議會意識到自己可能會被各種返還請求“拖垮”，中間積累的是一種壓力：外部有前殖民地持續施壓，內部有法律程序過于笨重的現實。

到了2025年7月，法國干脆啟動“快速程序”，把這部統一處理“非法所獲他國文物返還”的法案推上日程，就是要用一部統領性的法律，把零散案件統一裝進一個新框架里。

可見，這部法案不是某個國家突然心血來潮要“還天下之物于天下”，也不是專門為中國設計的“友好禮包”，而是在承諾壓力、制度瓶頸和外交現實共同作用下，被擠出來的一種折中安排。

條文里的細節，有門檻的歸還

理解這部法案對中國有什么意義，先得看它到底怎么設門檻。

法案只承認1815年到1972年之間，以“非軍事用途”名義被法國獲取的文物，屬于可以被討論的對象。

1815年之前的，哪怕來源再有爭議，也不在這部法的適用范圍內。1972年之后通過黑市等渠道流入的，同樣被排除在外。

這樣一來，大量早期的戰時掠奪，以及后來通過非法交易獲取的藏品，都被一道時間閘門徹底擋在門外。

文字上寫得很好聽，只有“非法所得”的文物才有資格進入返還程序，聽起來像是設了一條道德標準。

但問題在于，“非法”的認定完全掌握在法國這一方手里。是殖民時期的強行征用算非法，還是只算最粗暴的武力搶奪？是看當時的國際規則，還是按今人的標準回頭判斷？這些都沒有清晰寫出來。

并且所有返還請求，都要通過一個雙邊科學委員會進行審查。

委員會由雙方專家組成，法國專家占一半席位，這在形式上體現了“雙邊”，但在具體操作上意味著每件文物都要經歷較長時間的鑒定和討論。

更要緊的是，法案并沒有寫明當委員會內部意見不一致時，如何裁決。沒有明確規則，就等于給了拖延和反復討論一個天然理由。

法案設定，只有被法國政府主動公布為“非法獲取”的文物，才能正式進入返還程序。這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姿態問題。

以中國為例，楓丹白露宮中國館里，有大量帶著“1860年遠征中國所得”標簽的器物。要把這幾行字從含糊的“遠征所得”，換成官方文件里的“非法掠奪”，現實中會遭遇多重阻力。

國立博物館體系的策展人、研究人員、收藏家群體，很難接受這種自我否定式標簽。對任何政府來說，公開承認“這東西本來就不該在我們手里”，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

法國境內大量中國文物，尤其是近幾十年通過市場流通的那一部分，都在私人藏家手中。2016年巴黎拍賣的圓明園青銅鼠首，就是很典型的私人藏品。

對這種文物，法國政府既不擁有所有權，也沒有強制回收再轉交的權力。私人背后往往連著古董商、拍賣行這整條利益鏈，寄希望于他們自發拿出高價值藏品，只靠道義勸說，幾乎沒有現實基礎。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樣的框架既不值得過度期待，也不必一味貶低。它的存在意味著，以前完全沒有法律渠道的地方，現在多了一條可以利用的路徑。

圓明園劫掠發生在1860年，時間上落在1815到1972的區間之內，法案文本里也確實提到“被軍事力量扣押而不具備軍事用途的財產應當返還”這種表述，有學者據此判斷，圓明園文物理論上可以被納入返還范圍。

這也正是為什么，在中國外交部5月7日的回應里，一方面用了“贊賞”“期待”這樣的肯定性措辭，另一方面又把重點落在“通過對話合作推動流失文物的保護與返還”上。

既不把這部法案夸大成立刻改變格局的轉折點，也沒有簡單把它當成一道擺設。這種處理方式，本身就是對法案結構的一種現實判斷。

中國怎么用這部法取回丟失的文物

在這部法案底下，中國能做什么，應該怎么做。

中法之間，其實早就有一個相對穩定運作的文化遺產工作組。這個機制在過去已經發揮過作用，法國歸還中國部分重要文物，就是在“外交協商+法律配合”的模式下完成的。

這種方式有一個明顯優勢，比起一下子把問題推到國際法庭或多邊場合，通過兩國之間的專門通道來處理，操作空間更大，阻力也相對可控。

現在多了一部法國國內法，中方完全可以在這個雙邊工作組框架下，提出把某些中國文物列入“優先討論清單”，先選爭議相對小、來源相對清晰的案例，從容易切入的地方做起。

具體到對象，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伯希和敦煌寫經，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突破口候選。這批文物的來源情況相對明確，國際學界關于其應回歸原屬國的討論也存在一定共識，法國國內也有學者支持返還。

如果能在這樣一個案例上推進一步，不僅是單件文物的得失問題，更能為之后類似案件提供操作范本，讓這部法案真正“轉起來”，而不是停在紙面上。

根據目前節奏，法案大概率要到2026年底或者2027年初正式生效，之后中國可以在評估成本和收益的前提下，在法國法院適時提起民事確權訴訟。

這類訴訟耗時長，花費大，不適合鋪開，但可以用在標志性、牽引性的案件上，作為談判中的一張牌。

在官方渠道之外，民間社會和輿論也是可以用的資源。國內一批基金會、研究機構已經在海外文物追索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可以通過合作研究、展覽、學術交流等方式，和法國的博物館界、大學、民間團體建立更緊密的聯系。

一部分法國左翼政黨和人權組織，對殖民歷史持比較批判的態度，他們如果在本國媒體和公眾討論中提出更明確的返還主張，會在法國社會內部形成人們更易接受的話題氛圍。

這種內部推動，往往比外部施壓更加持久，也更容易被當地受眾接受。

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海外流失文物的回歸，本身就是對歷史上一段不對等關系的慢慢修正。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只靠一兩部法律就完成。

法國這次立法，固然有明顯局限，但它畢竟是西方老牌殖民國家第一次用系統性法律承認“自己曾非法獲取過他國文物，并愿意在一定條件下歸還”。

這一步本身就是一個新的起點。

參考資料：“141票贊成、0票反對”，法國國民議會審議通過
2026-05-07 10:24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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