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金鑫YOYO

來源 | 微信公眾號@一個符號工作室

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最近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日發63條微博瘋狂刷屏到自己公司的員工都人手多個社交賬號疲于奔命，二是公開宣布“中國懂車設計的只有雷軍、余承東和他本人”三人。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這種言論大概會被歸入精神科診療范疇。但在2026年的中國互聯網，這只是一個科技公司創始人的“工作日常”。

這不禁讓人想問一個深刻的問題：當科技公司的CEO開始比MCN機構的簽約網紅還拼命出內容，這到底是科技行業的淪喪，還是這個時代的悲劇？

答案可能比問題本身更荒誕——這既不完全是淪喪，也不全是悲劇，而是一套精密得令人窒息的商業邏輯，在倒逼創始人集體“下海賣藝”。

第一，流量成本高企，倒逼創始人無底線博眼球。

在中心化媒體時代，品牌只需要在央視砸幾千萬廣告費，全國人民就都認識你了。但如今信息爆炸、算法當道，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困在全網密集的信息繭房里。

正經做品牌傳播？你的廣告預算大概率會被信息繭房吞得骨頭都不剩。

所以，才有了追覓這條“用爭議穿透信息繭房”的離譜策略：俞浩炮轟小紅書、揚言百萬億市值、放話吊打特斯拉，等等。

本質上，和你刷短視頻時忍不住點開的那些驚悚標題是一回事。

周鴻祎早就說漏嘴了真話：企業家在短視頻時代搞流量不可恥，像雷軍、余承東用流量至少為企業省下了幾十億的營銷費用。

既然花幾十億才能買到同等曝光，那臉皮又值幾個錢？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當正規渠道的獲客成本高到天際，創始人親自下場“發瘋”就成了最理性的選擇。

荒唐，但合理。

第二，創始人賺錢太多閑得慌，不搞點事情渾身難受。

這句話只說出了一半的真相。

更完整的表達是：創始人賺了足夠的錢之后，開始進入了某種“人生意義焦慮綜合癥”——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必須改變世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俞浩說追覓的使命是“推動人類生產力提高100倍”，“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億美元的公司生態”。

當一個做掃地機器人的CEO開始跟你談人類生產力，你就知道“馬斯克綜合癥”如同meme（迷因）一樣，已經完成了本土化變異。

他不僅說，他還做——跨界造車、做火箭汽車、進軍天文望遠鏡賽道、成立十幾支產業基金，仿佛不把所有行業都做一遍就對不住這個時代。

馬斯克已經用親身實踐證明了：一個有錢、有閑、有社交媒體賬號、還有存在感焦慮的科技公司創始人，本身就是一臺行走的內容生產機器。

區別在于，馬斯克是Original，中國的創始人們是帶著本土化適配的復刻版。所以，才有了“蘇州華強北”、“義烏廠二代”集體發瘋搞抽象的狀態。

第三，情緒價值已經從品牌營銷的加分項，變成了品牌資產的硬通貨。

過去我們談品牌，談的是功能價值、品質信任、性價比。

但現在呢？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發布的《視聽時代企業家IP價值重構白皮書》一語道破天機：在傳統廣告效果加速衰減的今天，產品內容的可信度和情緒價值，正在取代檢索信息的精準度與覆蓋面，成為影響消費決策的主要變量。

換句話說，消費者不再為產品參數買單，他們在為情緒買單。

創始人就是那個行走的“情緒生產工具”。

雷軍說一句“Are you OK？”能傳成全網梗，周鴻祎賣一輛邁巴赫能霸榜一周，而俞浩顯然悟透了這個道理——他不僅說狠話、放狂言，還連發多個視頻講述自己“艱辛的村娃少年生活”，精確地戳中這個時代最暢銷的情緒品類：苦難敘事+底層逆襲。

品牌本身講不出這樣的故事，只有一群戴著工程帽的研發人員講不好。

所以CEO必須親自上陣，把自己的生平壓縮成短視頻，把自己的夢想制成情緒消費品，供用戶免費領取。

第四，社交媒體用戶的年輕化，讓傳播學意義上的“理性人”前提徹底崩塌。

清華大學周慶安教授指出，企業家IP的興起依托三大驅動力：公眾注意力日益稀缺帶來的流量紅利、社會信任機制的結構性變化，以及AI數字技術的全面賦能。

當互聯網原住民成為消費主力，當微博熱搜的閱讀習慣已經培養出了“不刺激就不看”的信息接收模式，理性的、克制的、專業的品牌傳播在被算法支配的社交媒體上幾乎永無出頭之日。

俞浩要求追覓兩萬名員工“全員自媒體”，每人每天發布3條短視頻，粉絲過萬獎勵一萬元、過十萬獎勵十萬元——這不只是營銷策略，這是一場公司內部的“全員注意力戰爭”。

當一個兩萬人的公司被指揮官押上了爭取注意力的前線，你很難說這是創始人個人作秀還是被逼無奈。

或許兩者都有，也或許兩者已經無法區分了。

歸根結底，創始人IP的娛樂化，不是誰的道德問題，也不是哪個CEO的個人選擇，而是一整套看不見的傳播學機制和經濟學邏輯在悄然運轉。

流量貴了，所以只能靠出格；用戶年輕了，所以只能靠情緒；算法瘋魔了，所以只能跟著瘋魔；品牌沒人設，所以創始人成了品牌本身。

這或許就是這個時代的底色——

當一個創始人開始在社交媒體上說“賈躍亭是窒息加夢想，追覓是理性加夢想”，你甚至分不清他是在做公關，還是在進行一種后現代的自我解構。

而圍觀的我們，也不知道該鼓掌還是該嘆氣。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當我們開始用“這個CEO很有趣”來評判一家科技公司時，科技本身就已經在被娛樂廉價地收編。

這不是誰的淪喪，這是我們所有人共同參與制造的時代癥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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