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秦漢至唐宋時期（三）

天下名都會

物阜民豐，列備五都

秦漢時期國家統一 ，為巴蜀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李冰、文翁相繼興修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 為巴蜀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繁榮奠定了重要基礎。而秦漢移民入蜀帶來的鋤、鍤、鐮等鐵制農具和稻作耕種新技術，促進了四川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人口的增長。據《漢書 ·地理志》記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益州的蜀郡、廣漢郡、巴郡、犍為郡、越巂郡 5 個郡，有人口共約 320 萬，耕地面積約 25 萬公頃，到沖帝建康元年（144 年），人口增加至 442 萬，耕地面積約 37 公頃, 可見益州在全國經濟、社會和農業生產中的繁榮與重要地位。

四川農業耕種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主要表現在水稻種植的精耕細作上。在川西的新都、彭山、峨眉、樂山、眉山等地，先后發現了田、塘、渠配套的陶制“水田模型”。該模型呈長方形， 中有溝渠流水，渠中養有魚，兩邊為稻田，田中密植水稻秧苗。稻田有進水口和出水口，便于調節水溫與水量，說明這時成都平原的水稻種植與稻田利用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據《華陽國志 ·蜀志》記載，“綿（竹）與雒（縣）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者，其產量已達關中等地種植粟的十倍，相當于現在畝產 780 斤到 1160 斤, 足見成都平原水稻種植技術與產量之高。據左思《蜀都賦》云：“（蜀郡）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

反映了成都平原農業生產與種植一片興旺的景象。另據《華陽國志 ·蜀志》記載，在盆地中部的中江縣南部、射洪、鹽亭、蓬溪、遂寧、江油等地， 山原肥沃，有“山原田”并有漁澤之利。在川東渠江流域的河川地區，人們從以漁獵為生轉移到以種植稻禾為主的農耕經濟。尤其是中原移民后裔如卓氏、程氏、鄧氏、司馬氏等富豪，在川西平原修建了大大小小的農業莊園，成為蜀中農耕生活發達的重要標志。他們還利用自身掌握的技術優勢發展冶煉、鑄錢和制鹽業，經營發展工商、交通、 貿易業，成為“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的一代巨富，過著堪比王侯公室的奢侈生活。《華陽國志 ·蜀志》為此評價說：“漢家食貨， 以為稱首。”

充分說明秦漢時期巴蜀農業生產在全國的領先地位。

秦漢時期， 巴蜀地區除了稻作等糧食產量大增外，在經濟作物種植、畜牧養殖方面也很發達。據《華陽國志》記載， 巴郡之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蠶、麻、苧、魚、鹽、銅、鐵、丹、漆、茶、蜜 …… 黃潤、鮮粉， 皆納貢之”。果實之珍貴者，“樹有荔枝、蔓有辛蒟， 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蕟”。蜀郡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 …… 桑、漆、麻、苧之饒。 …… 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⑤。可謂物產豐富，種類繁多。西漢時，因朐忍（今重慶市云陽縣）、魚復（今重慶市奉節縣）盛產柑橘，朝廷為之專門設有柑橘官；東漢時，江州（今重慶市）、安南（今樂山市）也設有柑橘官。犍為郡安南出黃柑橘，“大如升，色蒼黃”, 品質很好，在全國非常出名。巴蜀之地設置專門的柑橘官或柑橘社，負責柑橘的生產、管理與銷售，這在全國其他地區都是獨一無二的，說明巴蜀的柑橘是非常重要而獨特的經濟作物。此外， 巴蜀地區的小吃類食品也很有名。如江州（今重慶市）有清水穴，巴人用這種水制作的粉條鮮香好吃，人們把清水穴水稱作“粉水”，把用清水穴之水制作的粉條稱為“墮休粉”，是當時進貢的佳品。

巴蜀之地盛產茶葉，分布較廣。據文獻記載，至遲在漢代， 巴蜀在茶葉種植與飲用方面已比較普遍。據成書于漢代的《神農本草經》記載，益州的山谷、陵道兩旁生長的茶樹，寒冬不死；據《華陽國志》記載， 巴蜀之地如涪陵郡“惟出茶”，廣漢郡“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 ”；西漢王褒在《僮約》中記載了“武陽買茶”，這是中國最早關于茶葉產地的記載。南安茶的主要產地大約在今丹棱、洪雅一帶，宋代還在這些地方設有專門的買茶場所。

秦漢時期的巴蜀大地， 已從戰國時期的“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的自然粗放社會生產形態，發展成為“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沃野千里”“民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而且，在全國遭遇饑荒時， 巴蜀還是重要的糧食供應基地。如漢高祖初年，楚漢戰爭正酣之際，關中遭遇大饑荒，高祖便令關中饑民前往巴蜀就食；武帝時， 山東、江南等地遭遇水災，糧食連續數年歉收，赤地千里，乃至于出現了“人或相食”的慘狀，武帝為此下令調集巴蜀糧米以賑濟災民，可見巴蜀作為全國糧倉的重要地位。

四川稻作以及經濟作物的快速發展， 為四川經濟、社會特別是城市手工業、商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秦漢時期， 巴蜀的手工業比較發達，制鹽、冶煉、紡織、漆器和金銀器業最為著名，使成都成為城市工商業與交通、 貿易最發達的“五都”之一。

四川井鹽開采較早，秦并巴蜀時已設有專門的鹽官。漢代巴蜀之地產鹽的地方較多，早在西漢時， 臨邛、南安、朐忍和巫縣， 已設有鹽官。此外，定笮也出產鹽。其中，朐忍的鹽結晶體“大者方寸， 中央隆起，形如張傘”, 質量很好。東漢以后， 巴蜀的鹽業迅速發展。據《華陽國志》記載， 巴蜀五郡都有鹽井， 總計產鹽之地，共有臨江縣（今重慶市忠縣）、朐忍（今重慶市云陽縣）、巫縣（今重慶市巫山縣）、漢發縣（今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一帶）、充國縣（縣治在今閬中市西天宮鎮）、郪縣（今綿陽市三臺縣南）、江陽縣（今瀘州市）、漢安縣（今內江市）、南廣縣（今宜賓市高縣一帶）、廣都縣（今成都市雙流區一帶）、臨邛縣（今邛崍市）、什邡縣（今德陽市什邡市）、牛鞞縣（今成都市簡陽市）、南安縣（今樂山市）、定笮縣（今涼山州鹽源縣） 15 個縣，較西漢增加了 10 個，臨江縣還新增了一處鹽官。可以說，后世主要產鹽區除自貢市的四區兩縣外，至東漢時都已開始掘井制鹽。巴蜀還是最早以天然氣煮鹽的地方。揚雄在《蜀都賦》中記載：“東有巴，綿亙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

這是關于火井煮鹽最早的文獻記載。西晉左思《蜀都賦》、張華《博物志》都記載了臨邛火井煮鹽的情形。據《博物志》記載：“臨邛有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后，火轉盛。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

常璩在《華陽國志》中記載：“臨邛火井鄉（今邛崍市西火井鎮）以天然氣煮鹽之事。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以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

因為天然氣的火力溫度比家火更高， 因此 ，用天然氣煮鹽的產量也更高。用天然氣煮鹽，這是鹽業史和天然氣開發史上的一大重要發明。

巴蜀之地礦產豐富，金銀銅鐵的開采冶煉技術也比較發達。西漢時，嚴道銅山（今滎經縣北一帶）是當時巴蜀境內最大的銅礦。漢文帝把銅山賜封給寵臣安南人鄧通（生卒年不詳），讓他采銅鑄錢，史稱“鄧氏錢布天下”。鄧通靠嚴道銅山鑄造錢幣成為富甲天下之人。西漢在臨邛、南安、武陽設有鐵官， 臨邛是最大的冶煉中心。卓王孫、程鄭等借助冶鐵致富 ，成為天下富豪。據《史記 ·貨殖列傳》記載，卓氏從山東遷到臨邛，招攬貧民于鐵山冶鐵、鑄造鐵制農具，想方設法賣與滇、蜀之民，借此獲取暴利，成為擁有僮仆千人、樂比王侯的巨富。山東人程鄭，靠冶煉制鹽，賣與“椎髻”的云南等地的邊民，成為比卓氏更加富有的一代富豪。像卓王孫、程鄭這樣的遷民靠工商業成為富豪者當不在少數。此外， 巴蜀本地也有不少靠冶煉礦產致富者，如巴郡的寡婦清，也以釀酒和采制丹砂致富，并得到秦始皇的褒揚，寡婦清家族到西漢時仍然在采集丹砂，不曾歇業。

漢、晉時期，蜀郡之江原縣（今崇州市）出好麻與黃潤布。黃潤布是蜀中生產的一種細麻布，亦稱“蜀布”，是與“蜀刀”齊名的蜀中特產，遠銷國內外。文翁選派蜀中俊秀張叔等到京師學習儒學、法令， 曾經節省郡府用度，購買蜀刀、蜀布等蜀中特產饋贈博士官。張騫出使西域， 在大夏曾見身毒商人轉賣“蜀布”。黃潤布以蜀中特產的牡麻纖維制作而成，輕柔潤澤，可以將整匹布卷藏于竹筒中攜帶，所以又有“筒中黃潤”之說。據揚雄在《蜀都賦》中形容說，其纖細如“蜘蛛作絲，不可見風”。黃潤布一端（一端約長 2 丈），其價格就可達數金，可謂彌足珍貴。黃潤布與“齊阿之縑”同為漢晉時期的重要貢品。

西漢時，蜀錦制作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不僅制作工藝復雜， 而且質地上乘，顏色美艷，成為北方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品。1995 年，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的一座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的墓葬中， 出土了一件刺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和另一件刺有“五星出東方，討南羌”的文字錦帛。兩件錦帛色澤鮮艷，組織結構繁縟，織樣詭秘神奇，被證實是蜀錦中的上等佳品。刺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錦帛長 18.5 厘米，寬 12.5 厘米， 以白絹鑲邊，邊上各縫綴 3 條用于系拴胳膊的白色絹帶。錦帛的中間，繡有麒麟、鳳、虎、芝草、慶云、五星等祥瑞圖案。在蜀錦上繡文字、山河與鳥獸圖案，證明當時的人們已掌握在錦緞上刺繡的高超技藝，蜀錦與蜀繡同時存在，并已有了很好的結合。“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塊錦帛，從今人的視角來看，蘊含了豐富的商貿、歷史與文化信息。一是證明蜀錦在絲綢之路上很早就是作為交易的重要商品。二是證明成都很早就加入了北方絲綢之路， 而且與北方絲綢之路重鎮長安一樣，都是全國商業交通、 貿易網絡的中心。以蜀錦蜀繡為代表的成都， 已經成為全國重要的絲綢中心，是名副其實的絲綢之都。三是蘊含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相似內容的記載，早已有之。如《史記 · 天官書》云：“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利中國。”這在《漢書》《晉書》《隋書》中都有相似的記載。所謂“五星”，是指歲星、熒惑、鎮星、太白和辰星五星。按照儒生的解釋，如果五星同時出現在東方天空中，則于中原王朝對外用兵非常有利。在蜀錦上刺繡上述文字，說明蜀錦很早就承擔了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 —— 把關于大一統中國、中華正統觀、中原文化向心力等思想文化意識傳播出去。說明巴蜀文明很早就有向往中原文化核心這一事實。此外，這塊錦帛還反映了當時歷經戰亂之苦的人們，希望國家安定團結、反對國家分裂、民族分裂的愿望。

西漢時的蜀錦制作， 已從純粹的手工作業發展到工場手工作業的階段。2012 年， 在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出土了四部保存較好的一勾多綜式提花織機模型。這些織機結構精巧而復雜， 根據模型 復制的 提花 機 還復 制了五 色“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絹帛。在織機旁邊，還發現了 16 只彩繪的木俑，她們正是操縱織機的傭工。4 部織機與 16 名傭工，正好形成了西漢工場協作制作蜀錦的場面，說明西漢四川的織錦技術與產量已達到了較高水平，而且呈現出規模化生產的趨勢。

隨著巴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繁榮， 巴蜀城市工商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秦漢大一統后，從陸路來看， 向北修通“千里棧道”，通過故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翻越秦嶺，可由四川、漢中向京都咸陽或長安運送物資，促進了巴蜀與中原商貿的交流與人員往來。向南，漢武帝開通西南夷。從成都出發，主要通道有通過滎經、漢源、越巂至邛都（今西昌市）的旄牛道，此道向南進入云南后經過永昌可達緬甸、印度；從成都南下經僰道、朱提到云南滇池，有所謂的“五尺道”；另有從成都經僰道進入夜郎（今貴州境內安順市、黔西南州和六盤水市一帶），沿牂牁江至番禺（今廣州市）的牂牁道。從水路來看，經由岷江、嘉陵江、大渡河、涪江、烏江進入長江，出夔門可達荊楚和吳越。

從成都四出，北可達中原，東可達吳越，南可達番禺，西可達青藏高原。蜀中的邛竹杖、蜀布、鐵器等借助南方三道銷往今廣州市、云南省、緬甸和印度，這些地方的珠寶、象牙、馬匹和香料也傳入成都。秦并巴蜀后，成都逐漸發展成為西南的商貿中心和重要的貨物交換基地。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成都立十八門， 大城、少城各立九門，成都因之又被稱為“十八郭”，這是成都西南少城發展為南市后人口密集、街市增加、百業興盛的結果。元封五年（前 106 年），全國設置十三州刺史監察地方與監視豪強， 以加強中央集權。益州刺史與郡守治所就設在大城內，少城內則主要是縣及以下治所。錦江外分別修建有錦官城、車官城和工官城。錦官通俗地說就是公營織錦廠，地址在笮橋南岸。此處因濯錦方便，且錦的色澤最為鮮麗，人們習慣稱此段江水為“濯錦江”。

成都作為連通西南、中原的中心樞紐，車輛使用比較頻繁，主政者專門修建了制作軍需、商貿運輸之用的車官城。車官城北、西、南三面為軍營城壘所包圍，足見其重要地位。司馬相如在離開成都赴京城時曾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觀門）下也”。乘坐“赤車駟馬”，說明成都陸路交通比較發達，可以乘車通達南北各地。

巴蜀的漆器和金銀器一向比較發達，蜀郡的成都與廣漢郡的雒縣，是全國八個設置工官的城市之一。據錢大昭《漢書辨疑》、王先謙《漢書補注》記載，成都工官城有成都縣工官和廣漢郡工官兩處。工官城內既有負責管理的專門官員，也有專司其職的技工。如 1972 年在河北省邯鄲市出土的一件東漢蜀西工所造鎏金酒尊，在承盤上就刻有專司鎏金的工匠名字“循”，承盤上的“金銀涂章文”還表明采用了鎏金等技法。除注明負責各道工序的工匠名字外，還刻有負責管理的各級官員的名字，可見成都工官制作分工明確、管理有序。修建錦里 —— 錦繡工官作坊，表明成都工商業已擺脫了私人作坊形式的初級生產階段，開始進入專業化、官方化生產的較高發展階段，可見成都在全國同行業中已處于領先的發展地位。成都工官主要采取金銀錯、鎏金和扣金技術生產金銀器、漆器等高端、精美的手工藝品。長沙馬王堆漢墓曾出土一批精美的漆器。這些漆器上分別有“成市”“成市草（造）”“成市飽（重復上漆之意）”等標明產地來源的文字標記。上述獨特的地域標記，表明成都的漆器已由私人制作向官方監制進行轉變，政府每年為此開銷很大。成都工官生產的漆器最為有名，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 ，均居全國之首，但花費也很大，如貢禹（字少翁）在向漢元帝呈交的奏章中說：“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蜀郡、廣漢郡在金銀器制作上每年花費多達五百萬，從一定側面說明四川金銀器制作的確耗費驚人。

為滿足城市商業與交通、貿易業發展需要，漢代，成都平原興建的城市還有廣都、新都兩大城市，它們與成都同時被人稱作蜀中“三大名城”。城市工商業的不斷發展，推動了人口增長。西漢末期，成都已有人口 76000 余戶，僅比長安少數千余戶，但比豫章郡則多數千戶。兩漢時期， 成都成為西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成為新興的商業大都市，名列“五都”（指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