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延觀風

“買辦”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的詞，伴隨著我國近代以來的百年屈辱。最開始是工業上的全面落后，產生了服務于洋人商品傾銷的買辦階層。新中國成立后一度消滅了買辦，但隨著大門打開，新鮮空氣和蒼蠅蚊子一起進來，在實業界學術界媒體界又出現了不少新買辦。

傳統意義上，買辦賺的是本國落后和外國先進的差價，或給外國商品做代理做服務，或當外國“先進”理念的翻譯官傳教士，他們的利益永遠與外國主子相同，靠維持甚至制造本國的落后賺取超額利潤。隨著我國工業能力和道路自信的提升，買辦在經濟上和輿論上的生存空間都在不斷縮小。

但是，克蘇魯級別的工業能力改變了世界上產能和市場的相對稀缺關系。列強時代，工業產能是稀缺的，也是打開別國市場的堅船利炮；而今，中國龐大的產能反而襯托得有效需求捉襟見肘。于是出現了“反向買辦”，量中華之產能、結與國之歡心，把中國勞動者的血汗賤賣到外國，變成自己海外賬戶的存款。

這幾年我們看到出口總額連連上漲，但企業結匯、沿海代工廠工人的收入乃至稅收收入并沒有顯著增加，我們出口了大量產品，應當換回的財富卻大量被反向買辦積蓄在海外。同時，反向買辦的出口利益對其他領域迫切需要進行的結構性改革構成了阻礙，需要我們特別警惕。

出口數據這么好，但真的好嗎？

一季度，我國出口總額6.85萬億元，同比增長11.9%（人民幣口徑），4月繼續增長9.8%。這些數據遠超預期，在同期消費、投資數據增長低迷的情況下，出口實現兩位數增長顯得格外扎眼，又成了拉動經濟的主要引擎。特別是一些近年經濟表現乏力的外貿大省，強勁出口帶活了低迷好幾年的產供應鏈。

驅動出口高增的有很多不可持續因素。比如，為了遏制“新三樣”產品“卷”到國外，4月1日起光伏產品的出口增值稅退稅被取消，電池類產品的退稅率開始下降，并將最終取消。很多商家為了拿到最后一波退稅，在一季度集中搶出口推高了數據。

卷到國外不僅是新三樣的問題，而是近年來外貿出口的普遍情況。或是為了抵消特朗普關稅，或是為了擠死國內同行，很多行業的出口商選擇以價換量，整體出口價格指數始終在低位徘徊。

出口總金額上升、出口實物量上升、出口價格下降，卻沒能給國內帶來更好的經濟發展——這和百余年前的買辦恰好形成了鏡像，以前是剝奪民族工業發展的機會，抬高進口傾銷產品的溢價；而今是壓低出口商品的利潤，侵蝕國家稅收和工人收入。不過殊途同歸，都是中國付出了更多勞動、消耗了更多資源，反而讓其他國家過上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幫戰略對手美國緩解了貨幣超發問題。將今日靠壓低出口價格換取規模擴大以及自身利益擴張的企業主稱為“反向買辦”，毫不為過。

從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貿易戰開始，對美外貿出口企業大多都選擇了自主降價（本來能漲價也不漲價，這也是降價）、主動承擔部分關稅成本。本質上這是把出口價格的一部分主動切出來，貢獻給美國當關稅收入。但美國人可不領你壓低通脹、貢獻財政的情，今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加征的部分關稅違法，啟動關稅退稅程序，只退給美國進口商，你中國企業自愿降價，可沒有繳納關稅哦。

“消失”的出口收入

貿易的本質是用本國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國生產的產品，滿足本國的生產生活需要。但在信用貨幣時代，占據國際貨幣發行地位的國家可以靠打白條長期白嫖別國的出口。中國3.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多來自美國沒有用貨物或服務對等交換的中國出口。

當然并非美國沒有中國需要的東西可以交換，我們非常樂意購買芯片甚至航母幫美國消除對華逆差，奈何美國人不準把這些優質產品賣給中國。

這是幾十年的老情況，在鍵政圈已經算是常識。這兩年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導致超過萬億美元的年度國際貿易順差，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勞動者增收作用。

根據證券公司公開數據，2020—2025年，商品貿易累計順差約4.9萬億美元，流入國內的資金卻只有約2.9萬億美元。而流回境內的資金由，還有1萬億美元沒有結匯成為人民幣形態，共有約60%的貿易順差沒有進入內循環，反而在或準備在國際進行體外循環。

這個數據和直觀感受是吻合的：疫情以來，我國良好的社會治理最大程度上保持了產供鏈秩序，與國外的全社會混亂形成巨大落差，如果說疫情時期國內各行各業多少受到疫情管理的限制，外貿出口行業則是爽吃紅利、從來都沒停過。從下面這張表不難看出，這幾年外貿出口過得有多滋潤。

然而，外貿火熱始終沒有帶動國內經濟升溫。出口退稅制度決定了，大多數出口品直接帶來的流轉稅收益很低，相關地方耗費大量財政和政策資源支持外貿行業，卻很難看見回頭錢。沿海代工廠不僅少有給工人加薪，反而不斷推動制造業工人零工化，縮減長期雇傭，農民工返鄉規模持續增長，外貿堅挺的大省消費和民生改善反而相當疲軟。

3萬億美元體外循環解釋了一切。中國勞動者越來越卷，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生產出口品，戰略礦產資源轉化為實物商品輸送到國外，不僅沒有換回足額的物質財富，就連財富符號也被反向買辦占有，大量滯留在海外成為“狡兔之窟”，在壓低戰略對手通脹的同時，活躍了他們的資本交易市場，在這方面美國真的是贏兩次、贏麻了。

諷刺的是，外貿出口這一國家管控疫情的最大受益者，2022年末，“外貿老板包機出國搶出口，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新聞漫天飛舞，看看上面的表格，試問哪一年外貿出口丟了訂單？防疫措施到底是讓你們丟了訂單，還是白撿了防疫失敗國家無法生產的訂單？

真實情況是，時值西方圣誕季，被防疫措施憋了太久的反向買辦急于享受圣誕假期，著急忙慌打著出國談生意的旗號，飛出去消費留存在外國賬戶里的順差美刀去也。偉大防疫斗爭的最大受益者，反手就把自己打造為防疫受害者，助力歲月史書、反咬我國治理實績。最可笑的在于，很多官媒跟著起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出錢包機，其中暴露出反向買辦對政策、對輿論的綁架，需要我們格外警惕。

警惕反向買辦綁架國內宏觀政策和改革進程

改開初期，我國資本和技術都非常稀缺，不具備國內大循環的基礎條件。彼時出口能換來寶貴的技術、資本品和管理經驗，以及改善國民生活的高質量消費品，出口利益和國內利益在很大程度是重合的。

現如今，高質量發展都提出了10多年，我國技術、工業產能、居民購買力等條件都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沒有的、靠出口能換回來的東西越來越少，出口對國民經濟作用早就該回到消費和投資之后。然而，擴大內需喊了將近30年（從97年亞洲金融風暴算起），到今天出口竟然越來越像拉動經濟的唯一馬車（一季度投資增長1.7%、消費2.4%）。

新能源汽車是近年來我國產業發展的標志性行業，但也成為了很多問題集中的典型反面案例。在國際能源危機的拉動下，前4個月電動汽車出口額增長68.1%，但出口數量增長達到了1.2倍，粗略估算相當于75折走量出貨，引以為傲的技術優勢非但沒有成為國際壟斷利潤的基石，反而成為了卷到國外去的詛咒。

同期，新能源汽車國內零售量同比下降17.2%。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當然包括更便捷綠色的出行，然而新能源汽車稅收優惠退坡、以舊換新需求透支，暴露了居民收入、城市規劃等結構性問題不解決的情況下，我國居民購買新能源汽車的諸多制約，造成了一邊是外銷大酬賓、一邊是內銷疲軟的尷尬境地。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廉價，特別是低勞動力成本造就的廉價早已不是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核心競爭力，龐大而完整工業體系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迅速便捷的供應鏈響應，都能夠有效帶來成本優勢，乃至很多機電機械產品我國廠商已經具備了強大的技術優勢。

對于國際市場，我們沒必要講什么反壟斷、控制超額利潤，很多出口品有的是底氣漲價賣出，給勞動者帶來更多報酬、更國內經濟帶來更多利潤。

但是，國內的勞動力成本底線太過于富有彈性，出口價格太過于市場化，反向買辦們只要有一點降價空間都要給洋大人讓利，試圖多吃掉可憐的市場份額增量，而不是花更多氣力打造鞏固技術或品牌護城河。至于漲工資、減工時，海外賬戶知道多了多少美金存款的反向買辦一定會大叫：企業活不下去啦，再說漲工資我就要把廠子遷到國外去！

出去了才知道，只有中國工人和中國政府這么慣著他們

反向買辦不僅是一個具體的外貿階層，一些政府部門潛意識中仍然沒把國內最終消費當做生產的終點，始終在思想上拄著“外需兜底”的拐棍，每當我們擅長組織生產的經濟體制制造了太多產能和產品，轉手低價賣給外國人就好啦，而不用琢磨怎么從收入、就業、勞動權益等慢變量入手，提高國內居民購買力、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比如，在宏觀政策方面，相關部門始終強調“保留彈藥，在下行壓力最大的時候打出”。雖然一季度消費、投資、居民收入等內循環數據很不好看，但出口好托舉整個經濟數據看起來還不錯，好比一塊熱毛巾捂住了溫度計，示數顯著高于環境溫度，于是很多擴張性政策的出臺又“不著急”起來。

再比如，到了現在的發展階段，應考慮人民幣穩健升值，以擴大進口、鼓勵合理的對外投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然而壓低匯率保持出口動力的考量長期壓制其他考量，掣肘相關政策大方向決策和主管部門的日常操作。

外向型、親資本的政策是一體兩面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扶持政策思路都是補貼企業，疫情后刺激經濟的政策大多數都是圍繞企業展開。那時圈內有一句貼切的順口溜：“美國補貼需求、中國補貼供給”。不光體制外很多專家認為這是逆轉貿易戰對出口影響的好事，有更多體制內專家自豪地論證為什么補供給、補企業是更優越的選擇。

幾乎沒有一個人超前考慮，補出來的產品未來怎么在國內大循環中轉起來——即使貿易戰已經打了4、5年，產能過剩就賣到國外仍然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思維模式，反正美國人在補貼他們的需求嘛！

市場經濟下，有效需求是能夠以貨幣購買力實現的需求。中國補供給、美國補需求，結果反而讓美國市場變成了稀缺資源，中國人明明有著巨量的實際需求，但購買力不足消化不了自己生產的大量物質財富。而美國人什么都不生產，光靠印錢就能讓中國商家求著把貨賣給他們。14億人的中國大市場購買力比4億人不到的美國市場小，奇然怪哉、奇然怪哉。

頑固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綜合征，惰性是官僚體系的職業病。在結構性改革越發迫切的今天，出口越好，越要警惕反向買辦及類似思維綁架改革。針對反向買辦，還有以下幾點思路。

一是出口集中定價。歐盟和我國談定的新能源汽車出口協議，要求規定我國出口新能源汽車的最低價格并接受歐盟審查。買家要求賣家定最低價格，還是我們有技術優勢的產品，多少顯得我們有些賤了。

這事應該我們主動自己干，在機電機械等護城河穩固的出口品行業，發揮行業協會作用，主動規定出口最低價格，懲罰擅自降價的內鬼。美國把市場武器化，西方把鐵礦石等資源武器化，我們也要把自己的產能武器化，改變產能和市場的相對稀缺關系，而不是傻傻地講什么“市場原則”。

二是繼續擴大取消出口退稅范圍。反向買辦喜歡講：出口退稅是為了避免重復征稅，同一貨品征兩遍流轉稅是不合理的。然而出口退稅的經濟本質和重不重復沒有任何關系，就是為了降低出口價格、提高商品競爭力。對于我們有競爭力卻還要惡性價格競爭的出口產品，與其給外國人把利益讓出去，不如讓國家財政收上來。

三是對將產能遷出中國的企業加征進口關稅。現在相關部門管理供應鏈跨境布局中，對于境內企業用行政手段軟磨硬泡不讓人家出去，對外資企業重新布局產能就無可奈何，總之很缺乏實用政策工具。

實際上，關稅是個用成本調節企業行為的良好杠桿。我們并不向所有進口品征收進口關稅、違反世貿原則，但中國市場不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賺中國人的錢還砸中國人的碗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削減在華產能，用東南亞、印度的更廉價勞動力替代中國的優質勞動力，那么就必須為重新進入中國市場付出代價。

四是以涉外企業為重點全面加強分配調節力度。初次分配上，加強出口企業勞動執法，遏制零工化趨勢，減少工時、增加時薪、擴大崗位，倒逼企業漲價付工資。中國普通人手中的購買力，應該且必須能夠消化其自身的勞動成果。再分配上，以棄籍稅為先導全面完善高凈值人群個稅和財產稅制度，嚴厲監督外貿企業外匯滯留境外問題。

五是改革評價企業經濟貢獻的統計制度。我們的制造業企業GDP統計，說是統計增加值，本質上還是統計產量，即企業產出產品實物量×價格×固定增加值率，企業產量上去了，地方GDP就多了，導致地方政府熱衷于用各種手段鼓勵/誘導/強迫企業擴大產量，而不注重企業帶來的稅收、居民收入。要用收入法統計企業增加值，只有創造利潤、工資、和稅收的企業才是好企業，讓瘋狂擴產降價內卷最后老板狂賺跑路的企業現出原型。

總之，中國的產能是用來滿足中國人美好生活需求的，這本應該是一個常識。原教旨主義買辦用中國的不發達服務外國利益，反向買辦用中國的發達服務外國利益，需要新的歷史垃圾桶來盛裝新的歷史垃圾，才能讓生產力發展不至于陷入內卷的自我毀滅，以及讓全體中國人購買的起自己的勞動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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