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法王如僧律師，原則上只辦稅案，非稅勿擾。

一審檢察院指控的事實：

為了騙取更多出口退稅款，2009年1月至2014年11月期間，被告人周程指使時任海南中漁公司市場部經理的被告人袁媛將公司出口的貨物高出實際成交價申報出口。在貨物出口過程中，袁媛按照周程的指示，擬定每批貨物提高5000美元到20000美元不等的標準，指使公司制單員王小梅、蘇小葉、鄺燕娥、黃玉、王小南（均另案處理）根據擬定的虛假價格制作虛假的報關合同、發票等單證用于向?？诤ｊP申報出口，并以上述單證向海南省國家稅務局申報出口退稅。

2009年1月至2014年11月，海南中漁公司共有669單出口業務高報貨物實際成交價格并申報出口退稅。經海南省國家稅務局計核，被告單位海南中漁公司、被告人周程、袁媛以高報出口貨物實際成交價格的方式申報出口退稅，騙取出口退稅款3487397.41元。

一審法院認為：

被告單位海南中漁公司及被告人周程、袁媛故意違反稅收法規，采取高報實際成交價格的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3487397.41元；以上共騙取出口退稅款4852748.76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二審檢察院認為：

本案第二宗事實即海南中漁公司采取高報價格手段騙取退稅款3487397.41元，原判認定存在錯誤，在騙稅數額認定依據、計算方法等方面存在問題，認定海南中漁公司及上訴人周程、袁媛采取高報價格手段騙取退稅款3487397.41元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原審判決存在明顯錯誤，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后依法予以改判。

二審法院認為：

原審被告單位海南中漁公司、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程、袁媛騙取出口退稅3487397.41元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院不予認定。

經查，現有證據能證實周程指使袁媛在申報出口退稅時高報價格，袁媛也按照周程的指示對部分單據進行了高報，但具體高報的數額、單次、稅額和時間不清。原判僅以海南中漁公司高報的669單簡單計算出騙取出口退稅額，未考慮該公司另1589單出口貿易中平報和低報的情況，是不符合實際的。

（一）原審判決根據海南省國稅局出具的復函認定海南中漁公司、周程高報價格，騙取348萬余元的數額事實不清。

首先，該復函的結論為多申報出口退稅款為348萬余元，并沒有認定為海南中漁公司騙取的出口退稅額。且國稅局在該復函結尾處已明確注明“僅作為參考使用，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其次，根據《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辦法》（試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政策的通知》等相關國家規定中有關出口退稅的計算公式、計算方法，高報出口價格，只能增加免抵退稅額，而免抵退稅額是否可以轉化為實際退稅款，還受已繳納的增值稅額的限制，即以已繳納的增值稅額（進項稅額）為上限，不能超過已繳納的增值稅額。因此，多報的退稅數額并不必然等于騙取退稅數額。

海南中漁公司作為一個正常經營的外貿出口企業，其產品的出售價格通常是大于購買價格的，也就是說，只要正常申報，該公司也必然能拿回之前所交的進項增值稅。如前所述，只要購進貨物及出口貿易均真實存在，高報無法產生多退稅的效益。在案證據不能否定中漁公司2158單出口貿易存在虛構情況，因此，即使二被告人主觀上有高報價格的故意，也屬于認識錯誤，是客觀犯罪不能。

海南省國稅局的復函僅為根據高報價格對應計算的理論稅額，并非被告單位和二上訴人實際從國家騙取的退稅款額。

再次，根據上述兩個規定，進出口企業的進項稅額如當期未能抵扣，可留轉至下期抵扣，就形成了動態的留抵稅額制度。

因此，簡單地核算出高報的669單中多報退稅348萬余元，并不能全面的反映企業真實、全面的納稅情況。根據海關緝私局統計的周程及王小梅等業務員涉及的單證，海關緝私局要求國稅局依據表中各被告人制單的數量、金額分別計核騙稅數額。

2015年9月7日，省國稅局復函?？诤ｊP緝私局，由于國家稅務總局出口退稅審核系統只能按照申報年月、商品名稱、出口日期等因素對某企業的退稅數據提取統計，不涉及出口企業內部業務開展情況，無法按照出口企業業務人員對出口數據統計，無法分別核算出海南中漁公司相關人員騙取出口退稅的具體數據。

（二）上訴人周程、袁媛對高報的669單均存在騙取出口退稅款的故意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首先，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進一步簡化出口收匯核銷手續有關問題的通知》（[2005]73號）第五條的規定，出口單位對應的收匯不超過等值5000美元（含5000美元）的，可以依據相關核銷憑證直接辦理核銷手續。也就是說，每單貨物報關金額與收匯金額存在正負5000美元的差額是允許的?，F有證據證實高報的669單貨物中，存在高報259-31896美元不等的情況，部分高報在允許的合理范圍內，不能認定為犯罪數額。

其次，上訴人及辯護人辯解長期存在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是報關報檢時間差、市場價格波動、貨物短裝及貨物到買方后不完全達標降價銷售等客觀原因，導致在申報價格與實際出口價格的不一致。海南中漁公司出口的2158單貨物中，不僅有高報出口價格的，也有低報出口價格的。

因此，上訴人及辯護人的辯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排除因市場價格波動等客觀原因而導致高報出口價格的合理懷疑。

再次，被告單位和二上訴人高報出口價格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以虛假手段騙取出口退稅款?！毙谭ǖ诙倭闼臈l規定，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最高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假報出口”，是指以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為目的；第二條第（三）項規定，雖有貨物出口，但虛構該出口貨物的品名、數量、單價等要素，騙取未實際納稅部分出口退稅款的。本案第二宗事實不存在虛構出口的情形。

在案證據不能證實被告單位“出口貨物”未實際繳納稅費。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的第二宗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院不予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