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聞劉澤華先生還是在讀碩士的時候。那時在教育部的組織下，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南開大學共同籌辦“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師進修班，地點在南開。我的碩士導師林茂生先生和南開的劉澤華先生，是兩校合作各自一方的負責人。那時我是學生，沒資格參加教師進修班。但通過這個班的信息，我知道了劉先生，也知道他跟我的導師是朋友。

第一次見到劉先生本人，是1985年秋在蘇州大學舉行的“第一屆中國政治思想史年會”上。那次會議見到了許多知名學者，南開歷史學系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鎮，劉澤華先生自然也是我們追慕的對象。我在那次會議上宣讀了與同學朱正威合寫的論文，主題是描述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從“器物”(洋務運動)到“制度”(戊戌變法)再到“觀念”(新文化運動)的演變軌跡。會間我就這篇論文的主旨向劉先生請教。那時一米八幾的他非常精神，對我等后生勉勵提攜，同時也和顏悅色地針對這篇論文提醒說，對史料的上下文和論據的代表性要多加注意，防止“大而化之”。他的這些婉轉的意見，我是聽懂了的。

1988年，我撰寫和編寫的兩本研究毛澤東的小書出版后，都寄給了劉先生，并得到了他的回信勉勵。在我的記憶中，先生很少當面表揚人，但從南開的朋友那里知道，他對這兩小本書給予了好評。

令我終生銘記的是，次年，我受了處分，終止上課，加之其他煩事接踵而來，深深體味到了人世的悲涼，精神上受到嚴重創傷，以至于烙下了一種一寫東西就會緊張的毛病，越是緊張就越發焦慮，常常神情渙散，主題模糊，邏輯混亂，甚至提筆忘字，無法完成整篇的語言敘述。在此關頭，除了我的碩士導師林茂生先生始終在心靈上給與精心呵護外，就是劉澤華先生通過給予學術機會的方式，想方設法地提振我的精神。那時由炎黃文化基金會組織撰寫一套“中華文化通志”大型叢書，劉先生是編委之一。于是他就動用權威，有意將其中的“政治思想卷”交由我這個“戴罪之人”承擔。在當時，選擇這樣的作者是要承擔責任和風險的，可劉先生卻不事張揚地這樣做了。由于學術功力和精神狀態的原因，我遲遲未能交稿，先生又把中國古代部分分給他人，讓我專司中國近代部分。但即使如此我仍寫不出來完整的文章。截稿期限已經過了，我的那部分稿子仍然七零八落。最終，劉先生實在不得已，“命令”我立即直接移到南開。當我提上一大手提包必備書籍趕到南開時，才知道經師母協調已在學校招待所安排了一個小房間。那時沒有電腦和手機，除了下樓吃飯，我就閉關鎖門，埋頭翻來覆去地折騰那半部書稿。從呆滯著無從下筆，直到某一天腦袋像著了火，竟靈性重開。我異常亢奮，思如泉涌，沒日沒夜，僅用了兩周時間，一氣呵成，完成了十四萬字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專題書稿。每當想起這半部由“清末民初的全面政治衰敗”“體制變革論：議會民主觀”“保守主義政治論”“無政府主義：沒有權威的‘政治’”“地方自治論：寓‘統’于‘分'”“政黨理論及其演變”和“理想政治結構的憧憬與設計”七部分組成的書稿，劉先生和師母的身影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說句心里話，如果沒有當年劉先生決意提供的這一研究機會，如果不是他和師母以這種方式苦心提振后學，恐怕我早就頹廢了，不再會寫出什么學術的文字。盡管我自知，這半部書稿相當粗糙，可外人有所不知的關鍵在于，正這兩周閉關撰稿的經歷，使我神奇般地掙脫了焦慮，重新點燃了自信和研究激情。

對于這件事，劉先生和師母以后再沒有提起過半句，或許在他們的意識或潛意識中，這只是其幫助眾多學生之事實中的一件“應當”的小事，可對于作為當事人的我來說，對于一個以教書為志業的實實在在的有限生命體而言，這件事情實在是重過千鈞。“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今天冥冥之中再與導師說話，我不知道該用怎樣的語詞才能表達恒等于“再喚性靈”所能承載的感恩含義!

1998年我恢復授課后，原先熟悉的課程已由其他教師講授，自己竟不知開設什么新課程為好。那時我人大的導師林茂生先生在晚年一直倡導和呼吁建構“中國政治學”的學科體系，并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列為必修的基礎課程之一。他鼓勵我補修研讀中國先秦經典，先嘗試開設“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專題”的本科選修課程。可以說，承擔這樣的課程，對于基礎很弱的我來說毋寧是從頭學起，亟需較系統的學術訓練。那時林茂生先生已經榮休，但經他親自推薦，四十七歲的我向劉先生提出了報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請求。承蒙劉先生不棄，2002年秋，我成了他的入門弟子之一。

在劉先生導引之下，我用三年時間惡補了若干古書，重點在先秦至兩漢一段。不少課程是在他家里上的。經常的情況是，幾位學生帶著自己的思考，帶著自己的問題，帶著自己的論文，當面向先生討教。做學術，爭論是難免的，有時學生當著導師的面就會因觀點不同而吵起來。每當這時，劉先生總是靜靜地聽，從不制止，也從不判定。最后在他發表自己的見解之前，總是先說一句：“諸位都讀博士了，而且還有些已教書多年，要有獨立見解，決不可人云亦云。對我也如是。我只是提些意見，僅供參考。”在先生的“慫恿”下，還真有學生跟導師爭辯，以此顯示自己的才華。每當這時，先生總是對這些批評意見報以善意的微笑，從不打斷，也不辯駁，只是有時陷入他自己的沉思。但看得出來，這種寬厚的笑容，是一種對后學的鼓勵，即使他本人對某些觀點和陳述并不贊同。

記得那一陣子在年青人中興起一股“福柯熱”,我這個半老不小的人也跟著湊熱鬧。可面對杜小真老師翻譯的那本《知識考古學》,總是云里霧里，死活就是讀不懂，為此郁悶了好一陣子。一天半夜，居然夢見了福柯和他的書，什么“知識”“考古”“斷裂”“碎片”“連續性”“解構歷史的歷史學”“作者死了”……那些在清醒時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化作輕薄零散的碎紙，一片一片的，不上不下，來回在腦際中游走飄蕩。瞬間，夢中的我似乎看到了些什么,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在福柯的意義上什么叫做“考古學”,為何以及如何可能對“知識”進行“考古”。于是我打開床頭燈，大冬天里穿著內衣坐在上鋪的床上，做了十幾頁的讀書筆記。我的這種神經質的舉動被宿舍里的同學傳出去，成了善意的笑柄。自然，每有心得，我都會在第一時間想到要向劉先生匯報，也不分時間和場合。一旦撥通電話，劉先生總是干脆的一句話：“來吧!”這一聊至少是一兩個小時，我也不知道，為這“蠻霸”耗費了導師多少時間和心血。在這期間，我又重讀了張東蓀先生1946年出版的小冊子《知識與文化》,被其敏銳深刻的問題意識和學貫中西的論述格局所打動，于是認真地寫了篇《中國思想研究的獨特視角》的讀書筆記，從“在‘知識差異’的比較中‘發現’中國”“在‘社會適應’的框架中尋求‘理由'”和“凸顯‘中國思想’之特質”三個角度，提出要對中國傳統思維的“問題意識”進行梳理和反思，現代西方的知識體系應當被視為比較差異的互證“參照”,而不應當成為“校正”中國古代思想研究的“準則”和“坐標”。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模糊的寬泛術語，本身包含著多層面多向度的復雜內涵。雖然都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這一議題，顯然，張東蓀先生1946年的“問題意識”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獨特本性”,而劉澤華先生則意在挖掘和批判現代極權主義的歷史根源，二者論述焦點并不在一個層面上。但由于論域接近，馬虎的學人有可能辨不清上述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而把二者看成同一研究路徑中兩種對立觀點的沖突。如果以非此即彼之“極性”思維為前提預設，并以“立場”判斷來評估上述兩種不同層面的學術理路，那么,就難免混淆了這兩種研究路徑的價值指向和解析意圖，乃至造成起碼在表層來說的主觀誤讀。說實在話，當初作為學生把自己研究張東蓀先生的作業筆記呈送導師審閱時，我不是沒有考慮到會發生各種可能性，也準備好了為自己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多層面多向度之復雜內涵的想法進行辯護。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面對與他多年深思挖掘的思路不盡相同的研究路徑，而且是他的學生在探討這另一種研究路徑，劉先生沉思片刻后認真地說，張先生1946年所討論的角度和觀點值得深入研究，但他并沒有就“王權主義支配社會”這一明顯的中國政治文化現象做出論述，看來我的觀點還是站得住腳的。我注意到，此時劉先生除了微笑的自信以外，沒有絲毫“慍”色。接著他說了一段對學生既是勉勵，又是期冀的話：一位學人，無論他持怎樣的觀點，但首先他得真信，真正認為其觀點和論證是在追求真理。這時形成的差異和分歧屬學派之爭，不同觀點值得尊重。如果成天高喊空洞口號，再想方設法拼湊材料以“論證”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可就是品質問題了，就應當離他遠點。劉先生的這些告誡，學生至今乃至會終生銘記在心。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劉澤華先生的學術寬容是有道德底線的。今天，緬懷劉先生，心緒難平。此德此品，“不亦君子乎”?借用同門學友韋錦的話說：“清澈是你無需還原的本質!”

最后我想說，我是個幸運兒。因為我與我的導師劉澤華先生在價值理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學生贊美他對人類自由理想的真誠追求，敬佩他在專業范圍內挖掘“無限權力”之惡根的執著努力，也愿效法他幾十年如一日敬業守操，做一個誠實清澈的人。

[作者簡介]

蕭延中(1955—),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毛澤東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