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曾是中國傳統學術之“大宗”。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稱秦漢以降直到清末的兩千多年為“經學時代”,雖似過于簡化，亦良有以也。然而，到了20世紀，隨著中國思想文化權勢的轉移，這種往日讀書人共知的常識，至少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已經成了“明日黃花”。連帶著，以這門“絕學”為研究對象的經學史，尚未星火燎原，就已呈現式微之相。

經學史的衰落，主因當然是勢易時移，人們的知識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經學本身疏離于今人的日常生活之外，不易引發更多的興味。不過，如果考慮到另一門更不通俗的學問——甲骨學在20世紀中國學術界的大行其道，并一度居于“新學術”中“執牛耳”的地位，這種學術社會史的解釋就不免單調了。經學史的不時興，恐尚有一層學術典范本身的原因在。

“新學術”的發起者之一傅斯年在1928年所作《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書》中的一段話，經過學者頻繁征引，幾乎已是盡人皆知：“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他聲稱，“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氏所說的不“讀書”,有其非常明確的意指。他表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而所謂“經學史”,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與“新學術”的旨趣不盡相符，既不“髦得合時”,在學界的吸引力便終復有限。

就今日學界普遍的風氣來看，一般學者更是在入門之初便與被不少人認為饒富“近代”學術精神的乾嘉學者有異。差異之一是，對目錄學的重視程度不同。在通過“讀書”而治學的時代，學者入學門徑最講究的是“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所言：“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這一取向直到20年代初期尚有極大的影響。1923—1924年，胡適和梁啟超分別為清華學生開了一份“國學書目”,引發了一場關于“科學”和“國學”觀念的論爭。但是，就一般看來，雖然現今各大學文科通常都在課程表上有“文獻檢索”一類的名目，“圖書館學”更作為一門特定的專業進入現代知識體系(近年國內的“圖書館學”專業似均因“市場”原因改名),但前者常常不受重視且教師未必能起到“提示門徑”的作用，后者則自有其更“專業”的關懷而并不以“提示門徑”為目標。

在這種情形下，朱維錚教授的經學史研究在學界可謂“異數”。“異”,不僅在于其所做是一般學者少做甚至不敢做的，更在于其為學路數上的與眾不同。就著作來看，他“編注輯校”者要超過“著”,其中如《中國歷史文選》、《章太炎選集》(與姜義華合作)、《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章太炎全集》第3卷等，均是中國歷史學、中國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關鍵的是，這些著作并不僅僅是“編”而已。《中國歷史文選》和《章太炎選集》中每一篇目前的“提要”性文字、《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對梁著錯訛處的校正和人名的注釋，不但嘉惠學林，于短短一段文字中透露出編者的學力，更凝聚著編者廣泛而細致的學術見解之精華，絕非一個“編”字了得。

這種以勾玄提要為主要內容的“編校”,凸現出以“書”(文獻)為中心的治學特色，也融進了朱先生“寫”的部分。以凝聚了他在經學史領域的重要成果的《中國經學史十講》一書而論，全書10篇，另有附錄21則。在正文的10篇中，除開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寫的后記(第10篇)不算，至少從3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這種在現代學人中不可多睹的特色。《 <論語〉結集說》通過對《論語》結集過程的考察，對于今本《論語》能否成為“唯一可信的孔子史料”提出懷疑，指出：就該書六百年的結集史可知，“結集的過程是材料真實性退化的過程，愈改編愈失真”。因此，研究孔子和他的思想，“便不能滿足于利用今本《論語》,而只能由重新清理做起，第一步便是應對今本《論語》進行分解式的研究”。這篇文章發表于1986年的《孔子研究》創刊號，可是，20多年過去了，“《論語》分解”的工作仍沒有人去做，即使在學者已耳熟“解構”的今天。相反，不問究竟，拿來便用的“拿來主義”在孔子思想研究中仍是通行的做法。《漢學與反漢學》和《重評〈新學偽經考> 》屬于清代學術史、思想史的研究。其中，前者是通過對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和方東樹《漢學商兌》三部書的閱讀，清理出漢學家和“反漢學家”各自的關懷與思路。《重評〈新學偽經考>》是朱先生為其主編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所寫導言，對康著成書過程、邏輯、意向及其引發的批評作了論述。

引人注目的還有書后21則《中國經學史選讀文獻提要》,收錄了作者對從伏生的《尚書大傳》到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等中國經學史名篇所作的提要性文字，包含了作者情況、成書過程、篇章結構、基本內容、版本源流、思想影響等內容，在基本的“常識”介紹中，時有作者多年的治學心得，不啻是一部微型的中國經學史，對中國經學史、思想史的研習者來說，更敞開了一扇初入之門。

這里介紹的幾篇文章，只是朱先生以“書”為中心的治學特色的一個縮影。《中國經學史十講》一書未選的一些篇什，如《在中世紀晚期的〈三國演義>》、《漢宋調和論——陳澧和他未完成的〈東塾讀書記>》、《“天下一道”論——王韜的“弢園文”發凡》、《學人必讀書——張之洞和〈書目答問>兩種》《使臣的實錄與非實錄——晚清的六種使西記》、《<訄書〉發微》、《 <中國札記〉小引》等等(分別收入《走出中世紀》《求索真文明》等書),均在中國思想史的論著中，不但為后學提示了“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也以實例展示了應該“如何讀書”。< pan>

思想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但它最通常的呈現方式是“書”(及文章)。無論如何，對于大部分思想史的研究者來說，總是從“讀書”起步的。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值得我們今天再次強調和反思。我所說的“讀書”二字，首先意味著在“史料”的意義上對那些“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給予一個確當的位置。羅志田教授曾經發現，現代史學一方面強調盡量擴充史料，但另一方面又對“二十四史”這樣的常見史料棄之不顧。事實上，錢穆、嚴耕望等學者已意識到這一傾向的存在，他們對“讀書”的強調，確有其深刻的意旨在。其次，以“書”為中心的經學史及更廣義的思想史研究，還意味著深入探討每一部著作的內在思路和邏輯。換言之，首先應把一部書視為“一部”書來看，由字到句，由句到篇，由篇到書，再由書到篇到句到字，周而復始，潛泳涵玩，而不是尋章摘句式地服務于一個外在的“問題意識”。

福科在《知識考古學》的開端說：“今后，文學分析不是將某一時代的精神或感覺作為單位……而是將一部作品、一本書、一篇文章的結構作為單位”。那么,思想史研究呢?“一部作品、一本書、一篇文章”在思想史中將以何種位置存在呢?進一步，我們是不是也要像福科一樣，重新思考一下“書的單位”或者“作品的單位”這樣的問題呢?不過，首先，我們還是應該在“找東西”的同時，回到“讀書”的立場上來。

(原刊2004年《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略有改動)

作者簡介：王東杰，1993年至1996年復旦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碩士研究生。現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