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本文轉載自5月19日直新聞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3762字

閱讀時間：12分鐘

中美關系的歷史性關口 超越尼克松訪華的意義

直新聞：您此前提出過“中美關系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性關口”的觀點。為什么您會給出這樣的判斷？

鄭永年：我覺得，一是看現實的需要，二是看雙方的期待。現實需要尤其重要。美國方面已有人將這次訪問比作當年尼克松訪華，因為尼克松訪華確實改變了世界。如果真要比較，我認為這次訪華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尼克松訪華。尼克松訪華是為了應對蘇聯，而非構建新秩序。而這次的核心意義恰恰在于共同構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我一直在說，舊的國際秩序正在“封建化”或“碎片化”，越來越無力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中美兩國，我稱之為事實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無論從經濟規模、技術水平還是軍事力量等指標看，中美都是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

但這與冷戰時期的美蘇截然不同。美蘇是兩個隔絕的陣營，以核武器相互威懾，幾乎沒有交往。而今天的中美，盡管美方一直在搞“脫鉤斷鏈”，但兩國交往依然非常密切。去年雙邊直接貿易額仍有數千億美元，若算上間接貿易則更多。經過上一輪全球化，中美要完全“脫鉤”是不可能的，強行“脫鉤”只會兩敗俱傷，甚至可能是“損人八百，自損一千”。

美國因去工業化，中低端產品幾乎不生產了；而中國擁有從最低端到最高端的全產業鏈。這使得兩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補的。美國的優勢在于基礎研究、金融、美元、生產性服務業、農產品和能源；而中國的優勢在于應用技術轉化、實體經濟和制造業，并且對能源、農產品和軟件有巨大需求。中國擁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

正因為這種深刻的互補性，硬性“脫鉤”極其痛苦。美國方面也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何每輪經貿談判都能取得一些成果。兩國領導人也多次強調，中美合作不僅能解決各自問題，還能為世界和平發展注入動力；反之，則會兩敗俱傷，給世界帶來更多不確定性。正是基于這一基本共識，我對中美關系持謹慎樂觀態度。

中美作為兩個超級大國，都無法獨善其身，也無法獨自構建全球秩序。中國提出的“四大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正是我們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也是應對當前全球危機的方法。

當今世界面臨四大危機：

1、全球安全危機：俄烏戰爭、中東沖突等地緣政治風險持續。

2、全球發展危機：逆全球化抬頭，發展困境已從全球南方蔓延至西方發達國家。

3、全球文明危機：二戰后西方主導的現代化模式正遭遇普遍質疑，其內部的黨爭、民粹等問題使其吸引力大減。

4、全球治理危機：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治理體系能力日益下滑。

中國的“四大倡議”恰好針對這四大危機。因此，這次中美峰會不僅是雙邊關系的里程碑，更是關乎全球治理走向的關鍵事件。我們必須將其置于這一宏大背景下理解。

經貿與科技：互補、博弈與未來路徑

直新聞：經貿是雙方最關注也是分歧最大的領域之一。隨特朗普訪華的企業家陣容強大，包括英偉達的黃仁勛、特斯拉的馬斯克、蘋果的庫克等。您從中解讀到了什么信息？

鄭永年：這些企業家并非隨意挑選，他們代表了美國的核心比較優勢：農產品、波音飛機、能源、金融和高科技。這恰恰說明，美國企業深知中國市場的重要性。

所謂“外資撤離中國”是個偽命題。在當今戰火紛飛的世界，中國的穩定本身就是一種稀缺資源。資本需要預期，發展需要穩定，而中國提供了這種確定性。

實際上美國它自己要認清楚，中美兩國是有比較優勢的。你在這里做生意的話，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做生意都能獲利，都能得到保障。否則的話他拼命跟著來干什么？你看黃仁勛最后一個趕上飛機，也要跟著來，他還是念念不忘中國這個市場。

此外，中國正持續推進制度型開放，規則與標準都在與國際接軌，甚至提出單邊開放，這展現了我們的自信。美國的打壓反而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確保發展的主體性。但這并非閉關鎖國，而是在更加開放的同時，保證自身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

直新聞：在人工智能領域，您認為中美是走向合作還是對抗？

鄭永年：現在兩個國家是不同的模式。美國我覺得過于資本主導，人工智能對美國社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它是閉源模式、精英路線。中國剛好相反，我們走的是開源模式、大眾路線，一般人都能消費得起的。

基辛格老先生晚年時警告人工智能比核武器更厲害，核武器造出來以后就放在那了，人工智能每天都被使用，美國面臨的風險也很大，他們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美國在人工智能這個領域完全是去監管的，盡管現在有監管的呼聲，但是因為資本主導，所以它要建立監管體系會困難些。我們的模式力求發展與安全，在監管跟發展之間有一個比較均衡的模式。所以我是覺得中美如果坐在一起，很多事情都可以交流。中美人工智能各有千秋，都是第一梯隊，我希望兩個國家能互相學習、互相取經、共同進步，而不是互相排斥、壟斷發展。

直新聞：拋開具體技術，中美科技競爭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鄭永年：底層邏輯在于，技術本身的邏輯要求開放（開源），而資本的邏輯卻傾向于封閉（閉源）以追求利潤。我相信，從長遠看，“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開源模式終將勝出。中國在開源和大眾路線上走得更快，這符合技術發展的本質。

至于未來是否還會出現類似芯片領域的打壓，我認為不可避免。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我們應認識到，技術擴散是歷史規律，也是技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推動技術共享、促進共同發展方面有更開闊的胸懷，比如高鐵、人工智能等技術向全球南方國家的轉讓。

直新聞：面對不可避免的科技打壓，我們該如何保持定力？

鄭永年：關鍵在于實力。我對中美關系感到樂觀，但絕不幻想。近代西方的邏輯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國際關系很現實，必須以整體實力為基礎來推進關系。只有自己有實力，才能有效談判，阻止對方做壞事，并促使其做好事。這就是“止戈為武”——你沒有武器，就無法阻止別人使用武器。

我們擁有的全產業鏈優勢，就是我們的實力所在。有了實力，不是為了濫用，而是為了巧用，以實現我們的目標。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追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對話與共同發展解決全球性問題。

展望未來：階梯式遞進與世界秩序的基石

直新聞：中美第七輪經貿磋商恰在特朗普訪華前夕舉行，這是否有特殊考量？

鄭永年：這已成為一種模式。高層會晤前，雙方工作團隊都會加緊磋商，力爭在領導人見面時拿出成果。這體現了務實精神——斗爭的目標是為了達成合作。

直新聞：您提到年內或將還有兩次元首會晤，如果是這樣，今年中美元首的三次會晤會有怎樣的進展？

鄭永年：我們可以遵循“先經貿、再政治、后安全”的模式。這次會晤主要是打基礎、鋪墊。經貿作為“壓艙石”要先做實。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政治互信，再處理更敏感的安全議題，如南海、臺灣問題。這是一個階梯式遞進的過程。這次成功了，后續就能形成良性循環。

直新聞：如何定義這次元首會晤的成功？

鄭永年：成功就是達成雙贏的協議。比如采購美國的農產品、能源和波音飛機，這既是美國所需，也是中國所需。購買美國能源有助于我國能源來源多元化；大量采購農產品直接影響美國農民的選票。這種深度的經濟相互依賴，能讓雙方在處理關系時更加理性，從而避免滑向美蘇式的全面對抗。

在安全領域，我們也需要轉換思維。臺灣和南海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核心主權利益，但對美國來說只是地緣政治空間問題，二者并非絕對不可調和。例如，在南海島礁主權問題解決后，中國完全可以將相關基礎設施向所有商船甚至軍艦開放，切實保障航道安全。在臺灣問題上，一旦主權問題解決，我們也可以以務實態度，允許美國航母訪問。在全球化時代，大國在彼此的“后院”存在是正常現象，關鍵在于如何共處。

直新聞：最后，中美關系的走向將如何影響世界秩序？

鄭永年：可以說，世界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關系。從俄烏沖突到中東局勢，正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力量的存在，才避免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如果中美關系穩定，至少能保證世界大戰不會發生。

更進一步，如果中美能合作，將能重塑國際秩序。例如，在維護海上航道安全方面，單靠美國已力不從心。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同樣需要航運自由。中美若能就此展開合作，將惠及全球。

中美關系不僅關乎雙邊利益，更關乎世界福祉。美國作為傳統霸權已感力不從心，中國則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雙方完全有空間就此進行探討。世界經濟再平衡不能只盯著中美，而應著眼于廣大的、因發展不足而導致需求不足的發展中國家。中美若能攜手合作，不僅能實現各自可持續發展，更能帶動全世界共同繁榮。

因此，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礎，將取決于中美是選擇對抗還是合作。一個對抗的基礎，將使世界重回分裂；而一個合作的基礎，則將造福中美乃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