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楊方

　　真實歷史中，東林是主張收商稅來接濟軍用的，閹黨因為有大量浙黨成員，靠商業獲利，反而反對收商稅，而且還掏空國庫討好皇帝導致軍費短缺。真實的歷史跟現代閹黨造的謠完全相反，希望陷入不深的現代閹黨及時悔悟，做一個正常的人。

　　請輸入標題 bcdef

　　本文歡迎轉載。

　　大司馬之前寫過東林與閹黨的專題，大家可以參看：

　　明末歷史，特別是東林黨和閹黨之爭，長期以來在網絡討論中存在著眾多誤解和偏差。

　　近十年來，網絡上流傳一種觀點，將東林黨描繪為代表長江三角洲中產階級地主和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群體，聲稱他們不愿向朝廷繳納稅賦，甚至采取抗稅行動；而將閹黨塑造為忠于明朝朝廷，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群體。

　　這種觀點甚至將現實社會中的階層矛盾情緒強行代入歷史解讀中，導致一些人自詡為“無產階級”的“閹黨”，對那些被他們視為“東林黨”的現實社會中高學歷、高收入群體表達痛恨。

　　歷史真相與這種網絡流行觀點截然相反。實際上，要求征工商稅的恰恰是天津巡撫李邦華，他是后來被閹黨迫害的東林黨成員——“臣謂可濟然眉而代加派者，莫若復商稅”；閹黨魏忠賢的頭號大將崔呈秀反對戶部尚書李啟元征工商稅，而且認為征收的工商稅數量很少，無濟于事。

　　天啟五年（1625年），東林黨御史楊新期疏請收礦稅，結果被實際執政的魏公公否決，得旨：“方今海內虛耗，正宜休養民力，何得以開礦生釁？楊新期不諳事體，姑不究”。甚至向士紳特權階層收稅也是東林黨人汪應蛟提出來的。

　　魏忠賢為了鞏固權勢、討好皇帝，不惜挪用九邊軍費近六百萬兩白銀（“自開工迄工竣，計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兩有奇”），用于大興土木，修建紫禁城的三大殿——皇極殿、中極殿和建極殿（清朝重建后改名為太和殿、中和殿與保和殿），但短短十七年后這些建筑就毀于李自成之手。

　　明朝的軍事，一半敗在魏公公手上

　　與此同時，天啟七年（1627年）七月戶部尚書郭允厚向皇帝匯報：

　　“蓋太倉之歲入僅三百三十萬，而歲出該五百余萬，臣思之而無策也。省直之歲征僅三百三十萬，而九邊之歲支已該三百二十萬，臣思之而無策也。三百三十萬之應解京者，甫一解京而先有一百八十萬之支也。三百二十萬之該解邊者，未解邊而更有七百八十萬之欠也。臣思之而無策也?！?/p>

　　崇禎元年，戶部尚書畢自嚴向新皇帝詳細匯報了國家的財政與軍費情況：

　　一年國庫（太倉）收入僅三百三十萬兩，支出要五百多萬兩，九邊軍費要三百二十萬兩；邊防軍費多年共欠七百八十萬兩。鎮守北京北大門的宣府鎮京運年例銀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兩多，天啟六年只發銀八千兩；大同鎮年例銀四十五萬六百三十八兩，天啟六年只發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兩……天啟六年九邊共計發過九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兩；天啟七年發過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一十四兩，實際應發四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從天啟五年到天啟七年魏忠賢掌權時期，總共拖欠京運年例銀四百六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三兩。

　　需要說明的是，天啟、崇禎年間的“九邊”并不包括遼東山海關、寧遠、錦州、東江等處駐軍，這些地區有專門加派的遼餉供應，數量遠超過“九邊”之總和。

　　一面是軍餉極度匱乏，邊防軍生活極度困苦，兵變四起，甚至軍費最充足的關寧前線都因欠餉發生了兵變，另一面卻是花費挪用的軍費大興土木。

　　崇禎元年七月，寧遠十三營的蜀、楚士卒欲討回欠發的四個月薪餉，他們攻入幕府，捉了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等索錢。

　　巡撫畢自肅曾經九次向朝廷申報欠餉，朝廷都不理會，而他的親哥哥就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也是愛莫能助。畢自肅因兵變而自殺，袁崇煥八月初到任后平定兵變。

　　可以說，天啟末年，明朝的邊防形勢已經崩潰在即。

　　魏忠賢挪用軍費修建宮殿的行為，自然引起了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正直官員的強烈反對。在遼東戰事吃緊、國家財政困難的關鍵時刻，挪用軍費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僅導致士兵嘩變，動搖軍心，還嚴重削弱了邊防力量，使國家面臨更大危機。

　　歷史發展也證明了東林黨人并非杞人憂天。后來，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其部下很多都是因長期缺乏軍餉而被裁撤的邊防軍士兵。

　　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要求對特權階層、工商業、礦業收稅的閹黨魏公公，也不存在對此極力抵制的東林黨。這完全是網絡史學虛構出來的謠言。

　　恰恰是崇禎元年清除閹黨之后，九邊京運年例銀增加到三百二十八萬兩，是天啟年間的三倍，而遼東的京運年例銀更是高達近五百七十四萬兩，兩者合計超過九百萬兩，這是明朝中央財政直接支付的北方軍費，均遠遠超過天啟年間，明朝似乎呈現了“中興”的氣象。

　　這與網絡上流傳的“東林黨不交稅，導致明朝滅亡”的說法完全不符。

　　明末政治環境錯綜復雜，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只是其中一個側面。

　　東林黨作為當時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主張嚴格征稅、整頓軍費、抵御外敵，而非網絡流傳所謂“抗稅”。閹黨則在魏忠賢的領導下，為鞏固權勢不惜挪用軍費，從而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軍事防御能力。

　　此外，閹黨還嚴厲地鎮壓異己，制造冤案，營造恐怖政治氛圍，嚴重破壞了明朝的政治生態。他們對東林黨人的迫害，不僅導致大量人才流失，也加劇了朝廷內部的分裂和對立，間接加速了明朝的衰亡進程。

　　而崇禎皇帝上臺后，重新起用東林黨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的政治風氣和軍事財政狀況。

　　網絡上關于明末歷史的錯誤觀點，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對稱。許多人只看片面結論，不深入研究歷史細節和背景，容易被帶有傾向性的言論誤導。

　　他們將現實社會中的矛盾和情緒強行代入歷史，將自己代入“閹黨”角色，痛恨那些被他們視為“精英階層”的“東林黨”。這種做法不僅歪曲了歷史真相，也無助于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崇禎皇帝上臺后重用了許多東林黨人，并采取措施恢復軍費。袁崇煥能夠得到重用，也與東林黨人，特別是大學士錢龍錫的力薦密切相關。

　　袁崇煥作為這一時期的重要軍事將領，對其的評價需要放在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來進行審視。他既有杰出才能和愛國情懷，也有性格上的缺陷和戰略認知的局限。歷史評價不應簡單化為“英雄”或“漢奸”的二元對立，而應當從多角度、多維度進行分析。

　　對明末歷史的研究和討論，應當立足于史實，尊重歷史的復雜性和多元性，避免將現實社會矛盾簡單代入歷史解讀，從而得出片面甚至錯誤的結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歷史中汲取真正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而不是陷入意識形態化的歷史爭論中。

　　關于明末歷史的討論，應當回歸史實，摒棄簡單化、標簽化的傾向，避免將現實社會矛盾和情緒直接投射到歷史解讀中。只有這樣，歷史研究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節選自侯楊方教授的新作《明亡清興》，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全面解析了明亡清興的歷史線索，包含了大量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內，十分精彩，大司馬強烈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