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次來到雅典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奇妙的熟悉感。仿佛這座城市早已存在于我們的想象之中：潔白的大理石、帕特農神廟、民主、哲學，以及那些被不斷重復的“西方文明起源”敘事。人們很容易相信，現代希臘與古希臘之間存在一條自然、連續而毫無斷裂的歷史線索。然而，當你真正長期生活在這里，進入它的大學、博物館、學校與公共討論之中，就會逐漸意識到：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古典希臘”，并不是一個單純被保存下來的過去，而更像是一種在近代不斷被篩選、重塑與重新講述的文化構造。

這種構造不僅存在于遺址與博物館里，它同樣深刻地影響著希臘的教育體系、民族認同、公共輿論，乃至人們對于“什么才算真正的希臘”的理解。從19世紀外國考古學校的建立，到圍繞古希臘語教育持續不斷的政治爭論，再到近年來古DNA研究與數字人文的發展，“古典”始終不僅是一個學術對象，更是一種持續參與現實社會運作的力量。

從衛城博物館遠看雅典衛城（作者攝）

被精心設計的雅典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雅典——無論是作為游客，還是一位滿懷熱情的古典學研究者——你大概會產生一種微妙的滿足感：眼前的一切，幾乎正是你“預先被教會去期待”的樣子。

你會看到一座被精心“復原”的古典時期雅典衛城（Acropolis），仿佛它自始至終就該如此純粹、如此統一。然而，這座建筑在歷史上曾經經歷過教堂、清真寺乃至火藥庫等多重形態。再往對面望去，是普尼克斯山（Pnyx），那座自公元前6世紀起承載雅典公民大會（Ekklesia）的象征性空間。沿著山坡向下，你還會遇到一個熟悉又略顯荒謬的地方：“蘇格拉底監獄”。考古學者早已“辟謠”，蘇格拉底并非死于此處，但標牌依然安靜地立在那里。于是，幾乎每一位游客都會問出同一個問題：“他真的死在這里嗎？”

某種程度上，這正是這個城市最成功的地方。

因為你所看到的“雅典”，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遺址，而是一套被精心編排、反復強化的敘事結構。文化部當然參與其中，但如果要追溯源頭，這種敘事遠早于現代國家機器的形成。早在巴伐利亞王子奧托（Otto of Bavaria）抵達希臘之前，德國古典學家弗里德里希·蒂爾施（Friedrich Thiersch）就已經開始構想“現代希臘應當成為古代希臘的延續”。隨后，參與衛城修復的建筑師萊奧·馮·克倫策（Leo von Klenze）等人，將這種想象具體化為城市景觀。

這不是簡單的復原，而是一種選擇性的重構。

古希臘，尤其是所謂“黃金時代”的遺產，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被固定為民族身份的核心資源。它既是歷史證據，也是象征資本（symbolic capital）。人們在談論“希臘”時所想到的，并不是全部歷史，而是一個經過篩選、提純、甚至理想化的版本。正如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所說：“過去從未死去，它甚至從未過去。”（The past is not dead. It is not even past.）而歷史學家理查德·斯托尼曼（Richard Stoneman）則更直白地指出：這個國家與古代的關系，往往強于與當下的聯系。

有時候，這種關系甚至會變得有些滑稽。

我曾經真的被朋友一本正經地問過一句：“所以……希臘人是不是都長得像神一樣?”這其實不是玩笑，而是一種長期文化想象慢慢形成、最后被大家默認的期待。

在現實中，這種“古典想象”的延續呈現出各種形式：一方面，你會看到一些人嘗試復興古希臘多神信仰（Hellenic polytheism），在山林間對著以神祇命名的洞穴吟唱；另一方面，媒體上不斷出現“重大發現”的標題——某年發現亞里士多德之墓（2023），某年又接近確認亞歷山大大帝的埋葬地（2025）。這些消息往往在學術上仍存在巨大爭議，卻已經在公眾層面獲得了某種“事實地位”。

視頻：帕爾納索斯山的科里西亞洞穴（the Corycian Cave）吟唱者,在古希臘時期主要供奉牧神潘（Pan）與山林寧芙仙女（Nymphs），后來也與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神秘儀式有關。(00:37)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古典遺產的執著，有時甚至會跨越文化邊界，形成一種近乎荒誕的擴張。例如，一家面向全球數千萬希臘僑民的媒體Greek Reporter，曾公開宣稱中國的兵馬俑受到古希臘藝術的啟發。這類說法通常建立在極為松散的視覺類比之上——例如“寫實風格”或“人體比例”。這其實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過度推演，它背后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一種文化話語的投射——人們總傾向于把其他文明的發展，重新納入“古典希臘影響世界”這一熟悉的敘事框架之中。

與此同時，近年來關于古DNA的研究也引發了不少關注。這些研究本身具有重要價值，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依賴于數量有限且分布不均的樣本，并受到時間跨度、地理范圍以及數據解釋模型的限制。然而，在媒體傳播過程中，這些復雜條件往往被簡化為一個高度確定性的結論——例如“現代希臘人與古希臘人具有直接且純粹的血緣連續性”。這種敘述不僅忽略了歷史上的人口流動與混合，也在無形中強化了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民族本質主義（biological essentialism）。

正如我在雅典大學的博士導師，古典考古學家迪米特里斯·普蘭佐斯（Dimitris Plantzos）所指出的，這種傾向帶來一種微妙的反轉：希臘人不僅需要“繼承”這份古典遺產，還必須不斷證明自己“配得上”它。

這種邏輯，在教育體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撕裂的教育體系

從歷史角度看，自1821年獨立戰爭之后，希臘開始建立公共教育體系，以在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斷裂之后重建民族認同與文化連續性。隨著西歐君主的引入，希臘的國家建構逐漸進入一個由外部力量深度塑形的階段。1821–1829年希臘獨立戰爭結束后，新生國家在政治與制度上仍高度不穩定。1832年，在英、法、俄三大列強的干預下，巴伐利亞王子奧托（Otto of Bavaria）被選為希臘的第一任國王，這一安排標志著希臘從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中脫離后，并未完全走向自主的民族國家模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西歐政治秩序之中。

在奧托尚未成年時期（1833–1835），希臘實際上由巴伐利亞攝政團統治。這一階段不僅在行政、法律與軍事制度上引入西歐模式，同時也在文化與教育領域推動一種以古典希臘為核心的國家認同建構。在某種“隱性殖民”（crypto-colonialism）的框架下（Michael Herzfeld, 2002），這種由外部主導的現代化路徑，延續并強化了第一任總統卡波迪斯特里亞斯（Ioannis Kapodistrias）時期已初步形成的國家建設方向，但同時也將希臘牢牢置于一種“被想象為古典延續體”的位置。

此后，盡管奧托于1863年被廢黜，由丹麥王子威廉（Prince William of Denmark，后為喬治一世King George I）繼位，希臘在王權更替與領土擴張中逐步鞏固國家結構（如1913年巴爾干戰爭后獲得伊庇魯斯、馬其頓、克里特等地區），但這種早期由西歐主導的制度與文化框架并未根本改變。

受德國“古典學體系”（Altertumswissenschaft）以及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Ludwig I）的古典理想影響，希臘教育被塑造成高度以古典為中心的結構。例如，早期學校教材普遍使用古希臘語，隨后演變為“純正語”（katharevousa），并一直持續至1976年才被廢除。正如斯托尼曼所批評的，這種教育模式“充滿古典主義的懷舊情緒，卻對現實中的人民缺乏關注”。

這種教育模式在20世紀之后逐漸發生調整。隨著經濟發展以及加入歐盟，技術與職業教育逐步發展，教育路徑也更加多元。然而，人文主義與古典教育依然處于核心位置。正如埃夫斯塔西奧斯·凱薩雷亞斯（Efstathios Kessareas, 2021）所指出的，古典古代構成了“希臘民族連續性意識形態(diachronic continuity)的基礎”。因此，圍繞古希臘語教學的爭論，從來不只是課程設置問題，而是一個關于國家認同的結構性沖突。1976年首次改革后，1992年在圍繞“馬其頓命名爭議”的民族主義背景下，古希臘語重新進入初中課程。此后，關于古希臘語教學的爭論愈發激烈，尤其是在2016年前后，左翼政黨SYRIZA試圖減少古希臘語課時、取消書面考試，并以社會學取代拉丁語課程，引發保守派與民族主義者（尤其與東正教傳統相聯系者）的強烈反對。在更深層來看，它實際上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國家想象之間的對抗：一方試圖將希臘重新置于現代社會語境中，強調教育的開放性、實用性與社會包容性；另一方則堅持一種以古典傳統為核心的文化本質，認為語言與古代文本是維系民族存在的根基。這種分歧很快被政治化，并被壓縮為極端的標簽對立：

“崇古者”（Αρχαιολ?τρε?）vs.“反古者”（αρχαιομ?χοι）。

希臘教育改革派認為，在經濟危機與后獨裁時代背景下，應推動教育的民主化，反對古典教育的“精英主義排他性”；強調當代社會的實用性需求；并批評古希臘語教學流于形式，缺乏對“本質”（ο?σ?α）的理解，與現代希臘社會現實脫節。而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則強調，古希臘語是民族自豪感與身份認同的核心。如語言學家巴比尼奧提斯（Babiniotis）所言，它承載著“希臘精神與生活經驗”（β?ωση），體現了“希臘性”（Ελληνικ?τητα）的本質。在他們看來，希臘學生天然具備與古代語言的“歷時連續性”，學習成本遠低于外國人。

輿論愈演愈烈，一些支持古典教育的公眾人物會強調古希臘語對思維能力的提升，甚至聲稱其有助于“神經突觸發展”；而反對者則批評這種教育方式排他、形式化，并脫離現實生活。雙方的語言逐漸升級：改革者被稱為“反希臘人”（ανθ?λληνε?），而傳統主義者則被諷刺為“民族狂熱的古典迷戀者”（εθνοβαρεμ?νοι αρχαι?πληκτοι）。它將復雜的教育問題轉化為道德判斷：要么你捍衛“神圣傳統”，要么你背叛民族。

這場爭論的關鍵，不在于誰“對”誰“錯”，而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古典遺產究竟是一個可以被重新詮釋的文化資源，還是一個必須被守護的神圣本體？如果雅典是一種被建構的古典圖景，那么問題并不在于它是否真實，而在于：誰在建構它，又為何必須如此被建構。

外國考古學校與本土教育實踐

在高等教育與研究層面，希臘擁有約17所外國考古學校：最早的是1846年的法國學校，其后有1872年的德國學院、1881年的美國古典學院，以及2024年新成立的中國古典學院。這些機構雖以考古與物質文化為主，但實際上也廣泛參與古典文學與歷史研究。相比較，普林斯頓與哈佛大學在雅典設有的研究中心則更專注于古典學與人文傳統。從長時段來看，外國考古學校在希臘不僅在學術領域，也在公共層面深刻影響了人們對“古代”的理解方式。一方面，這些機構通過公開講座、兒童教育活動、遺址導覽等形式持續面向社會開展傳播，同時在雅典建立并維護高水平的圖書館與檔案資源，使古代史與考古學的知識得以超越學術圈層，進入更廣泛的公眾視野。它們主持或參與的長期發掘項目，往往轉化為具有標志性的考古遺址，例如法國雅典學院（école fran?aise d'Athènes）與德爾斐（Delphi）的關聯、德國考古研究所（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與奧林匹亞（Olympia）的發掘，這些關系甚至通過博物館標識與現場說明被明確呈現，進一步強化了其國家研究所在公共記憶中的存在。

另一方面，這些外國學校也深度嵌入希臘本土的學術與職業體系之中。它們不僅提供獎學金與培訓機會，也創造了大量本地就業崗位，其中不乏在海外接受教育后回流的希臘學者。同時，其研究活動受到希臘國家嚴格監管——尤其是在《3028/2002號法》框架下，所有古物被界定為國家不可轉讓的財產，發掘許可、保護與展示均由文化部集中管理，外國機構必須通過正式審批程序方可開展工作。在這一制度環境下，外國考古學校的作用并不能簡單理解為推動“古物崇拜”（antiquarianism）。相反，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引入實驗室考古與跨學科方法，提升了希臘考古研究的整體水平。例如英國雅典學院的Fitch實驗室與美國古典研究學院的Wiener實驗室，推動了希臘考古學與化學、地質學、生物學、人類學等領域的交叉融合。可以說，這些機構一方面延續并強化了古代在公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方法論層面不斷重塑“如何研究古代”，從而對希臘乃至國際考古學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希臘本土，最重要的古典研究機構包括：希臘考古局、雅典大學古典語學系、雅典考古學會，以及較新的雅典科學院與國家研究基金會。此外，雅典大學近年來推出的英文授課本科項目，將考古學、歷史與古典語學整合為一體，強調學生直接閱讀古希臘原典，并正在籌備在塞浦路斯設立分支，逐漸受到國際關注。對于希臘本地人，想要進入各大學的語文學或歷史與考古學系學習，學生必須通過一項較為嚴格的“最低錄取基準”（EBE）。這一制度在近年來直接導致相關專業的報考人數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在社會觀念層面，這些學科也逐漸被視為“就業前景有限”的選擇，許多希臘家庭更傾向于鼓勵子女進入技術性更強、收入更高的職業路徑（Markantonatos, 2024）。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古典學在人們心中完全失去價值。相反，在求職市場中，擁有古典學或語文學背景的畢業生，依然被認為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與綜合能力，因此在一些不要求特定專業技能的崗位申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優勢與社會認可度。

如果具體來看希臘語授課的本科課程設置，可以發現其內部結構呈現出一種相對穩定的學科分布。除語言學理論課程與教育學訓練等輔助性內容外，課程體系在古典語文學（古希臘與拉丁文學）、拜占庭文學以及現代希臘文學之間維持著一種“結構性的平衡”。例如，在雅典大學的一年級課程中，古希臘文學課程通常為4門，而現代希臘文學為3門，拜占庭文學為2門。這種課程安排與英美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后者中，語言學往往逐漸成為核心方法論之一，而在希臘語境下，它更多作為支持性工具存在。更重要的是，這種課程結構本身并不僅僅是學科劃分的結果，而是在制度層面上體現出一種特定的知識觀：即通過讓學生在古代、拜占庭與現代之間不斷往返，來強化一種文化與語言“連續性”的認知。即便學生在后期選擇古典方向進行專業化學習，他們仍然必須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接觸多個歷史階段。然而，這種“全時段覆蓋”的培養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反向效果。一部分學生會選擇前往英美等國家繼續深造，因為這些體系通常提供更為聚焦的訓練路徑，例如直接以古典學為核心展開深入研究，而非在多個歷史階段之間進行分配式學習。這種對“專業化”與“集中性”的追求，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學術傳統之間的結構性差異。

與此同時，也存在眾多民間組織，如希臘古典語學者協會、泛希臘古典語學者聯盟等。在跨文明比較研究的啟發下，由我與來自希臘、美國和德國的多位學者共同發起的“雅典跨學科人文與考古中心”（Centre for Interdisciplinary Humanities and Archaeology），則致力于通過密集課程，將古希臘哲學與考古與中國文明進行比較研究，探索更加多元的古典學路徑。

最后，從新興的數字人文學科發展來看，相較于美國或英國，希臘在數字技術與人文學科的整合仍處于發展階段，但已經逐步展開。當前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數字文本編輯、文本編碼以及在線語料庫的建設。同時，全國范圍內的檔案與館藏數字化工作也在推進，這些項目往往依托歐洲層面的基礎設施，例如DARIAH（歐洲數字人文研究網絡）以及CLARIN（語言資源與技術基礎設施），為語言數據與人文研究提供支持。在教育層面，相關項目仍然相對有限。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由雅典大學、雅典娜研究中心與塞浦路斯大學聯合開設的數字人文碩士項目，其課程涵蓋增強型文本研究、地理信息系統以及三維技術，體現出跨學科整合的趨勢。

在研究實踐方面，也已出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項目。例如，由希臘研究者參與開發、并與Google DeepMind合作的Ithaca項目，致力于修復殘缺銘文文本，被視為人工智能與古典學結合的重要突破（https://predictingthepast.com/ithaca）。此外，克里特大學正在推進的TALOS項目，則聚焦于語義標注、文物分類以及基于自然語言處理（NLP）與機器學習（ML）的語料分析，旨在進一步推動人文學科的數據化與數字化發展。

總體來看，在希臘語境中，古典學正逐漸與考古學及文化遺產研究發生更為緊密的交叉與融合，但與此同時，它依然作為一個具有強大制度基礎與學術影響力的核心學科而存在。

筆者手持里拉琴站在雅典學院前：左側為19世紀重新塑造的柏拉圖雕像，后方立柱上的雅典娜象征著城市守護神，而整座建筑則以新古典主義風格重構了人們對于“古希臘”的視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