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日前宣布辭職，公開理由是照顧罹患罕見骨癌的丈夫。這一解釋具有人情上的正當性，也為她離開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一個體面借口。但若把這場辭職完全歸因于家庭，顯然不足以解釋其中的政治分量。梳理其任職軌跡不難發現，加巴德的辭職發生在其與特朗普政府圍繞伊朗戰爭、情報系統改革和內部權力關系矛盾加深之際，或許是其布局2028年大選、尋求長遠政治發展的關鍵一步。
理念分歧加劇
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勝出，不能只用保守主義回潮解釋，核心在于其精準拿捏了美國民眾的情緒痛點，憑借反戰、反建制、反“深層政府”的核心競選策略，吸納了大量厭倦黨派內耗、反對海外軍事干預的選民。而加巴德的加盟對于特朗普而言具有重要價值，不只是加巴德以前民主黨人的身份投誠共和黨，更是因為她代表的正是上述美國政治群體。
也正因如此，隨著加巴德轉投特朗普，部分前民主黨人、獨立選民、反戰選民和反建制選民支持特朗普的心理門檻有所降低。這在美國政治中早有先例，在2016年大選中，有一部分桑德斯（無黨派獨立人士?）的初選支持者在大選中轉投特朗普，這說明左翼反建制選民并非民主黨的固定票倉。正因如此，特朗普選擇在2024年大選后迅速把加巴德納入過渡團隊。
加巴德（資料圖）。
擔任國家情報總監后，加巴德并不是一個象征性人物。特朗普一度賦予她較大的政治任務：整頓情報體系、壓縮冗員、清理所謂“深層政府”，并解密相關材料，試圖證明奧巴馬政府在2016年“通俄門”中構陷特朗普。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去年7月發布材料，稱奧巴馬政府推動形成了針對特朗普的俄羅斯干預指控。但此類指控是否足以被司法證明，仍存在很大爭議，但它確實服務于特朗普的政治需要。
不過，加巴德與中央情報局（CIA）及傳統國家安全官僚存在沖突。她反干預、反情報政治化的姿態，與CIA局長拉特克利夫等鷹派核心官員的政策主張形成根本沖突，雙方的分歧隨時間推移不斷加劇。加巴德離任后，拉特克利夫在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中的影響力可能上升。
而真正改變加巴德處境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軍事行動。去年6月的“12日戰爭”后，加巴德的反干預主義立場開始與特朗普政府的對伊政策出現隔閡。今年圍繞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又進一步暴露了加巴德在白宮國家安全決策中的邊緣化處境。據悉，加巴德在若干關鍵的國家安全決策中，都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特朗普因加巴德沒有全力支持對伊朗戰事而不滿。
更深政治考量
特朗普對加巴德的不滿，令后者辭職的時間點愈發引人關注。對加巴德來說，繼續留任意味著必須為特朗普政府后續戰爭路線承擔責任，主動離場則可保留反戰人設，尤其在已有反戰人士質疑她為何仍留在政府的背景下。加巴德可以說辭職是因為家庭，也可以表明自己并未完全背離反戰原則。
也有分析認為，加巴德此時辭職有更深層次的政治考量。加巴德曾參加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近兩年，更有關于其競選2028年總統的猜測。有民調把她列入潛在的共和黨候選人名單，盡管其支持率遠低于萬斯等人。
加巴德不但能吸引“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內部反戰選民，并非傳統右翼出身的背景也使她具備少見的跨陣營辨識度。但她的弱點同樣突出。她既得罪了民主黨建制派，也得罪了共和黨內鷹派和情報系統；離任后若被特朗普支持者視為“不夠忠誠”，其MAGA基礎也會受損。加巴德的社會基礎不是傳統黨派組織，而是一個松散的反戰、反建制聯盟。這類選民數量不少、聲音很大，但組織能力和初選穩定性不足。
因此，加巴德未來兩年大概率不會急于攤牌。她更可能通過演講、播客、保守派媒體、退伍軍人團體、反戰組織和MAGA活動保持存在感，繼續觀望局勢。如果特朗普未來沒有發動新戰事，或者能有效處理好與伊朗沖突后的遺留問題，那么加巴德的吸引力會下降。反過來，如果美國再次陷入戰爭泥潭，加巴德就可能把自己塑造成特朗普時代被壓制的“真正反戰派”。
加巴德辭任，不只是一個內閣成員離職事件。它折射的是特朗普政府內部反戰派與鷹派之間的裂縫。對她而言，這既是失勢，也是蓄勢。她能否把一次被動離場轉化為2028年的政治資本，取決于美國未來兩年對外戰爭走向和政壇派系格局變動。
（作者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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