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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經濟數據并不好，相比一季度波動也比較大，這對穩固二季度經濟上行趨勢，引導社會預期向好確實不利，接下來政策需要加力，那么到底是加強投資，還是加強消費呢？

小鎮一貫態度不變，。目前國家政策導向也在向投資傾斜，不可能再推出超過之前規模的消費刺激政策。

梳理4月經濟數據，消費方面內需全面走弱，同比增量幾近于零，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等三項全部大幅下行，前兩者還只是增速下降，房地產投資卻是跌幅擴大。

這還是年初統計部門對基建投資口徑進行了調整，新口徑更接近過去市場機構常用的“廣義基建”，也就是將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納入基建投資統計。

如此調整，一方面有助于反映政策對能源基礎設施的重視度，因為當前政策越來越重視能源基建，這是基于“雙碳”和國家安全的雙重要求，比如以特高壓輸電、分布式能源、智能電網為代表的新型電網，還有天然氣管網、抽水蓄能電站、海風、核能等領域，投資都在持續擴大；另一方面客觀上也可以讓數據更好看一些。

4月份經濟表現不好，有很多解讀，比如高油價、項目不足、消費技術較高等等，就不一一展開談了，大體知道情況不理想就行了。

大家可以觀察新聞發布會，明明主題是通報4月國民經濟情況，但使用的口徑都是1至4月累計，跟2023年、2024年、2025年就4月談4月大不一樣，這也是常見做法，當月數據或累計數據哪一個更好，就重點說哪個口徑。

關于投資方面，情況比較復雜，今天主要就談消費。4月社零表現不好，除了高油價和金銀珠寶等奢侈消費下滑以外，更主要的沖擊是在消費補貼擴容、刺激下，2025年相關補貼商品的消費基數太高了。

對于國補，也就是國家消費品以舊換新補貼這一政策，小鎮長期持謹慎態度，認為這頂多就是一個應急性的政策，不能長期持續、需要控制規模。

2023年初剛放開的時候，當時整個社會充滿樂觀情緒，認為只要放開一切都會好起來，但到二季度就發現不是這么回事，關于資產負債表收縮和內需不足的討論越來越多，各方熱烈討論“消費驅動”，要求國家出臺政策刺激消費。

2024年春，開始討論中國經濟處于“大病初愈”的恢復階段，6月夏季達沃斯會議，總理也公開講話提到“大病初愈”“固本培元”。在這一背景下，新一輪大規模以舊換新補貼從2024年3月啟動。

當時最需要應對的是企業經營壓力，以舊換新政策本質不是為了刺激消費，而是補貼生產者，是一個供給端的刺激性政策。

小鎮一直懷疑這項政策對消費的真實帶動效果。小鎮這兩年因為裝修等原因，拿到的國補加起來也有幾萬了，算是對促進內需做了貢獻，但有沒有這15%的國家補貼，小鎮都會消費；反之如果沒有真實需求，也不可能為了15%的補貼去掏85%的錢，現在錢多難賺啊，誰不想增加些抗風險能力？

所以小鎮一直認為靠消費補貼促進內需，是一個偽命題，頂多是應急性的寅吃卯糧，國家砸錢引導消費者把本來就要花的錢靠前集中起來，從而短期內在數據上提振消費，也為相關企業提供一筆寶貴的資金，某種程度上彌補前些年政府欠債和貸款難。

但短期內消費總量是有限的，靠前集中了，后面肯定就要減少；而補貼有邊際遞減效應，之前刺激起來的消費總量高了，為了維持消費增速，就得投入更大規模的補貼，把之前沒有納入補貼的新門類列入，事實上也是這么干的，消費補貼一直在擴容，而且往往跟假期關聯，在短期內刺激消費數據。

不能說沒用，但效果很有限。

消費弱歸根到底是在經濟、收入、預期、風險意識等綜合影響下，人的消費習慣變了。

比如小鎮認識某大公司的一對夫妻，只是普通員工，年薪在大公司也就是中等偏下，兩個人加起來年收入一百多萬，疫情前竟然舉債購置郊區別墅，還花了兩百多萬裝修，30多萬的車都買了兩輛，那時覺得會永遠向好，花錢大手大腳。疫情后變了，不再攀比消費了，但已經裝修好的別墅租不出去，賣又心疼，為了孩子上學方便到市區租了套房，這一輪折騰10年的收入都得砸進去，幸虧工作保住了。

不論中產還是小康家庭都在改變消費習慣，珠寶首飾等消費持續下降就是典型。

除了消費習慣變化，還有房地產下行導致的大窟窿，以舊換新的消費補貼不可能填上這個大窟窿，加上這幾年新興產業的爆發也不夠。

小鎮2023年就說了，應該做好用2～3年時間度過經濟下行的準備，關鍵在于要等房地產穩定下來。當前，房地產投資和銷售量已經到了相對比較低的位置，繼續下降的空間已經不大了，一線城市出現了剛需房的顯著回暖，接下來經濟和消費自然會越來越好。

可因為之前的巨額消費補貼，導致從數據上看，消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下行，這對穩固預期帶來了不利影響。

從2024年開始的這一輪消費直接刺激，到了該退潮的時候了。

小鎮對這項政策整體持懷疑態度，也在于實際執行中難免走向某種程度的“補貼富人”，在道德上存疑。

為確保補貼執行到位，審核還是比較嚴的，就導致能夠參與補貼的必然是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尤其是平臺企業，拿到補貼大頭的也一定是不太缺錢的中產及以上，對這類群體，就算沒有補貼，影響又能有多大？

所以，小鎮之前就建議：。

這兩年，每年農民基本養老金每月上漲20元，考慮到公平性，全國范圍吃大鍋飯，北京兜底上千元的農民和只有一百多元的云南農民，都是上漲20元。

當然，補貼農民養老金的錢不好這么針對性投放，可像以舊換新這種專項資金，完全可以搞針對性投放，考慮到目標人群的收入水平，相信消費帶動效應會更高，農村老人養老得到保障，城里打工的孩子們也就更安心了。

當然，小鎮也知道根本不可能。

除了上面說到的必然存在的大公司、大平臺公關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部委資源有限，手里頭也沒多少可供分配的余糧了。

關心政策的可能注意到，這些年部委很少下發針對某地的決定，往往是全國普發的某某意見，就在于部委手里頭余糧不多了，干不了啥大項目，能拿出來的就是一個支持鼓勵性質的名義。

......（省略557字）

相比以舊換新的消費補貼，如果是把這錢用于補貼農民養老金，考慮到現在都是資金直達個人賬戶，那就很不一樣了。

怎么破局呢？

小鎮個人認為：需要改變部委管理模式和理念，要弱化資金調配，重在通過立法、規劃等建章立制的手段去調整央地關系，梳理本領域的工作。

條塊關系也是幾千年來的一條改革主線。

新中國成立以來，先是以上對下的“條”為主，改革開放后變成了以地方的“塊”為主；1993年分稅制改革，資源分配的中心又從“塊”重回“條”，也就有了“跑部錢進”；再然后搞土地財政，地方資金雄厚了，央地關系又開始向“地”傾斜。

兜兜轉轉幾十年，隨著土地財政漸漸退出，當下又到了重新調整央地、條塊關系的時候了。“經濟大省挑大梁”，并不只是說地方之間更突出強調經濟發達地區，核心還是調整央地、條塊，要把更多把權力和資源下放到地方。

一個典型是金融領域。

2023年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成立后，首任李局長密集前往各地調研，一個省一個省的召開座談，花了大量時間梳理金融監管領域的央地關系。

央地關系也是金融領域長期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比如2021年就發布了《地方金融監管條例（征求意見稿）》，但因為央地諸多問題沒能達成一致，導致一直沒有出臺。這個《條例》核心原則就是“中央統一規則、地方實施監管，誰審批、誰監管、誰擔責”，要把地方各類金融業態納入統一監管框架，從而強化地方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和處置，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

2023年該《條例》列入立法計劃“擬制定”部分，可到了2024年、2025年、2026年降級為“預備制定”，直到今天還沒出臺。關于金融的監管，就是新一輪央地關系再定位的關鍵焦點之一，重大爭議問題太多了，而且難以彌合，事關地方錢袋子，比如融資租賃、商業保理等等。

現在以舊換新補貼政策已經開始降溫了，以實踐證明所謂的“消費驅動”是偽命題，這也算好事，接下來還是要重回投資和基建，這也是最基本、最簡單的第一性原理：促進消費的前提，當然是收入上漲，錢必須放到對的地方。

同樣一筆錢，直接用于刺激末端，也就是以舊換新的消費補貼，遠不如用在源頭上，包括直接對中低收入人群進行定向補貼尤其是加強農民養老。但考慮到政策慣性和央地關系重新調整，更現實的做法還是投資拉動，只不過投資的對象需要調整，要更適合時代主題。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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