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春律師廣東知恒(廣州)律所高級合伙人、刑事副主任、專注重大疑難復雜的詐騙案辯護；

備注：本文原創，未經許可不能轉載

【引言】

張春律師團隊在處理涉及行為人開發或代理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的刑事犯罪案件方面積累了大量豐富的經驗。我們深知這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復雜性和爭議性。因此，本文通過深入分析具體案例，旨在分享我們的辯護策略和寶貴經驗，希望能夠為那些面臨類似法律問題人士提供實用的指導和幫助。

【基本案情】

張三是技術人員，搭建“Lxx/Xxx”等多個虛擬交易平臺，再通過微交易吧、云交易吧、微交易招商吧、云交易招商吧等發布招代理的信息。

李四等人有合作代理平臺的想法，就用買來的微信添加了招收代理平臺的微信，向張三問詢了返利比例，結算周期、結算方式等，就開始代理，結算方式是通過返USDT虛擬貨幣(泰達幣)，張三會給李四提供平臺和后臺人后臺包含客戶的提現記錄、充值記錄、操作記錄等，李四等人再發展下級代理再去發展散戶，同時自己去發展散戶。

充值的方式：投資人員直接在平臺的充值界面點擊充值會有銀行賬戶信息，客戶將錢打入賬戶就行，還有一種是投資人聯系李四，將錢轉給李四，李四再聯系平臺將對應的U幣填入到投資人員的賬戶。

客戶下單的時候就選擇平臺上一個虛擬貨幣的幣種，按照平臺內K線走勢圖，買該幣種接下來某時間段的漲跌，投注金額是按照USDT虛擬貨幣計算的，有50U幣、100U幣、300U幣這幾種，由帶單老師負責帶著他們進行買漲買跌，帶客戶下單，有不帶單的時候就是客戶自己進行操作投注。

投資金額是700余萬元。李四等人被控詐騙罪。

本案是代理的是虛擬配資交易平臺，那么就需要了解配資與虛擬配資是什么。

配資是什么?

配資方為投資者提供資金支持，從中收取一定的配資費用。投資人員借助配資，用小額的投資金額進行數倍金額的投資，從中獲取數倍的收益或虧損。

虛擬配資又是什么?

是指配資公司利用虛擬交易系統組織投資者進行配資交易，實際并未將投資者的交易指令和資金下單到所謂的“大盤”統一的資金接收賬戶，也有真實地提供配資資金，而是通過在交易系統后臺輸入相應的金額并根據市場漲跌進行資金結算，本案就是“李四再聯系平臺將對應的U幣填入到投資人員的賬戶”。虛擬配資的盈利模式可能包括收取高額的配資利息、手續費，與客戶對賭，或者通過操作交易系統侵占投資人的資金。

這種投資方式賺錢和虧錢都是非常快的，因為高杠桿放大了市場的波動，同時也放大了投資者的收益和風險。

對于投資人員明知平臺性質并以某段時間外匯品種的價格走勢為交易對象的“二元期權”模式的行為，有的認定為開設賭場罪;

對于手續高額手續費，配資利息牟利，行為人不采用非法的手段追求投資人的虧損，是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對于操縱后臺，不能提現等方式非法占有投資人的資金的，一般是認定為詐騙罪。但是在認定詐騙罪時就需要對如何操縱后臺，操縱的曲線等等與投資人的投資金額相互對應，還有仔細審查投資人是否有提現的行為，是否有做虛假的筆錄，如果沒有相應的證據佐證拒絕提現、操縱后臺的行為，那么僅憑口供定罪也是不可以的。

比如本案中投資人就陳述：“兩年間我交易中xx、Lx等一些APP，一個APP運行一段時間后，就以系統需要升級的方式，重新更換新的APP，更新后的APP，會把以前APP里面的資金轉到新的平臺里，平臺充值方式為，把錢轉到老師或者客服提供的私人卡號，付款后提供截圖，老師們幫忙買幣，把人民幣轉化為USDT。操作方式，自己判斷漲或跌進行操作，或者通過老師喊漲或者跌進行操作，老師每天只帶單一次，需要前一天晚上預約時間，預約幾點做單。兩年期間通過APP虧損資金700萬元左右。”就不應當認定為詐騙罪。

但是在實務中對于虛構實盤交易，反向喊單，誘導投資人頻繁操作的行為在定性上就出現了詐騙罪還是非法經營罪的較大分歧。

張春律師認為，是否虛構或者隱瞞關鍵事實是案件需要重點查明的。

在這類投資案件中，投資人是基于諸多事實促使作出交易決策，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虛構或者隱瞞的通常是關鍵的事實，這個關鍵的事實足以使投資人陷入認識錯誤，最終處分財產。

本案中，李四虛構自己是正規的代理商，提供高杠桿的配資的事實，同時隱瞞了資金不進入“大盤”的真相，但是否可以一律認定為詐騙罪是存在爭議的。如果李四在代理的過程中是遵照交易規則的，數據接入的是大盤的，沒有操作盈虧，或者無法證明操縱盈虧的行為，那么僅憑虛假陳述的行為就不能認定為詐騙罪。

投資人在筆錄中也陳述：“自己判斷漲或跌進行操作，或者通過老師喊漲或者跌進行操作”是可以佐證投資人是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投資的。還有投資人在筆錄中的陳述：“平臺充值方式為，把錢轉到老師或者客服提供的私人卡號”投資過程持續了兩年多，是可以進一步證明投資人明確地知道投資資金是不進入“大盤”的，大家只是按照國際的交易規則買漲買跌。

也就是說投資人的盈利或虧損是基于偶然時間的，投資者的損失與李四等人的虛假陳述，帶單行為等等之間是沒有因果關系的。

張律師認為，代理虛擬盤交易對外宣傳是實盤的行為并不必然導致投資人虧損，投資者是基于數據判斷買漲買跌才是作出交易決策的關鍵事實。

根據技術人員張三的口供：“ 問：平臺走勢圖的上漲和下跌代表了什么?答：代表了平臺里的產品的價格。問：平臺走勢圖的來源是什么?答：是我通過xx給我的火幣網虛擬貨幣走勢圖實時拷貝到平臺里的。”可知，李四等人沒有虛構數據。

張律師認為，判斷是詐騙罪還是非法經營罪，我們需要結合李四等人的牟利情況來分析，如果脫離正常經營，超出正常交易規則，是以客戶的虧損為主要來源，那么認定為詐騙罪的可能性較高。

在本案中，根據涉案人員的賬戶還有投資人的銀行明細均無法證明修改平臺數據的證據，投資人是有提現的數額的，雖然李四等人追求的是投資人的虧損，但實際上是需要投資人頻繁操作，因為頻繁操作虧損就會很快，早晚會虧完，就能賺取高額的手續費，雖然是追求高額手續費還有“虧損”，但是并沒有虛構事實。

“反向喊單”、誘導頻繁操作的，可否據此認定行為構成詐騙罪?答案是否定的。

平臺通過各種手段蓄意造成投資者虧損，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正常經營賺取投資者手續費等交易費用，更是為了賺取投資者的虧損，即主觀上看似有追求投資者虧損的目的，實際上最終決定是否投資還是投資人基于數據的判斷，存在“賭徒”心理。

事實上只要頻繁交易投資者資金也會被快速消耗，一旦行情下跌虧損也被杠桿成倍放大，因此投資者虧損概率勢必遠遠大于盈利概率。“老師”的帶單行為只是一個操作建議，投資人也在筆錄中陳述：“有時候我也不聽帶單老師的建議，他建議我買漲，我就買跌。”因此，“反向喊單”并不必然導致虧損。

兩年多的投資時間，投資人有其他途徑能夠認識到投資風險，故不應認定夸大盈利的行為會引起錯誤認識;“反向喊單”是否屬于虛構事實難以認定，且無法證明與客戶虧損之間的因果關系。而且在投資人投資過程中李四更換平臺后也會給投資人提現，此時，投資人提現后是可以選擇不繼續投資的。

比如張春律師辦理的另外一起案件中，法院就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實各名被告人以對交易平臺后臺數據進行修改、操縱盈虧的方式詐騙被害人;雖然被告人的供述及微信聊天記錄顯示有修改數據的情形，但兩人庭審均供述只能修改模擬倉，不能修改正式的交易平臺數據，且是營銷手段，各名被告人亦均供述無法修改交易平臺數據;xx司法鑒定所出具的鑒定意見書雖證實涉案交易平臺具有通過修改程序本地保存的交易數據以實現修改交易數據曲線的功能，但該結論仍未能證實涉案交易平臺能夠修改實時數據、操作盈虧。”

(判決書原文截圖，打掉詐騙罪的指控)

對于這類案件，李四等人在代理平臺的主觀明知、是否具有詐騙行為，投資人的虧損是否與其具有因果關系等關鍵事實的證據是需要重點審查的。

我們在辦理這類案件的時候需要結合電子數據、訊問筆錄等證據來審查綜合分析。比如：有些代理商就會供述有使用“風控功能”但實際上這個功能不是代理商觸發的，而是平臺的技術人員，但技術人員的口供又說，不可能修改數據。那么，那么此時代理商實際上對配資交易是不知情的。對于代理商是否明知是詐騙的行為，律師可以通過會見、查閱筆錄、審查聊天記錄還有代理商協議、客戶的資金流向等證據綜合提出辯護。

張春律師在辦理某起虛擬貨幣案件過程中，辦案單位調取的歐易交易記錄就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由于要查明獲利數額，還有投資人的投資數額，就需要查明當事人的歐易交易記錄，因為當事人說了，是通過歐易交易的。

但是取證過程中有個環節，歐易是境外公司，取證自然和國內的公司不同，辦案單位通過向某個郵箱發送了調證的錢包鏈接，然后這個郵箱又回傳給了辦案單位，最終形成表格的方式呈現在法庭上。我們提出了這份證據不能作為指控的證據使用，理由在于：

這份數據是辦案人員從郵箱下載的，那么郵件是發給誰?對方及辦案單位的接收人、接收單位是誰?沒有查清，源頭是不明確的，既然是表格數據，那么內容是電子數據，電子數據及需要遵循電子數據的取證流程，制作提取筆錄，對整個過程全程記錄，由于沒有全過程記錄，就不能排除在下載打印的過程中有損壞，污染的可能性。

還有調取證據通知書沒有境外公司的蓋章，根據情況說明展示的內容只有“境外公司”四個字，境外是哪個國家，無從知曉，數據的內容又是中文展現的，這個境外公司是適用中文還是翻譯后的數據也無從查實。

(某虛擬貨幣平臺的歐易錢包的說明)

根據控辯平等的原則，《刑事訴訟法解釋》：“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來自境外的證據材料的，該證據材料應當經所在國公證機關證明，所在國中央外交主管機關或者其授權機關認證，并經我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因此，控方調取境外證據，必須經過公證認證手續。除了公證認證，境外證據還需要委托有資質的翻譯機構將證據翻譯成中文文件，才能在大陸刑事訴訟中成為適格的證據。顯然，本案的取證是不合法的。

從表格記載的類型一欄上看，“有充值、提現、轉出到c2c開放區”的欄目，無法直觀地反映，劉洋和李平的交易對手是誰?更無法反映出喬亞平的投資金額，這些數據都無法與xxx的投資數額一一對應，無法證明控方所要指控的數額或者投資過程。

還可以結合員工的薪資結構、工作時長、話術的使用等證據分析。對于這類案件一旦打掉詐騙罪，對于普通的業務員，小組長等普通員工就有很大可能爭取到不起訴或者緩刑。

還有投資人與帶單老師的聊天記錄也是需要重點審查的，不同的投資人在同一時間段內的投資有無相同的情形。

此類案件多屬于涉眾型犯罪，被害人人數眾多，且涉案金額巨大，通常是使用第三方資金通道接收平臺資金，有些案件甚至是缺失后臺數據的，那么資金統計的會有缺失或者不準確，就會影響犯罪數額的認定。比如在本案中，投資人就陳述自己在李四代理的平臺投資時有在其他平臺投資，辦案單位出具《情況說明》：“xxx被詐騙一案中，經我單位民警向xxx本人確認后，其手機已在報案后已被其出售，目前已無法對喬亞平當時持有的手機進行司法鑒定。”

但是有些案件中，后臺數據是保留完整的，如同張春律師截圖的《判決書》的這個案件，那么就需要律師細致比對和分析后臺數據、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聊天記錄，盡可能全面掌握歷史出金、入金賬戶，并匯總計算投資人在不同賬戶入金和出金總額之間的差額，準確認定投資人損失金額。張律師分享的另外一起案件中，當時我們打掉罪名后，對于犯罪金額的統計司法機關也是有爭議的，當時團隊律師一起梳理了一周的數據后，又打掉了300余萬元的指控。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還應當關注投資人入金后賬戶未虧損的金額問題，由于這部分資金還在投資人的賬戶上，賬號和密碼都是投資人占有，平臺也是未限制出金的，只是由于司法機關的介入無法提現，對于這部分資金就需要區別認定。

如果是因平臺方“跑路”而案發或者平臺方資金已明顯不足以兌付余額時，可以將余額計入詐騙既遂金額，反之不應當認定為既遂的金額。

最后，在辯護的過程中要善于運用退賠退贓的制度爭取從寬處罰。在這類案件中，被害人最關注的是資金的挽回問題，有些案件的涉案財產經歷反復處置，贓款贓物追繳難度較大，而司法機關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有限。司法實務中，不同地方的司法單位對從犯退賠退贓的責任認定不一致，有的案件積極退還違法所得，取得被害人諒解，爭取不起訴、緩刑的概率就很大。

綜上論述，本案中對李四指控詐騙罪是錯誤的，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判處，張三作為技術人員也不構成詐騙罪，應當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