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當一名律師因當庭質疑復印件證據真實性，竟被敗訴方以“黑心律師”為由投訴調查兩年；當上海某離婚案中，男方因財產分割失利惡意投訴女方律師，導致對方被暫停執業調查3個月——諸如此類的惡意投訴正在侵蝕法律服務行業的根基。投訴本是監督執業的正當渠道，但如今部分人將其異化為訴訟博弈的武器、逃避義務的工具，這種歪風邪氣亟待遏制。
惡意投訴的本質是權利的濫用，其表現形式已形成清晰的譜系。從動機看，既有對方當事人為剝奪對手優質法律服務而發起的攻擊，也有委托人因不滿裁判結果遷怒律師，更有當事人為拒付律師費刻意捏造事由。從行為特征看，或為無新證據的重復投訴，或為提供虛假材料的誣告陷害，甚至有律師慫恿當事人以投訴相要挾逼迫對方和解。更值得警惕的是，個別公權力主體竟因律師盡職辯護而發起投訴，意圖施壓律師、削弱辯護力量，這種行為對法治生態的破壞尤為嚴重。
這種歪風的危害早已超越個體層面，形成對法治秩序的系統性侵蝕。對律師而言，應對調查往往需要耗費數月甚至數年時間，不僅影響正常執業，更可能因輿論污名導致案源流失，即便最終洗清嫌疑，職業聲譽的創傷也難以修復。對行業而言，惡意投訴催生“防御性執業”傾向，律師為規避風險可能放棄正當辯護策略，最終損害的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司法體系而言，大量無實據投訴占用了律協與司法行政機關的有限資源，導致真正需要處理的違規投訴被拖延，浪費了公共治理成本。
遏制惡意投訴并非否定投訴權，而是要劃定權利行使的邊界。近年來，多地律協已率先亮劍，為行業維權探索路徑。四川、鄂爾多斯等地律協已出臺《惡意投訴行為處理規則（試行）》專項處置規則，明確將無實據重復投訴、捏造事實投訴等行為界定為惡意投訴。其中四川律協出臺的規則第五條還建立惡意投訴人記錄名單預警機制，多地同步落實投訴風險提示、行業約束制度，為律師執業提前規避惡意干擾。北京市律協在 2026 年修訂的《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實施細則（試行）》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對尚未審結的訴訟仲裁案件，對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投訴的，不予立案，但明顯違規的除外，從程序上直接阻斷當事人利用投訴干擾、施壓正在進行的訴訟活動的惡意企圖。
法律的懲戒力度也在持續加碼。《民法典》第132條的權利濫用原則已成為規制惡意投訴的核心依據，上海、深圳等地法院均作出過惡意投訴人賠償律師經濟損失的判決，最高賠償額達20萬元。對反復虛假投訴、惡意誣陷施壓，借機牟利的行為，各地司法機關已逐步從嚴規制，對涉嫌違法犯罪的依法追責。這種“投訴有成本、誣告必追責”的導向，正在逐步扭轉失衡的權利格局。
法治的根基在于權利的平衡與尊重。律師的執業權利不是可有可無的行業利益，而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遏制惡意投訴，既需要律協當好律師的“娘家”，通過標準化規則精準甄別惡意投訴、及時澄清正名；也需要司法機關強化裁判引領，讓濫用投訴權者付出應有代價；更需要全社會形成共識——尊重律師的盡職辯護，就是尊重自身的合法權益，維護律師的執業尊嚴，就是維護法治的尊嚴。唯有如此，才能讓法律服務行業擺脫惡意投訴的陰霾，回歸以專業為本的正軌。（文/許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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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