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波折之后，當地時間6月22日凌晨，美國與伊朗在瑞士完成了“60天窗口期”內的第一次艱難談判，達成了第一份協議。此時，距離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6月18日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美伊正式“由戰轉談”，已經過去4天。

至此，這次持續時間超過100天的美以伊戰爭“告一段落”。但是，本輪談判也被陰影籠罩。談判前，伊朗代表拒絕與美國代表握手和合影。談判期間，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再度威脅軍事打擊伊朗，伊朗代表團隨即離開會場以示抗議，談判被迫中斷。談判結束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高調聲稱以軍不會從黎巴嫩撤出。

身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拉德馬得，對和平不抱希望。這些天，他身邊的伊朗人、阿富汗人，見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話都是：“今天或者明天可能再打起來。”

而且，對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來說，新的“戰爭”已經開始：停火后，驅逐阿富汗難民的工作重新開始，剩下的難民被要求拿出一筆“巨款”換取合法居留。

拉德馬得是原阿富汗共和政府的一名什葉派官員。2021年8月政權更迭后，他留在國內參與包容性政府談判進程。隨著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逐漸收緊對女性受教育權利的限制，為了讓兩個女兒能繼續讀書，拉德馬得全家于2022年輾轉來到伊朗。

2025年6月以伊“12日戰爭”后，因為出現以色列情報機構收買難民的情況，伊朗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大規模驅逐阿富汗難民。到本次美以伊戰爭前，已有超過150萬難民回到阿富汗，留在伊朗的難民具體數據不詳，多數估計認為在300萬到600萬不等。

一邊在美軍空襲中淪為“附帶傷害”，甚至全家被炸死；一邊又因為“非法身份”得不到撫恤與安置，并遭到本地人的打罵和羞辱。在2026年的美以伊戰爭中，600萬難民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受害群體，并被各方遺忘。

從4月到6月，借助斷續的國際互聯網，拉德馬得對《中國新聞周刊》講述了自己和親友在本次戰爭前后的遭遇。他說，伊朗曾是他的第二故鄉，但現在，“我前所未有地感到，這里比喀布爾更不安全”。

6月21日，伊朗德黑蘭，球迷觀看世界杯賽事。圖/視覺中國

“人們不再相信和平”

這是我50年人生中經歷的第七場戰爭。現在，伊朗和美國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但在我身邊，不管是伊朗人還是阿富汗難民，見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話都是：“今天或者明天可能再打起來。”

和戰前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人們不再相信和平。去年6月的“12日戰爭”中，美以沒有達成既定目標，伊朗的核計劃沒有被徹底摧毀，導彈能力也沒有被瓦解。所以，大家知道，戰爭只是“暫停”了。但是，直到今年2月底，絕大多數人都覺得美國不會在3月20日前攻擊伊朗。

這不是因為美伊在談判，而是人們總覺得，美國的行動會避開齋月和伊朗新年，從而避免被視為“對伊朗人民開戰”。

但現實是，2月28日，戰爭開始了。而且，和我經歷過的所有戰爭相比，這是空襲對平民傷害最大的一次，因為美以空軍使用的導彈威力更大，破壞力更強。每次空襲，目標周圍的幾棟建筑物也會被徹底摧毀。那都是普通民眾的住所。

我住在一座靠近德黑蘭的小城。這里聚集著超過10萬阿富汗難民。3月5日，戰爭第六天的下午，一處居民區被導彈擊中，官方稱6人遇難、28人受傷。我認識的一個阿富汗難民家庭，房屋被精準命中，全家五口只有最年幼的孩子幸存。后來我聽說，他們被炸的原因，是一位伊朗軍隊指揮官在附近買了棟房子。但這名軍官其實并不住在那里。

我也經歷了歷次戰爭中距離死亡最近的一刻。3月中旬，距離我家1公里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營地遭到空襲，巨大的沖擊波震碎了周圍各家各戶的窗戶玻璃。當時我在自家二樓，妻子在一樓。她驚恐地尖叫，大聲催促我逃命。我們光著腳跑到街上，看到鄰居們都在奔逃與哭喊。

這次襲擊造成多名本地平民和難民傷亡。按照慣例，官方不會透露是否有革命衛隊成員傷亡。但空襲前兩天，這支部隊的一名軍官就告訴我，他們預判美以將空襲這里，已經撤離，槍支彈藥也轉移到了別處。

雷扎伊一家戰前的晚飯（上）與戰爭開始后的晚飯（下）對比。圖/程靖、受訪者提供

這位和我相熟的軍官提醒我做好應急準備。持續40天的空襲中，這是我收到的唯一一次“空襲警報”。但問題是：逃到哪里？一開始，政府告訴我們，一旦空襲發生，應前往地鐵站等避難所。但我們這里沒有地鐵。后來，地方當局說，可以到清真寺、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避難。但那些地方遭到襲擊的概率，比待在家里更大。

很多伊朗本地人跑到了北方更少受空襲的城市投親靠友。但我們無處可去。于是我們還是待在家里，可每天都難以入睡，因為大多數空襲發生在夜間。

白天也不時會有爆炸，還有無人機襲擊。4月1日上午，一架無人機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被擊落。起初，我們聽到不太清晰的嗡嗡聲，像有一只不存在的蜜蜂在振翅。緊接著便是一聲巨響。那架無人機砸進了一座清真寺附近一戶阿富汗難民家的屋頂，好在沒有造成人員遇難，只有一名老婦人受傷：她被突然天降的“怪物”嚇暈了。

我們剛完成初步統計，確認至少53名阿富汗難民在這次戰爭中身亡。由于大多數地區的信息仍然缺乏，這個數據遠低于實際遇難人數。

戰爭造成的影響不只是直接傷亡。在伊朗，許多民生基礎設施都和軍方、革命衛隊有關。我家附近的革命衛隊營地有一家對外開放的診所，附近居民的日常醫療都靠它。營地附近還有面包店和大型市場。但在空襲中，它們都被炸毀或被震碎門窗，然后不再營業了。

現在，雖然停火了，但孩子們每天都在問我：美伊能談成嗎？他們會再次攻擊我們嗎？我有一個4歲的孫女，住在離我們很遠的馬什哈德。最近一天晚上，她同我們夫妻通電話。孫女想請奶奶來家里玩。奶奶說，等戰爭結束了，我們就去看你。然后，孫女突然大聲說：“我要坐導彈去美國殺了特朗普，這樣你才能來看我！”

“你們比以色列人更危險”

4月初，從停火的第二天開始，對阿富汗難民的驅逐遣返就恢復了。

由于歷史、地理和宗教因素，伊朗一向是阿富汗什葉派難民群體的流亡目的地。目前，伊朗境內有約600萬阿富汗難民。本次戰爭爆發前，伊朗已經開始大規模驅逐阿富汗難民，也不再向合法居住的難民續發居留許可。

戰爭暫時中斷了驅逐。但5月，新政策發布了：想于5月后繼續獲得居留卡的阿富汗難民，必須擁有官方認可的保險代碼，人均保險費用為每人近9000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468元）。而且，一個家庭必須一次性將全家的保費存入保險機構賬戶。也就是說，一個五口之家必須立刻拿出約4.5億里亞爾（約合人民幣2340元）。

雷扎伊所在城市居民區遭到美軍空襲后的景象。圖/受訪者提供

這是什么概念呢？戰前，難民主要受雇于制鞋廠、服裝加工廠，或者從事建筑業和畜牧業。他們沒有社會保險，拿著比本地人低的工資，約合一個月200到300美元，勉強夠五口之家一個月的日用飲食，但經常會在干幾個月之后被突然解雇欠薪，什么也拿不到。

2025年底的國內抗議發生后，伊朗政府給本國民眾發放每月500萬土曼（伊朗目前同時使用土曼、里亞爾兩種貨幣，500萬土曼約合人民幣200至300元）的食品補貼，但難民拿不到這筆錢。所以，絕大多數難民家庭是沒有存款的“月光族”，依靠零工勉強度日。

戰爭開始后，在工廠和建筑業工作的難民幾乎都失去了工作，且沒有被結清工資。人們只能涌入還在正常運轉的畜牧業，也就是看守牲畜、清理圈舍、負責食水。由于大量勞動力涌入，一個畜牧業工人的月收入降到了100多美元。

與此同時，戰爭導致物價進一步上漲。過去兩個月，上漲最嚴重的就是肉類、食用油和大米。因為匯率一直在變，很難用直觀的數字來解釋物價。反正，在我們這里的市場，印度大米的價格翻了一倍多，雞蛋的價格貴了四倍，嬰兒紙尿布的價格也漲了一倍多。

總的來說，和戰前相比，我家的日常生活開支已經翻了一倍。這還是在我們改變了很多生活習慣的前提下。戰前，每天晚餐我們都會下廚做飯，弄點肉吃。但現在，每晚我們只吃面包配奶酪和茶。

我1982年第一次來到伊朗，之后又在伊朗生活了很長時間。那時人們都很友善，社會紐帶也很緊密。伊朗鄰居看到我們家徒四壁，送來灶具、被子和地毯；后來我們置辦了家具，想把東西還回去，鄰居拒絕了，說“你們一無所有，我們理當照顧”。在學校里，伊朗老師看到我們這些難民孩子節衣縮食，會主動給我們買零食。

裂痕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綽號為“夜蝠”的連環殺手格勒姆雷扎·庫蘭，從1992年到1997年，夜間在德黑蘭連環殺人和強奸，直到最終被捕處死。在警方偵破此案前，由于有報道說殺手自稱為阿富汗難民，伊朗媒體連篇累牘地討論阿富汗難民如何導致犯罪率飆升。后來謠言不攻自破，但這種印象已經在民間形成。

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第二次掌權。一段時間后，為了女兒能夠繼續接受教育，我們全家歷經周折，再次來到這里。我逐漸感受到，隨著經濟和安全形勢惡化，阿富汗難民再次成為社會泄憤的出口。

2025年底，就在伊朗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前，在一個商場里，一個伊朗人對我說：“你是伊朗安全的最大威脅。”我反問他是什么意思，他說：“你們比以色列人更危險，你們在搶走我們的土地和財產！”

從2025年“12日戰爭”開始，就有輿論指責阿富汗人為美國和以色列從事間諜活動，聲稱有難民操控無人機襲擊軍事基地。這次，一位知名伊朗記者發布的短視頻又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他在視頻里說，至少有200萬阿富汗難民是間諜。

于是，在一些城市的地鐵、巴士及公共場所，有難民被本地人無緣無故地毆打。日常生活中，也有伊朗民眾對我發火：“我們在你們無家可歸時收留了你們，你們卻在戰爭中背叛我們！”

我試圖解釋：難民被迫來到伊朗，是為了求生存，不是為外國勢力服務。作為什葉派難民，我們視自己為伊朗人民的“同胞”，這場戰爭也是我們自己的戰爭。

在本輪戰爭中，還沒有阿富汗難民因被指控為美以間諜而被處決。相反，我們和伊朗民眾一樣，在空襲中流血犧牲。但難民遇難后，名字不會被列入烈士與傷殘者組織的名錄，也就不會獲得任何撫恤金。本地民眾的房屋受損后，市政當局會提供臨時住所和用于修繕重建的長期貸款，但難民的家被炸后，只能依靠其他難民的接濟，或者流離失所。

作為前阿富汗政府官員和前聯合國駐阿機構雇員，我不可能回到今天的阿富汗，我的女兒們也不可能在阿富汗得到教育機會。但現在，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合法地留在伊朗。而且，另一邊，所謂伊朗“反對派”對難民更有敵意。伊朗末代國王之子禮薩·巴列維將難民視為“阿富汗恐怖分子”，宣稱由于阿富汗難民反對美國侵略、“支持現政權”，“一旦政權更迭，他們將面臨嚴厲的對待！”。那我們還能去哪里呢？

不過，現在我還管不了那么多。這兩天，我上街買菜，發現每公斤食用油和印度大米的價格又上漲了100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5元）。回來后，我和家人商量：我們要進一步節食了。

（陳佳琳、程靖對本文有貢獻）

發于總第124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拉德馬得：逃離戰場，還是戰場

記者：曹然

（caoran@chinanews.com.cn）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