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對于日本地方政治而言,是一個既平常又特殊的年份。
在全國47個都道府縣(省級行政區)中,今年到明年初大約一年時間內共有約13個地區舉行知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選舉,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既包括大阪、京都等關西核心都市,也包括新潟、長野、沖繩、愛知等具有全國風向標意義的重要地區。
相比于被宏大敘事和政黨博弈裹挾的國政選舉,日本的地方選舉往往直接對標民眾的菜籃、飯碗與生活質量——選民可能對國際局勢毫不關心,但會因油價上漲而對現任知事不滿。
因此,這些地方選情為外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切片:在“戰后最強”的高市內閣之下,日本主流選民內心深處的真實信號,以及“風往哪兒吹”的多維度測試。
高市早苗老家奈良的隱怨:“高市無權置喙!”
奈良的選舉將在2027年初舉行,其特殊性一直引人注目——它是現任首相高市早苗的家鄉,也是其長期經營的政治根據地。
令人意外的是,奈良“縣連”(自民黨地方黨部)近日卻公開喊話“高市氏の口出し無用!(高市無權置喙)”,原因來自于上次選舉慘敗的“陰影”。
2023年奈良縣知事選舉時,尋求連任的荒井正吾雖年齡偏大,但在地方扎根極深,政績和民望也不錯。然而高市作為地方黨部一把手,強力主張“新陳代謝”并把自己曾經的秘書官硬推上去。
此舉激怒了荒井,他拒絕隱退,堅持以無黨派身份參選,結果自民黨票倉被一分為二,本來穩贏的局面被日本維新會趁亂而入拿下大位。
日本《每日新聞》6月8日報道說,由于上一次的苦澀記憶,縣連內部對高市充滿了戒備與警惕之感,所以喊話“無權置喙”算是警告高市不要再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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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網友評論:(自民黨)最近在各地持續失利。 由于黨內治理一片混亂,他們根本無法團結國家。來源:網絡
事實上,自民黨內派系林立,中央政府領導人干涉地方行政、安插親信以穩固自身地盤的情況在戰后日本政治史中早已是公開的潛規則;高市如今身為首相和自民黨總裁,自然也不會“免俗”。
但是奈良地方的公開反抗表明,即便是自民黨內部,也無法長期忍受將地方發展作為政治利益交換的祭品。這種從權力核心內部蔓延開來的裂痕,正在侵蝕著高市執政的根基。
意識形態測試:影響國家外交路線的地方選舉
與奈良縣的公開嗆聲相比,在遠離日本本土的西南邊陲,沖繩縣的知事選舉則拉響了“意識形態測試”的警報。每次沖繩選舉不僅讓歷屆東京政府頭疼,更因其特殊的議題,直接牽連到國家安全與外交策略。
長期以來,沖繩居民一直抗議駐日美軍基地的存在,所以過去十余年間,所謂的“反基地”政治聯盟是沖繩地方的政治主線;現任知事玉城丹尼長期扮演著對抗東京中央、堅決要求關閉和外遷美軍基地的旗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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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縣名護市邊野古美軍新基地搬遷施工現場全景。來源:網絡
然而,今年的情況與過去有所不同。物價上漲、就業機會少、人均收入在日本墊底等現實問題開始受到更多關注,玉城的支持率目前只能與對手維持“五五開”的拉鋸態勢。
所以,9月的沖繩知事選舉實際上是測試“沖繩選民現在更關心什么”的問題:
如果玉城高票連任,意味著基地問題仍然是當地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如果僅是險勝,則意味著民生與基地問題已經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如果玉城失敗,則很可能意味著越來越多選民開始將收入、就業和生活成本置于基地問題之前。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沖繩選民突然支持美軍基地,更準確地說,是年輕一代選民正在對過度政治化的議題進行糾偏。
而對于持親美立場的高市內閣來說,玉城無論勝利或失敗,都很頭疼——勝利則意味著“基地”話題持續增壓,失敗則意味著選民所關心的問題,與高市擅長的安保和國家戰略等宏大敘事背道而馳。
穩定性測試:主流民意選擇穩定務實、抗拒激進變動
除了上述幾個敏感地區,在其它大部分府縣,主流日本選民最鮮明的特點是求穩:既非求變,也不是迎合高市的國家敘事。
這在長崎、新潟、滋賀、長野等縣份的選舉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且這些地區在日本政治地理中也承載著獨特的象征意義:
長野縣是有名的“中間派縣份”,其選民結構平衡,對極化政治天然具有排斥感。
滋賀縣是典型的“中產縣”,當地居民多為工薪階層或地方中小企業主,對政策的連續性要求極高。
新潟縣則有著“日本俄亥俄州”之稱,是全國著名的政治“搖擺縣”,其選舉走向往往被解讀為周期性議題的底層波動。
然而,從已經結束或態勢大致明朗的選舉結果來看,這些地區的共同特征是:老知事高票連任,或者是更溫和的建制派官僚完成了平穩更替。那些試圖通過激進的意識形態口號或顛覆性改革包裝的挑戰者,無一例外遭到了選民的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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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在新潟縣選舉前呼吁“縣民決定新潟的未來”,其口號中還包括“不要戰爭”、“日中友好”、“高市住手”等。來源:網絡
這向東京的決策層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在經濟大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國際局勢動蕩的背景下,日本普通民眾將地方政府視為社會沖擊的“減震器”,盡管中央層面的“國家戰略”和宏大敘事高亢激昂,但主流選民傾向于選擇穩定、務實、低意識形態色彩的地方管理者,并且抗拒激進的變動。
經濟測試:制造業中產的真實體感
如果說長野、新潟、滋賀更多體現的是“穩定優先”,那么今年秋天的愛知縣知事選舉則可能成為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測試”。
作為日本制造業的絕對重鎮、豐田汽車等巨頭的總部所在地,愛知縣是日本傳統工業中產階級最集中的地區。現任知事大村秀章已經執掌地方政權長達15年,他的穩固得益于地方制造業繁榮與穩定就業的政治盟約。
然而在2026年的選舉周期中,大村陣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其背后是日本制造業中產階級對日元貶值、物價上漲、實際工資增長緩慢、供應鏈成本激增以及技術轉型陣痛的真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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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大村知事在考慮引入賭場以提振經濟,結果被日本網友嗆聲“糟糕的知事”。來源:網絡
因此,愛知縣選舉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誰最終獲勝,而在于選票背后反映出的經濟心態:產業帶地區的不滿已經開始從經濟體感層面滲透、傳導至政治表態層面——這撕開了“日本經濟復蘇”的華麗外衣,露出了實體經濟受損、中產階級焦慮的內部現實。
關西雙雄的啟示:中間選民的務實
無獨有偶,已結束的關西雙雄——大阪府與京都府的選舉結果,同樣為上述趨勢提供了強有力的注腳。
在大阪,曾幾何時作為“打破既得利益、銳意改革”代名詞的日本維新會,其候選人吉村洋文雖然依舊勝選,但建制派色彩已然壓倒了早期的改革激情。正如日本政治評論家所言,維新會已經從一個充滿攻擊性的“改革勢力”,正式退化為了新的“大阪建制派”。選民投票給它,不再是期待它帶來顛覆性的體制重組,而僅僅是習慣了其作為地方既得利益看門人的能力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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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村洋文和大阪維新會正在重啟第三次“大阪副都”的構想。來源:網絡
而在京都,選舉結果則再次證明了民眾對“跨黨派支持的務實型行政長官”的偏愛。京都選民用選票拒絕了意識形態的左右對抗,而是選擇了能夠溝通各方、保障基本公共服務與文化傳承的聯合建制派。
值得注意的是,連任京都府知事的西脇隆俊是“得到跨黨派支持”的“無所屬(無黨派)”身份,這在日本地方政治中非常常見——47個都道府縣有約七成的地方長官都是“無所屬”并且“跨黨派”,但實際上,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黨派經歷或背景,之所以選擇“無所屬”身份,是為了擴大支持面、減少黨派對立而給自己帶來的損失。
所以日本網友中有一句話叫“気をつけて!‘無所屬’で結局自民黨のやつ”,意思是“警惕!那些掛著‘無黨派’招牌的人,實際上還是自民黨”。
高市的支持者到底在哪里?
綜合觀察2026年日本的地方選舉,一條清晰的紅線呼之欲出:日本社會的底層民意依然錨定在穩健與務實之上、希望避免國家陷入意識形態的沖突與極化。
無論是京都、長崎、新潟,還是即將到來的滋賀、長野,大多數選民仍然傾向于選擇經驗豐富、務實穩健的地方管理者;工資是否增長、物價是否下降、房租是否可負擔、子女教育是否改善,依然是影響選票的重要因素。
對于高市政府而言,這或許比任何一次媒體爆料都更值得關注。
如果未來高市早苗仍然將主要精力放在所謂安保、外交戰略以及國家定位等宏觀議題上,而無法回應普通家庭對于收入、就業和物價的現實焦慮,那么即便短期內政權基礎依然穩固,長期來看也可能面臨民意結構性變化帶來的挑戰。
所以“高市的支持者到底在哪里”一時有些難以回答,但不斷下跌的支持率也許說明了一些問題。
(作者系前媒體人,現旅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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