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風宇

　　與曹劍兄相識，算來已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那時我供職于江蘇省作協，公務繁雜，許多工作上的難題，多虧他出手相助方才得以化解。一來二去，交集漸多，對他的詩歌創作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彼時他正當盛年，詩名已播于大江南北，卻毫無驕矜之色，待人接物仍是江北漢子那股子爽朗磊落。

　　曹劍的詩歌道路，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是一個詩潮奔涌的年代，朦朧詩以象征的荊棘劃破時代的帷幕，第三代詩人則用語言的狂歡解構一切。在眾聲喧嘩的詩壇浪潮中，曹劍卻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他不逐晦澀先鋒之潮流，不陷空洞抒情之窠臼，而是扎根江北鄉村厚土，凝視人間凡俗眾生。1986年，長詩《江北大漢》發表于內蒙古《鹿鳴》雜志，隨即被期發量三萬余冊的《詩選刊》轉發，一時間以《江北大漢》為主打的詩歌朗誦會，以不計其數場的規模成為當代詩壇不可多見的景觀。這首詩奠定了他的詩壇地位，也確立了他此后數十年的創作方向。

　　曹劍詩歌最核心的特質，是“為凡人立象”。在八十年代詩歌普遍追求意象晦澀、情緒叛逆、形式獵奇的語境下，他逆勢而行，回歸詩歌的本質真誠。他的所有核心形象，皆為世間平凡眾生——沒有王侯將相，沒有精英名士，沒有傳奇英雄，有的只是江北鄉土的勞作農夫、風雪堅守的普通人、市井小城的尋常男女、戍邊奉獻的平凡戰士。

　　《江北大漢》便是這種創作理念的集中體現。這首二百余行的敘事長詩，摒棄了傳統鄉土詩歌對農民形象的苦難化、悲情化塑造，也拒絕刻意拔高的贊美，以平視、共情、尊重的視角，勾勒出江北平原勞動者的鮮活形象。詩中的江北漢子“黑大”，是一個三十二歲的光棍，穿著塞滿稻草的舊套鞋，腰間扎著黑緞帶，掛著“巨大巨大的、油光油光的、鼓鼓囊囊的牛皮錢包”。他去拉板車、踩二輪、踏三輪，去賣“少女一樣鮮活的青魚”，去販一麻袋一麻袋的牛肉，“驢子似的扛一大塊一大塊的啤酒箱，老牛似的吃一大碗一大碗的糯米團子”。這些細節來自曹劍對江北土地的深切了解——他四歲起跟隨母親回到江蘇如皋搬經鎮的鄉間，直至考上揚州師范學院，與那片土地上的鄉民朝夕與共、血脈相連。

　　曹劍不回避江北漢子的粗俗。他寫“黑大”說了一長串粗俗話，寫他“自產的煙葉和二兩瓜干酒”帶來的快活，寫他被寡婦扇了一巴掌后“動手動腳”。但這些粗糲的細節非但沒有消減人物的力量，反而讓“黑大”從一個扁平的“農民符號”變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他進城干活的故事、他對《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的講述、他把家當搬進寡婦家的決絕——“來做當家的、做挑水的、做妞兒她爸了”——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欲望，有困頓，有卑微，也有尊嚴。

　　謝冕說：“好的詩歌，從來不是時代的浮光掠影，而是扎根大地、扎根人心的精神記錄，是用文字為一個時代、一群凡人立傳。”曹劍的《江北大漢》，正是為改革開放初期那一代進城謀生的江北農民立傳。他筆下的人物，不是被觀看、被同情的“底層”，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風流倜儻”地活著的主體。

詩人曹劍近影

　　如果說《江北大漢》代表了曹劍詩歌“剛”的一面，那么《上海姑娘》《揚州》《蘇州》《抱月樓》等短章，則展現了他“柔”的另一面。有評論者說，讀過曹劍詩作的人都會覺得他的詩讓人“一見鐘情”——“就像一位美麗、典雅、柔情縷縷的少女一樣，令人欽慕，令人神往”。這種剛柔并濟的特質，讓他的詩歌既有江北鄉土的雄渾厚重，又有江南風物的婉約靈動。

　　《抱月樓》是這種婉約風格的典型代表。詩人以莫愁湖為底，以樓月牽絆作引，把浪漫情思輕輕揉進煙火人間。詩中寫初一到十五的月相變化：“初六你翹尖尖的小嘴，初八你扎彎彎的小辮兒，十二你剛剛開始發育，十五的夜晚便是你豐滿成熟的青春期”——將月相的圓缺與少女的成長疊印在一起，讓冷寂的天象有了肉身的溫度。而“你是你父親畢生慘淡經營的一本詩歌全集，我的胸膛及壯實的臂彎，便是這湖邊一個高高的書架”這樣的句子，又讓樓月相守的景致定格成了精神相依的親密。

　　值得注意的是，曹劍的婉約并不走向纖弱。即便是《抱月樓》這樣的抒情短章，他依然保持著一種“俗美”的自覺——月亮不是高懸天際的孤星，而是“能朝夕相伴、靜心細品、冷暖共情的愛人知己”。這種將浪漫情思“揉進煙火人間”的手法，讓他的婉約詩有了扎根大地的踏實感，不同于那種飄浮在半空中的虛泛抒情。

　　在《揚州》《蘇州》這類城市短章中，曹劍承續了徐志摩詩歌清新自然、音律舒緩的特點，以細膩的意象鋪陳江南城市的溫潤氣韻。但他沒有停留在風物描摹的層面，而是在城市的肌理中打撈普通人的生存印記。這些短章與《江北大漢》的長調形成鮮明互補——一個寫江北漢子的粗獷豪放，一個寫江南風物的細膩溫婉；一個以長句鋪陳、節奏跌宕，一個以短章勾勒、音律舒緩。剛與柔、長與短、豪放與婉約，在曹劍的創作中并非割裂的兩極，而是一個詩人的兩面。

　　曹劍的詩歌語言，有著鮮明的個人印記。他的語言通俗有力，大量使用口語和俗話，卻能達到大俗大雅的境界。《江北大漢》中“空氣錘似的把江北城市踩得砰砰直晃”“把太陽笑得咯咯咂咂”這樣的句子，既有聲音的質感，又有畫面的沖擊力。“他走路不敢太猛，一不小心，就會撞倒迎面而來的太陽”——這種夸張并非修辭的炫技，而是對一個體力勞動者的力量感的精準捕捉。

　　他的語言節奏也極富特色。長詩《江北大漢》的節奏跌宕起伏，如“江北獨輪車一樣吱吱呀呀的男子漢，空氣錘一樣轟轟隆隆的男子漢”這樣的排疊，模擬著鄉村勞動者勞作的韻律。而在短章中，他的語言又變得舒緩從容，如《抱月樓》中“每天晚上朗讀你，到每天早上就能背誦一首短短的你”，樸素直白中藏著綿長的溫情。

　　這種語言風格的形成，與曹劍對詩歌傳統的吸納有關。他認同魯迅提出的“詩歌源于勞動”的觀點，借鑒了郭沫若打破格律束縛的自由創作思路。同時，他又從聞一多的“三美”理論中汲取營養——在《江北大漢》中，既有詠嘆自如的音樂美、濃墨潑灑的繪畫美，也有格局分明的建筑美。但他并非生硬地套用理論，而是將這些美學資源融入自己的創作實踐，形成了“戴著鐐銬跳舞”卻又自由奔放的獨特風格。

　　更重要的是，曹劍的詩歌語言始終保持著與普通讀者的親和力。他主張“詩歌不是文人墨客的專屬，它是中華民族流淌了三千多年的文化血液”。這種對詩歌“公共性”的認知，讓他的語言拒絕晦澀、拒絕故作高深，而是選擇了一條讓“江北鄉下人”也能讀懂的路。他的詩可以被朗誦，可以被傳抄，可以在工廠、在鄉村、在學校被大聲念出來——這在新詩日益書齋化、小眾化的今天，顯得尤為可貴。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曹劍的創作在八十年代新詩版圖上占據著一個獨特的位置。當朦朧詩聚焦于覺醒的精英個體、先鋒詩沉迷于形式的實驗狂歡時，曹劍選擇了一條“去英雄化的人本書寫”之路。他沒有追隨任何流派，不依附任何圈子，只是誠實地書寫他熟悉的江北大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們。

　　這種選擇，讓他的詩歌在當時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不夠先鋒，不夠晦澀，不夠“有深度”。但也正是這種“不合時宜”，讓他的作品在數十年后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評論家鄒雷指出，長期以來詩壇對八十年代詩人的研究多聚焦于朦朧詩人群體與先鋒實驗詩人，對扎根民間、深耕人性書寫的實力派詩人關注不足，致使曹劍的詩歌價值長期被低估。這種“低估”，恰恰說明了當代詩歌批評的某種偏狹——我們太容易被“新”所吸引，卻忽略了“真”的價值。

　　曹劍的詩歌之“真”，在于他對生活本質的忠誠。他寫江北漢子的粗俗，寫他們的欲望與困頓，寫他們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掙扎，也寫他們在艱辛中依然保有的那點“快活”——“村里那條黑狗真快活，這世界快活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這種快活不是廉價的樂觀，而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選擇活下去的韌性。這種韌性，是曹劍筆下所有平凡人物的共同底色，也是他獻給這個時代最珍貴的禮物。

　　八十年代已經遠去，那個詩潮奔涌的黃金時代也已成追憶。但曹劍詩歌中那些鮮活的凡人形象、那些粗糲而溫暖的生命細節、那些從江北土地深處生長出來的詩句，依然在時間的流逝中保持著自身的重量。正如他在《江北大漢》中所寫的：“崇拜江北的大地，崇拜江北大地上的男人吧，黑得流油的香得噴霧的江北大地呀，是你養育了無數辛辛酸酸的男人，是你送出了無數名垂史冊的男人”。這些詩句里，有一個詩人對土地的深情，也有詩歌作為一種文體最本真的力量——讓沉默者吐出聲音，讓平凡者不朽!

　　(李風宇，中國作協會員、《雨花》雜志原主編、文學讀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