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化建設未來“開新”之高度，無不取決于其“返本” 的深度。——題記

文/言恭達

這句判斷，今天聽起來似乎已有些耳熟。然而反復咀嚼之下，我們仍不得不追問：所返之“本”究竟是什么？是某種凝固在時間深處的古老范本，還是某種生生不息的精神本源？“開新”又意味著什么？是在舊的枝干上嫁接些異域的花葉，還是從根系深處重新汲取力量，長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新的生命形態？

這些追問，對于當代中國書法而言，絕非純粹學理上的玄思，而是迫在眉睫的存在之問。當書法從“游于藝”的士人生命實踐，蛻變為圍繞評審與展示的“專業生產”，它便從本應有的“道心” 高處墜落，淪為飄浮于展廳之中的視覺浮塵。正是在這樣的本體迷失之中，我們不得不重新面對那個最古老的命題——“道者也,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禮記·中庸》）。書法之道，中國文化之道，究竟是否“可離”？如果“不可離”，那么當下這條“若斷若續”“神龍見尾不見首”的文化命脈，又當如何重新接續？

我的近著《中國書法嬗變與思考》（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正是基于上述憂思而展開的一次系統性探索。這部28萬字的著作，著眼于中國當代書法文化的現象、觀念和實踐領域，以文化生態體系化演變與發展為理念，在古與今、中與外、書法與其他學科之間進行比較和貫通，試圖回答三個根本問題：為何傳承發展？傳承什么？如何發展？

一、文化診斷：書法的當代困境與“本”之迷失

（一）三重斷裂：書法與道統的疏離

當代書法所面臨的困境，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寫得好不好看”的技術問題。它的本質，是一場深刻的文化斷裂。我在《中國書法嬗變與思考》前言中曾經作一判斷：當代書法“正在逐漸 喪失與哲學、文學、繪畫的血緣關聯，喪失與社會生活和大眾的親密互存關系”。這里所指出的，實際上是三重斷裂——

其一，書法與哲學的血緣斷裂。中國書法從來不是單純的“視 覺藝術”，它是“道”的物化形態。古人論書，始終將其置于天人關系之中。唐人張懷瓘《書斷》將書法與人文、教化、人格相貫通： “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征，期合乎道。”孫過庭《書譜》以“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點明書法本質。然而今天的書法創作，大多已經不再追問“道”為何物，轉而沉迷于形式構成的翻新、視覺張力的制造。技術日精而道心日遠，這正是最令人憂慮的“本體失落”。

其二，書法與文學的血緣斷裂。歷史上的經典書法作品，幾乎都是“文書俱佳”的典范——《蘭亭序》是文學名篇，《祭侄文稿》是血淚文字，《黃州寒食帖》是詩心書韻的完美合一。然而當代書法創作中，機械抄錄古詩詞、警語成為常態，缺乏自主創作內容的能力。當文字內容與書寫者的生命體驗不發生任何內在關聯時，書法便淪為一種空洞的筆墨游戲。

其三，書法與社會生活的有機聯系斷裂。電腦普及與無紙化辦公使毛筆書寫失去了日常基礎，書法從實用書寫技能蛻變為純粹的藝術展示。書法創作圍繞展廳效應展開，“圈內熱、圈外冷”的反差日益加劇。當藝術只聚焦于展廳的“雅玩”，便會逐漸脫離滋養它的民眾生活土壤。

（二）表象背后的書法認同危機

表象層面的種種亂象，不過是書法藝術深層危機的外顯。我曾為2017年《烏海論壇》撰寫的《我們以什么貢獻這個時代》一文中指出：當下書壇存在著心態的浮躁、藝術的浮華、形式的浮夸、評論的浮淺、交流的浮面……這“五浮”之癥，折射出書法藝術本體的價值取向與傳統文化命脈似連又斷的深層危機，不同的價值取向使得當代書法在文化身份上陷入了深刻的認同危機。

那么，這一切斷裂與迷失的根源何在？我在拙著中歸結為“本體轉位”的問題——書法的本體，原本不在筆墨形式本身，而在筆墨所承載的精神——“道”。當“道”被抽離或遺忘，書法便只剩下形式的空殼，無論這空殼被包裝得多么華麗，都無法掩蓋其內在精神的貧乏。因此，當代書法的根本出路，不在形式上的花樣翻新，而在“返本”——回到書法賴以生長的文化本源中去。儒道釋哲學在藝術中的貫通，是中國書法數千年不墜的根本所在。 然當代書法過分強調視覺沖擊性和形式至上，將導致中國書法文化在哲學和文化上的失卻。

二、返本之路：文明溯源與“道”的考古學重構

如果說上文揭示了當代書法“本”何以迷失的問題，那么接下來必須追問：我們所要返的這個“本”，究竟在哪里？它有多深？ 這便需要將視野從當代書法的困局中抽離出來，向上追溯數千年，進入對中華文明本源的考古學與哲學探索。因為書法的“本”，絕不僅僅是二王法帖或顏柳楷則，而應當追溯到漢字誕生之初、追溯到中華先民與天地萬物打交道的最原初的生命經驗。

吾淳《中國哲學的起源》一書中認為“上古時期中國古人的思維和觀念就具有哲學思想的雛型”。從殷商至春秋戰國，天人關系成為思想領域的首要問題，“類”“象”等觀念先行產生，由此發展為陰陽、道、命、數、氣等哲學理念。中國書法的“本”不是一個可以劃定時間界限的歷史斷片，而是一條貫穿數千年的精神長河。 返本不是回到某個特定的“黃金時代”，而是重新接通這條長河的源頭活水。

馮時教授以天文考古學為鑰匙，打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另一扇大門。他指出，“中華文化所講的文明，其根本追求是人們通過道德修養而成就君子”。在馮時的考釋中，“文”字的甲骨金文形體像“一個站立的人中間有一顆心”，其表意宗旨“是在強調修養內心，是人區別于其他生物而成就文明的重要標志”。

這可謂書法返本的意義——“文”既是“文明”之“文”，也是“文字”之“文”，更是“文德”之“文”。“文”字本身便蘊含著“心”的維度。而書法的本質，恰恰是以手運筆、以筆寫心，在文字書寫中呈現人心的修養境界。書法的“道”，不是文人茶余飯后的雅談，而是與中華文明同其古老的根本法則。道德為成人之本，知識為立身之本，禮儀為治世之本。此三本，與書法之“返 本”遙相呼應——書法所要返回的，正是這個以文德為核心、以天人關系為基本結構的文明本源。

說到書法，一部書法批評史就是一部追尋書法意義的歷史。張懷瓘論書重“品格”“氣象”“風骨”，以人品評書品，以人格定書格；孫過庭以“平正—險絕—平正”的三段論描述技法進階， 同時揭示其背后的人格修養進階——“由技入道、由藝臻心、由形入神”。書法意義的追尋從來不是孤立的技法討論，而是與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神追求深度同構的。

可以看到，從商周信仰世界到前諸子時期，從天文考古到書法批評史，構成了一個相互呼應的學術矩陣。他們共同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書法所應返之“本”，絕非某一時代、某一流派 的技法范式，而是深深植根于中華文明起源處的宇宙觀、人生觀與美學觀——那是一種以天人合一為根本追求、以道德修養為核心內涵、以文字書寫為關鍵載體的文明形態。返本的深度，決定了開新的高度。只有當我們意識到這個“本”有多么深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大道之行”的意義所在。

三、形上反思：“本立而道生”與“道生而本立”的辯證超越

然而，當我們真正踏上“返本”之路，一個更為根本的哲學追問便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究竟是“本立而道生”，還是“道生 而本立”？

這不僅是一個語序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中國文化之“根與 本”邏輯的命題。在我的全部思考中，這一追問或許是通向“返 本開新”最深層的鑰匙。

（一）“本立而道生”的傳統理路

“本立而道生”一語出自《論語·學而》：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此語境中，“本”是道德 實踐的起點——孝弟為仁之本，仁為道之本。先立其本，道自然從中生長出來。這個邏輯可以表述為：立本→生道。有“本”才有“道”，本不立則道不彰。

這一理路貫穿中國書法傳統。歷代書論在討論學書路徑時，無不強調“固本培元”——先扎扎實實地臨習經典法帖，掌握法度規矩（立本），然后才談得上個人風格的創造（生道）。我在拙著中提出的“固質守本”原則，正是這一傳統的當代延續。面對當代書法的種種亂象，最直接的回應便是“守住書法的文化特質和本體規律”。書之“品格”“風骨”是本，而后才有“神采”“氣 韻”之道的生發。

（二）“道生而本立”的逆向觀照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本立而道生”的單向理解上，就會陷入一種難以逃脫的困境：所謂“返本”，似乎只能是回到過去，回到某種既定的權威范式。這樣一來，“開新”便成了無源之水——因為“本”已經被鎖死在歷史之中了。

正是在這里，我們將思考推向對“道生而本立”的反思——這并非要否定“本立而道生”，而是試圖從另一個維度揭示“道” 與“本”之間的辯證關系。

“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在道家哲學的宇宙論中，“道”是先于萬物的本源，包括所謂“本”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道”之所生。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先有“本”后有“道”，而是“道”作為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則，先于一切、蘊含一切。《周易·系辭》同樣表述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是陰陽互動、生成變化的根本原理。在這一視角下，“道” 不是某個“本”所產生的次生結果；恰恰相反，“道”是使得一切 “本”得以成為“本”的先驗條件。道是生生之源，本乃道之顯形。

這一邏輯對于理解書法的“返本開新”至關重要。如果“本” 只是后于“道”的顯形，那么真正意義上的“返本”，就不是回到某個歷史階段的書寫樣式，而是通過穿透歷代書跡的表象，直接與那個使一切書跡成為可能的“道”本身建立聯系。馮時教授的天文考古學為這一理解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他揭示出，“文”的 本義是“心中有人”，是人與天地相參的文明印記。這個“文”， 不是先有了一套規矩然后才成為文明的載體；而是“道”的生生不息本身，通過“文”得以顯現。“文”即是“道”的人文化成， “道”即是“文”的宇宙論根基。“文明以止”的“止”，指向的正是天地運行之道所昭示的人文法度。

（三）辯證超越：“道本不離”的圓融之境

經過上述雙向反思，我們便可以超越“本立而道生”與“道生而本立”的對立，進入一個更高的圓融之境——“道本不離” ： “道即是本”！ 在中華文明的核心思維中，道與本從來不是兩個可以分離的實體。“道”是生成的原理，“本”是生成的基礎。如同樹的根系與樹的生命——沒有根系（本），樹便不能存活（生道）；但沒有生命（道）的灌注，根系（本）不過是枯木。根與生命，一體兩面，不可分離。這恰恰呼應了《中庸》那個古老而深邃的命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如果“道”是可以離開“本”而獨立存在的抽象概念，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道；同樣，如果“本”是可以離開“道”而自我維持的固化形態，那它也不是真正的本。真正的“返本”，就是“回道”——讓書法的生命重新接續到那個生生不息的宇宙大道之中。

基于上述思考，我便提出“返本開新”的文化路徑：返本不是復古，開新不是逐奇。返本是回溯到書法之道在數千年文明演進中積淀下來的核心價值體系，是接通那個使漢字書寫成為“書法”而非僅僅“寫字”的文化精神源頭；開新則是在接通這一源頭之后，以當代的生命體驗和藝術創造力，讓這一源自遠古的道在新的時代土壤中長出新枝、開出新花。這就是我將書名定為“嬗變與思考”的原因——“嬗變”不是隨意的變化，而是道體在歷史中的自我展開；“思考”不是外在的評論，而是以當代意識參與這一展開的自覺努力。

四、開新之途：從書法學邁向文化生態學的跨學科重構

（一）超越書法學：跨學科視野的必要性

如果說返本的路徑要求我們接通文明的源頭活水，那么開新的實踐則要求我們重構書法認知的學科框架。傳統的書法研究，長期囿于技法品評、風格鑒定、書家傳記等范式，使得書法學在人文社會科學整體格局中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學科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難以對話”的尷尬處境，造成了書法學的身份危機。

我在拙著中嘗試打破這種封閉格局，“在古與今、中與外、書法與其他學科之間不斷進行比較和貫通”。有學者在評論中特別指出：作者沒有固守當代書法流派的特色分析，“而是另辟蹊徑從哲 學、文學、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中，審視當代書法文化內涵的喪失”。這不是方法論上的標新立異，而是基于一個基本判斷：書法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書法本身的問題。它是中國文化在一個特殊載體——漢字書寫上的集中呈現。

書法的當代轉化，必須是整體性的“返本開新”，即在道心、 行為、形器三個維度上同時著力，守正與通變并舉。

（二）文化生態學視角下的書法重構

以文化生態學的視角來審視書法，“返本開新”便不是一個單一的技法命題，而是一個涵蓋道心（精神內核）、行為（創作實踐）、 形器（物質呈現）三個層次的系統工程。

在“道心”層面，需要重建書法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安頓。我一向主張的書法“向內、重和、尚簡、貴神”的美學特征，根植于儒道釋哲學在書法文化中的貫通。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必須從 當代哲學意義層面把握兩個要點：一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兩分”，這是中國哲學基本精神所在；二是以“萬有相通”的時代思維看待中西藝術審美。這種文化自覺意味著：返本不是封閉性的復古，而是在接通傳統精神內核的同時，以開放的胸襟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融古開新”，反對脫離傳統的獵奇與嘩眾取寵，即把傳統之“鹽”溶入時代之“水”。

在“行為”層面，需要重構書法的社會實踐體系。當代書法的開新不能僅僅在展覽機制和市場上做文章，而應回歸“人的藝術”這一本體論命題，實現“以人立書、以文化人”的價值回歸。 這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書法教育從技能訓練向人文涵養的轉變，重新思考書法創作從展覽導向向社會生活回歸的路徑，重新思考書法批評從技法判斷向文化判斷的提升。

在“形器”層面，需要關注數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創作與傳播變革。這將是下一節討論的命題。

五、AI時代的挑戰與機遇：書法之道的存續與新生

（一）AI 時代的沖擊：書法何為？

當人工智能不僅能夠模仿歷代大師的筆跡，還能生成具有相當水準的“書法作品”時，書法之為“書法”的根本究竟是什么？ 這一追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技術發展之快令人震驚。AI書法機器人已可復現大師筆跡，通過分析海量書法作品，“學習不同書體、書法家的風格，為創作者提供‘風格遷移’‘集字創作’等功能”。從機械手臂到機器人揮毫，技術進步的“加速度”指日可待，“預示著機器人可以取代 ‘一般’書法創作者的時代越來越近”。

面對這一局面，書法界出現了兩極反應：一極是恐慌——如果機器都能“創作”書法了，書法家的存在價值何在？ 另一極是漠視——認為AI不過是工具，與書法的精神本質無關。我認為這兩種態度都有所不夠。

恐慌的根源，在于將書法等同于技法。如果書法的本質僅僅是“寫得好看”，那么AI確實比任何人都更有“學習能力”。然而中國書法從來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孫過庭說“達其情性，形其哀樂”——書法是書寫者情性、學養、胸襟、際遇的整體呈現， 而非單純技法游戲。AI可以模仿外在形態，但無法“哀樂” ；可以復現筆墨效果，但無法“感慨系之”。南朝王僧虔《筆意贊》言：“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形質是機器可以逼近的，神采來自人的精神之光——此光無法被算法復制。

漠視的危險則在于，它低估了AI對整個書法生態的深層影響。當AI使得書法風格的復制變得極其便利，當集字軟件使得普通人都可以“拼湊”出一幅看起來不錯的作品，傳統的書法教育、評價體系乃至市場機制都將面臨深刻的沖擊。我們不應低估技術進步的速度。

（二）返本開新：書法在AI時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AI時代帶來的不只是威脅，更是前所未有的機遇。關鍵在于我們以怎樣的立場來理解和回應。

其一，AI倒逼加深對書法本體的理解。當技法層面的功夫日益被技術消解，“書法到底是什么”的問題反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返本的意義在此凸顯：書法之“本”不在技法而在人文，不在形式而在精神。書法是漢字書寫與人格修養相統一的文化實踐， 其終極指向是通過筆墨的修行成就人的精神品格。 這一“本”是 AI無法撼動的。

其二，AI 為傳承創新提供了新工具。在正確的價值導向下，AI可以成為“返本”的有力助手——通過對歷代經典作品的深度分析，幫助學習者更精準地理解傳統法度；通過對失傳或殘損作品的智能復原，讓更多歷史遺產重現于當代；通過對書法教育的數字化賦能，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和學習書法。“中華精品字庫工程”已發布包括甲骨文、王羲之行書、顏真卿楷書等47款精品字庫，“把古代的書法經典變成現代人人可用的字體”，這正是科技賦能傳統文化傳承的生動案例。

其三，AI時代凸顯了書法作為“人的藝術”的不可替代性。 在一切都可以被復制、被生成的時代，書法的價值反而在于它的 “不可復制”——每一次書寫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跡化，是書寫者在特定時空、特定心境下與筆墨紙硯相遇的即時性創造。這種即時性之中蘊含的生命溫度和人格力量，是永遠無法被技術所取代的。因此，AI時代的書法開新，“一方面要讓AI回到工具屬性，開發數字化展示、互動體驗等項目；另一方面，書法家自身要更為重視書法藝術的創造性價值，即真摯情感的抒發和藝術原創力的實現”。

說到底，AI時代的根本挑戰不是技術性的，而是人文性的。當代書法的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必須建立在書法文化的本體規律和社會發展的科學認識之上，而引領當代書法審美方向從根本上需要哲學的思考。回歸不是復制，傳統的美好不能一成不變地替代今天的時代脈動；“不能進入‘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藝術家終將成為時代的棄兒”。這里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正是“開新”的當代表達。而其轉化與創新的前提，恰在于返本：只有真正理解了傳統的精神內核，才能知道何為轉化、何為創新！

文后寄語：大道之行——回歸“不可須臾離之道”

撰寫此文的過程，也是我重新梳理半個多世紀書法修行與思考的過程。在這個梳理中，我愈發清晰地意識到：當代書法經歷的一些困境，歸根結底，在于“道”的失落或退隱。這個“道”， 不只是作為技術規范的“法度”，也不只是作為哲學概念的“理念”， 而是中國書法在數千年文明演進中積淀而成的那套獨特的價值體系、那個使其成為“中國文化精髓的核心”的精神根據。當這個“道”被遺忘、被懸置、被邊緣化，社會書法縱然熱鬧，也不過是浮塵。

因此，當代書法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形式的花樣翻新，不在于市場的熱炒運作，不在于流派的標新立異。當代書法界最急需的是思想的滋潤與審美的純化，讓書法回歸心靈。這就需要書法文化社會身份的重塑與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需要書法藝術現代人文精神的重鑄！

返本的深度，決定開新的高度。在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潮流中，如何為書法這門古老而獨特的藝術“注入青春活力，展現其蓬勃的藝術創造力，并滋養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這個課題的答案，不在遠方，而在我們數千年的文明深處。當今世界，文化已超越傳統的藝術與遺產范疇，成為國家發展、國際認同與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當我們在全球文化生態重構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書法時，便不難發現：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返本的，才越有開新的力量。

讓我們共同努力：守護文化靈魂，回歸藝術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