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4日，美國紐約尼克斯隊擊敗圣安東尼奧馬刺隊，贏得NBA本賽季的總冠軍。時隔53年，尼克斯再次捧起了NBA總冠軍獎杯。紐約隨即陷入瘋狂，在總決賽結束后不久，社交網絡上就傳出了紐約警方維持現場秩序，控制球迷瘋狂慶祝的視頻片段。據報道，狂歡已經逐步成為混亂，14日凌晨一名17歲的少年在紐約時代廣場附近腳部中彈受傷。混亂和暴力事件還包括運送世界杯球迷的校車被燒毀、私家車被摧毀、在人群中燃放煙花，以及砍傷和刺傷事件。球隊的勝利本應象征團結、快樂和共同慶祝，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卻會轉化為破壞、暴力甚至危險。

2026年6月14日，美國紐約，25/26賽季NBA總決賽第5場，紐約尼克斯擊敗圣安東尼奧馬刺，自1973年以來首次奪得NBA總冠軍。賽后球迷騷亂，警察逮捕了一名男子。視覺中國 圖

對于紐約市的瘋狂慶祝，尼克斯隊老板詹姆斯·多蘭（James Dolan）不得不提醒球迷：“我們需要告訴紐約的每個人，我們知道他們在慶祝，我們希望他們玩得開心。請注意安全。不要受傷，不要傷害任何人。”

為什么在一場勝利后，集體的狂喜會迅速演變成混亂甚至暴力？這涉及球迷多年等待后的心理狀態、紐約作為超大型城市的布局、高度情緒化的公共空間，這些因素最終共同促成了這一集體事件。

對于紐約球迷而言，這次是尼克斯隊時隔27年重回總決賽。其間球隊經歷了漫長的低谷期，甚至一度淪為聯盟的笑柄。這次的勝利讓球迷長期壓力得以釋放：這些球迷一直以來支持著不被看好的尼克斯，經歷了一次次失望和等待。對一些高度投入的球迷而言，球隊的勝利不僅是一場比賽的結果，更是一種個人身份得到確認的時刻。勝利不光屬于這支球隊，也屬于紐約這座城市，屬于紐約球迷和紐約人。勝利增強了這些身份所帶來的自豪與認同感。

“尼克斯球迷”這個身份已經與許多人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時期綁定，甚至反過來賦予他們在社區和紐約的歸屬感。他們能從慶祝的人群中感到歸屬感，自愿加入其中。這與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的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概念高度重合：當人們參與某種共同儀式時，會產生一種超越個人的情緒體驗。個人會感到自己不再只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成為某個更大群體的一部分。這種體驗在體育比賽、演唱會、宗教或政治集會中經常出現。

當個人進入群體后，可能會降低自己的個體責任感，對日常社會規范的約束感隨即減弱，開始模仿其他人的行為，并且更容易陷入群體情緒。在日常生活中，個人會對破壞性行為有更明確的認識，但在群體混亂中，個體的判斷會變得模糊，并且產生場面足夠混亂，越界行為可能不會被追責的僥幸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體育迷暴力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但美國球迷在一些方面是不同尋常的。在《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為什么美國體育迷在獲勝后暴動？費城超級碗混亂背后的科學”中，肯特州立大學社會學家杰弗里·劉易斯（Jeffrey Lewis）指出，與歐洲的足球流氓文化不同，雙方球隊的球迷經常互相傷害，美國的球迷騷亂通常僅限于破壞行為，或針對無生命物體的暴力行為。此外，當美國體育迷暴動時，幾乎總是慶祝勝利而不是失敗。社會心理學家愛德華·赫特解釋道：我們都想成為某些超越自己的事物的一部分。勝利后的狂喜與興奮、夜晚的環境、酒精與藥物、“今晚做什么都可以”的心理、密集人群都會引發破壞性行為。

2026年6月13日，美國紐約，25/26賽季NBA總決賽，紐約尼克斯擊敗圣安東尼奧馬刺奪得NBA總冠軍。當地球迷聚集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附近街道觀看直播，慶祝活動迅速演變為騷亂，紐約市警察局隨即部署防暴隊和騎警驅散人群。視覺中國 圖

除了上述因素，劉易斯還強調：粉絲暴亂是一種認同和加入球隊勝利的方式。當球迷無法直接參與比賽時，他們可能通過象征性的行動參與勝利。常見的行為包括揮舞旗幟、唱歌、游行等，而破壞公共設施則是一種破壞性的參與。球迷不能像四分衛那樣把足球扔到60碼外，但他們可以把石頭從窗戶扔出去，或者把燈桿拉下來。對他們來說，這成為了證明他們力量和技能的方式。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是紐約的城市布局。在一些城市，人們可能回到社區與親友共同慶祝勝利。但紐約有太多象征性地標，例如麥迪遜廣場花園、曼哈頓中城和時報廣場。人群會迅速聚集到這些代表紐約文化的空間，而群體規模的擴大又會加快情緒的傳播。盡管大部分的球迷并未做出過激行為，但少數人的危險舉措足以引發人群的情緒波動，甚至引發模仿。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度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已經變得越來越割裂。政治立場的不同，生活方式的迥異，對于智能設備的依賴，以及社區生活的減少都讓人感到孤獨。一次奪冠，能讓人們體驗到同一種情緒，產生群體連接。但當人們成為群體的一分子，他們的責任感可能下降。群體給予的匿名性，特殊環境下的強烈情緒和監管的不足都可能導致破壞性行為。體育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是少數能在現代社會引發如此強烈集體情緒的儀式之一。這種情緒可能是令人興奮的快樂，但也可能演變成難以控制的破壞。

語言從來不只屬于人類

隨著AI技術的突飛猛進，AI寫作的門檻正變得越來越低，人們有理由相信“AI寫的書”正在批量涌入市場。

這并不奇怪。AI最直接挑戰的，是人類長久以來引以為傲的一種自我認知：我們是會講故事的動物，是唯一能用語言創造意義的存在。如今一個機器可以在幾秒內產出一篇文章、一首詩、一個劇本，這種自我認知的地基開始松動。

面對這種松動，歐美創意界的主流反應是抵制。2023年，好萊塢編劇罷工近五個月，演員工會隨后跟進，數千名作家聯署抗議信，多起版權訴訟相繼提起。這股浪潮如此洶涌，以至于“反AI”幾乎成了文藝界的一種政治正確。

哈佛大學文學教授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最近在思想雜志Aeon發表文章Words, words, words，對這種反應正面質疑。他不是AI的無條件擁護者，也不是硅谷布道者，而是一個深耕文學與文化史數十年的人文學者，他的立場因此有些出人意料，他認為，抵制AI是人文學者最錯誤的選擇，理解AI，才是人文學科最擅長的事。

普克納并不否認抵制情緒有其合理性。AI公司大規模使用作家的作品訓練模型，卻不支付報酬，不征得同意，這是實實在在的盜用。相關訴訟應當支持，版權保護應當跟上。這些都是真實的不公正，值得認真對待。但他指出，抵制者的核心論點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內部矛盾。

抵制者說：AI沒有真正的創造力，它只會重組已有的素材，產出的東西是可預測的、平庸的，缺乏人類獨有的靈光與深度。

這個論點本身沒有錯，問題在于時機。就在AI出現之前的幾十年里，文學理論界已經對“孤獨天才”“人類獨創性”的神話進行了徹底的拆解。大家都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作者是憑空創作的——每個人都依賴語言傳統、文化積累、前人的作品與思想。創作是集體的、歷史的、工具依賴的。

結果AI一來，這些人迅速退回到最傳統的人類創造力觀念中：人類的創造是神圣的，機器的生成是低級的。他們前腳剛解構了浪漫主義的作者神話，后腳又把它搬出來用。這種自我矛盾，在普克納看來并非出于對創造力本質的深刻思考，而是出于對既得利益的本能保護。

他還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地理現象：這股抵制情緒主要集中在北美，印度、韓國、中國的創意從業者則相對更加開放，歐洲居于中間。這種差異，不能簡單歸結為技術發展水平的不同，可能與更深層的文化態度有關——比如東亞和南亞文化中，對人與非人之邊界的哲學想象，本來就比西方更為開放和流動。

普克納提出重新命名大語言模型。我們通常把AI叫做“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這個名字把重點放在了技術規模上。但他更愿意用另一個名字：“共享語言模型”（Shared Language Model）。“共享”意味著AI使用的語言和人類使用的語言來自同一個源頭。AI不是用某種外星符號系統運作，它用的是人類幾千年積累的文字、敘事、概念與修辭。語言，是人類和AI相遇的地方。

普克納援引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觀點：語言從來就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神圣稟賦，而是一種人造的技術系統，一套符號規則。西方文化長期推崇言語、貶低書寫，因為言語仿佛能直接呈現說話者的在場與意圖，而書寫則是間接的、人工的。但德里達認為，這種推崇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幻覺：語言本質上就是技術性的，書寫才更清晰地揭示了這一點。

AI的出現恰恰印證了德里達的洞見。一臺機器在使用我們的語言，而且用得相當流暢。這不是對人類的侮辱，這是一個邀請：我們需要重新認真思考，語言究竟是什么，創造究竟是什么，意義究竟如何產生。而這些問題，正是人文學科思考了幾百年的核心問題。

普克納全文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對《弗蘭肯斯坦》的重讀。瑪麗·雪萊于1818年寫成這部小說，講的是一個科學家創造出一個生命，卻在它剛剛誕生時便拋棄了它。這個被遺棄的造物，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會，獨自流落在世界上。它怎么辦？它躲在一戶農家的墻外，偷聽他們說話，一點一點習得了語言。然后，它找到了幾本書，認真讀完：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彌爾頓的《失樂園》，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有一部文明史著作——C·F·沃爾內的《廢墟》。讀完之后，它的整個性格、情感結構和世界觀，都被這幾本書深刻塑造了。

普克納點評道：這不就是今天AI訓練的過程嗎？

先通過海量語言材料習得語言能力，相當于大型語言模型的預訓練；再攝取特定的文本集合，讓特定內容塑造模型的“性格”與“知識結構”，相當于今天的檢索增強生成技術（RAG）。

雪萊在兩百年前，用文學的語言精確描述了一種她不可能預見其技術細節的東西的工作原理。這說明文學從來不只是講故事，它是人類理解自身與世界的一種認識工具。當技術以某種新的方式沖擊我們對“創造”和“存在”的理解時，文學往往比技術手冊更早抵達問題的核心。

普克納的論證并沒有停留在理論層面。他說，自己過去三年一直在動手實驗AI，并詳細描述了他做過的事。他受《弗蘭肯斯坦》啟發，用RAG技術真正復現了造物的學習過程：給模型喂入小說中那四本書，讓它用那四本書的視角來回答問題，觀察性格如何被文本塑造。他還做了一系列“文學聊天機器人”，讓歷史上的哲學家、文學人物彼此對話，用于課堂教學與思想實驗。

在寫作教育上，他的做法是區分兩類任務：有些思維訓練必須自己完成，因為思考的過程比產出的文字更重要；但AI可以被用作陪練，專門扮演反對者，逼迫學生把論點想得更嚴密，更經得起追問。

他還說了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拿到AI這個工具之后，他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研究——哪些想法可以變成可實驗的應用，哪些概念可以變成可驗證的模型。工具改變了他看問題的方式，但沒有取代他的思考，而是拓展了思考的維度。

普克納這篇文章寫于人文學科正在遭受多重夾擊的歷史時刻。生源萎縮、經費削減、社會質疑——人文的價值越來越難以用主流社會能接受的語言來解釋。AI的崛起，本來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連寫作都可以自動化了，人文還剩什么？

但普克納認為，AI的出現，帶來了一系列人文學科本應最擅長回答的根本性問題——語言如何構成主體？意義如何在閱讀中生成？哪些文化敘事被編碼進了我們制造的工具？誰的聲音構成了AI的訓練數據，誰的聲音被排除在外？……這些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文化、權力、歷史與倫理的問題。回答它們，需要的正是幾百年來人文學科積累的那些工具：文本細讀、歷史意識、批判性反思、對語言與權力關系的持續追問。在徹底抵制和無條件擁抱AI之間，有一條更難走、也更值得走的路：帶著你的知識儲備和理論訓練，進入這場對話，去理解這個工具是什么，去追問它背后的權力結構，去探索它與人類語言和思想的深層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