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托卡馬克之冠】

近日，知名運動服裝品牌Lululemon（露露樂蒙）的一場文化營銷活動意外翻車：

5月30日，該品牌在北京黃花城水長城景區舉行宣發活動，品牌大使朱一龍參與了一場“擂響中華大鼓”表演。演出結束后，有觀眾指出，現場使用的樂器實為日本太鼓（桶形鼓身、繩索交叉固定鼓皮），而非中國傳統大鼓。在承載抗戰記憶與民族精神的長城地標上，以“中華大鼓”之名使用日本太鼓，被批評為對歷史情感的嚴重漠視。 事件發酵近半月后，Lululemon與朱一龍工作室于6月16日致歉，承認“專業認知存在局限”，并下架了全部相關內容。

此次事件不過是再一次證明了國內公關宣發企業普遍的低效和業余。“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恐怕不能再只當作一句玩笑話，而應成為對我國文化產業現狀進行嚴肅審視后的判詞。

對于此次事件中的涉事方，相關批評之聲已經很多，這里不做進一步贅述。筆者想要略作深入探討的是：為什么文化領域會成為涉日輿情的重災區？為什么文化產業屢屢出現文化挪用和文化歸屬混淆事故？并就此提出自己的拋磚之言，以作引玉之用。

Lululemon在長城活動中將日本太鼓宣傳為“中華大鼓”。截至6月20日，品牌方、鼓團及藝人工作室已公開致歉并下架物料，但“以倭代華”的輿論焦點仍在發酵。

一

在筆者看來，這種現象的根本成因在于，中日兩國在文化層面的交融恐怕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入得多，以至于雙方的文化符號和文化產品在彼此的生活場景中已經豐富到了日用而不覺的地步。試圖強行區分二者以作涇渭之別，恐怕不是一個明智的辦法，我們需要找到更深層次、更徹底的現實解決方案。

就以該次事件中受到眾多批評的日本太鼓為例，它雖然是一種日本傳統樂器，但在其歷史形成過程中卻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雖名為日本太鼓，但離開了中國或日本任何一方，這種樂器都無法演變為它現在的模樣。若將其假定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在其中的持股比例恐怕不會低于一半。

就其桶形鼓身、繩索交叉固定鼓皮的形制來看，這一形制最初源自羯鼓。羯鼓嚴格來說也不算是中國本土樂器，它自西域傳入中國。據杜佑《通典》所載：“羯鼓，正如漆桶，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羯鼓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在唐朝達到極盛。唐玄宗李隆基便是該樂器的忠實擁躉，他曾評價羯鼓為“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還曾創作羯鼓鼓樂《春光好》《秋風高》以供鑒賞。李隆基的兄長寧王李憲也是一位羯鼓高手，兄弟兩人曾共同演奏羯鼓鼓樂，寧王的長子汝陽王李琎還在羯鼓技藝上得到李隆基的親自教導。

從這些史事中可以看到，羯鼓是一種在唐朝時期就被中國廣泛接受、甚至連皇室成員都熱烈追捧的時髦樂藝形式。而唐朝時期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高峰期，當時的日本統治者仰慕唐朝文化，建立了遣唐使制度。大約在公元6世紀左右，日本學者在長安學習了唐朝宮廷音樂后，將包括樂器、樂譜、演奏方法在內的整套音樂體系帶回日本，這對日本雅樂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日本正倉院依然保存著從唐朝傳入的樂器。

當時與羯鼓一并傳入日本的還有中國本土的大鼓（整塊木頭掏空做鼓胴、兩端覆皮并用鉚釘固定）。這種中國大鼓傳入日本后被迅速接受，日本仿制的中國大鼓被稱為長胴太鼓或宮太鼓，這一樂器在日本被廣泛應用于宮廷演奏、宗教儀式和行軍作戰。

大鼓音色低沉渾厚，羯鼓音色高亢清脆。日本將羯鼓的制作工藝（桶形鼓身、繩索交叉固定鼓皮）和中國大鼓的渾厚音色進行融合雜交，又幾經演變，最終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日本太鼓。甚至就連日語“太鼓”一詞，也被語言學家認為是中文“大鼓”一詞演化而來。從這個角度看，Lululemon方面聲稱日本太鼓與中國有歷史淵源的辯解之詞，也不能完全說是錯的。

二

中日兩國交往歷時千年，在文化層面的融合又何止一面大鼓那么簡單？

從歷史上看，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有四個高峰期，分別是唐朝、宋朝、明朝、清末民國。這種交流不僅塑造了中日兩國彼此的文化特征，更對社會結構乃至地緣政治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宋朝時期，日本平安時代末期的武將、公卿平清盛權傾一時，平家大力推動對宋貿易而賺取暴利，而后隨著日本第一個武家政權鐮倉幕府建立，幕府和朝廷均鼓勵對宋貿易，宋朝的文化藝術由此進入日本。

日本的武家集團（武士、地方領主）為了在文化影響力上與公家集團（公卿、貴族）對抗，極力推動宋朝文化特別是禪宗佛教在日本的發展。日本佛教借著宋朝文化的東風，開始從貴族階層向全社會擴散普及，諸如凈土宗、一向宗、法華宗等日本佛教大宗門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鐮倉幕府在鐮倉市營造了著名佛寺高德院，并在其中建造了著名的鐮倉大佛，這一宋式佛像堪稱宋朝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證。

這一時期，宋朝的茶文化也開始傳入日本，特別是宋朝的點茶技藝，一經傳入即大受歡迎，經日本本地化改造后，成了日本抹茶茶道的直接源頭。同時，宋朝的茶禮、茶道思想也在日本發揚光大并出現了本地化的版本，例如宋朝茶堂清規直接演變成了“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四規，宋朝茶道思想中的“禪茶一味”被日本接受并沿用至今。宋朝的茶具更是成為日本的頂級奢侈品，例如名為“九十九發茄子”的宋朝進口茶葉罐，成了一件被日本茶道大師如村田珠光、千利休等認可，被日本歷代梟雄如朝倉教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代代相傳的珍貴國寶，時至今日依然珍藏于東京世田谷的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到了明朝時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獲得進一步發展。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在結束南北朝的分裂、統一日本之后，開始積極推進對中國的交流往來。

足利義滿在中國的知名度不高，但他實際上是促成中日兩國文化深度交流的重要功臣。為了穩固自身權力，他遣使向明朝進獻貢品，送還被倭寇擄走的明朝百姓，發兵攻打對馬、壹岐等地的倭寇并將其頭目斬首獻給明朝，這些舉措得到了明朝的積極回應。建文帝將足利義滿冊封為日本國王，并效仿曹操回賜金印。奉天靖難之后，永樂帝延續了對日政策，雙方展開勘合貿易并互派使節，永樂帝贈予足利義滿58件雕漆器，足利義滿則對明朝使節禮遇極高，甚至身穿明朝賜予的官服，可見雙方關系之良好。

兩國官方在寧波進行勘合貿易，民間則在沿海地區搞走私，中國的紡織品、瓷器、書籍、藥物、樂器大量輸出到日本，日本的硫磺、銅礦、刀劍、折扇、漆器、屏風則輸入中國。這一時期雙方文化交流達到高峰，中國的文化藝術對日本造成巨大影響，中國的文化產品受到日本貴族和富商的競相追捧，中國的藝術品則被稱為“唐物”，被日本的大名和貴族視為珍寶。

以水墨畫為例，當時日本最喜歡的中國水墨畫是南宋畫家牧溪和尚的作品。牧溪和尚有點像中國的梵高，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和我國本土鮮有人問津，明朝初期收藏家夏文彥曾把他的作品評價為“粗惡無古法，誠非雅玩”，這個評價可謂相當不客氣。可他的作品卻在后世的異國他鄉廣受追捧，日本權貴將他評價為水平最高的水墨畫家，將其作品視為傳世國寶，以至于在日本當時的文化收藏文獻中只要提到“和尚”兩個字，只要不特別指明，一般就是指代牧溪，可見日本人對他的追捧程度。足利義滿個人將牧溪和尚的《瀟湘八景圖》改裝為掛畫，愛不釋手，引來諸多日本畫家摹仿。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延續了整個明朝時期，明朝初期有名無實的禁海政策并未對此造成困擾。由于海陸兇險，運輸困難，來自中國的“唐物”在日本屬于極為昂貴的奢侈品，一般來說只有手握領地和實權的武家集團才消費得起。而早已喪失權力淪為擺設的公家集團則無力承擔消費“唐物”所需的巨大開支，因此伴隨著“唐物”一并傳入日本的中國文化很快成了專屬于武家集團的文化特征，武家集團以中國文化為抓手，挑戰公家集團的文化霸權。

到了1467年，應仁之亂爆發，日本諸軍閥在京都打了一場持續長達十多年的慘烈巷戰，這場動亂導致京都地區衰落，隨之一并衰落的公家集團則喪失了文化領域的話語權。武家集團取而代之成為日本文化領域的主導者，其身上具有鮮明中國特征的文化體系成為日本的主流文化并延續至今，日本文化從此以后再也沒有和中國文化真正分開。

到了明朝末期，中日文化交流迎來了一個短暫但強烈的爆發期。1644年，大批抗清義士和知識分子衣冠東渡，逃亡日本。在這些流亡者中，有一個人值得大書特書——明末學者朱之瑜，他是流亡日本的明朝遺民主要代表，更是這一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動者。

朱之瑜畫像

朱之瑜的學術水平非常高超，流亡日本后得到江戶幕府“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的賞識，得以在江戶（今東京）開府講學。他積極倡導經世致用的實理實學，強調實踐和民生治理的重要性，并把來自明朝的農業、醫療、建筑、工藝等實用技術傳授給日本。

朱之瑜在日本講學的核心成果是直接塑造了日本的歷史認知和歷史倫理，他以首席顧問的身份參與了水戶藩《大日本史》的編纂工作，將春秋大義、正統觀念、表彰忠貞、紀傳體史書等中國傳統的歷史倫理和研究方法融入編纂工作。這些學術觀點影響深遠且巨大，它徹底震撼并顛覆了當時日本的思想界，把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歷史倫理植入日本的思想系統中。這些學術成果經體系化后被稱為“水戶學”，隨后成為日本顯學。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東亞的文化藝術中心發生了歷史性的東移，從中國轉移到了日本。如今日本在文化產業上的強勢，甚至一定程度上占據了中國文化本應在世界上的生態位，大致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而在這些宏大敘事的背景下，朱之瑜還有一個不那么廣為人知的身份——他是日本拉面的鼻祖。

為了答謝水戶藩的禮遇，擅長實學百工的朱之瑜用明朝技法制作豬肉堿水湯面款待了德川光圀，食髓知味的德川光圀就此成為拉面在日本的推廣大使。拉面開始在日本落地生根，經過本地化改造后，又重新“出口轉內銷”再輸回中國。日本人吃面條時加入的辣椒，依然帶著那個辣椒從明朝傳入日本時的古老稱謂——“唐辛子”。

三

從歷史上看，中日之間一衣帶水、一衣帶血。它復雜、多樣，像一面透鏡折射出了歷史的許多重光譜，時代的演進從來都不遵循線性邏輯。

我們如今大量運用的日常詞匯，很多都是日本在近代創制的和制漢語，這些和制漢語或者直接傳入，或者“僑詞來歸”，例如干部、組織、革命、社會、民主、政黨、階級、共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經濟、方針、主義、資本、民族、物理、化學、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美學、衛生、小說、心理學、生物學、經濟學、法律、憲法、權利、義務、概念、假設、肯定、否定、抽象、具體、現象、反應、進化，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筆者認為，試圖在每一個領域、每一個環節都強行分離中日兩國文化，既不明智，也不現實。兩國文化交融得實在是太深。中國社會在面對日本文化時的應激和憤慨，問題不是出在文化或文化產品本身，而是今天的很多人故意混淆了兩者的關聯，我們反對的從來不是日本文化本身，而是部分人借文化傳播淡化文明互鑒乃至侵略歷史、誤導公眾認知的行為，堅守歷史底線與尊重文化交融并不矛盾，保持這份清醒，才是對歷史負責，也才是對未來負責。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