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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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診區墻面裝飾。本報記者 陳靜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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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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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為患者進行心理治療情景。AI制圖
孩子厭學、嗜睡,僅僅是學習態度問題?遇到挫折吃不下睡不著,就是“意志力薄弱”“想不開”?為尋找答案,近日,本報記者走進精神衛生專科三甲醫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回龍觀醫院焦慮障礙門診,跟診并專訪該院黨委副書記、院長李曉虹。
從飽受學業和社交壓力困擾的青少年,到被房貸、職場和養老三重夾擊的中年人,診室的座椅承載著全年齡段的心理重負。半天門診里,有一個字被醫患提及了138次——“睡”。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睡不著、睡不夠、早醒,往往都是情緒問題的軀體信號和生理警報。
織密家校社醫協同守護網,完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已成為重要課題。
面對兒童青少年:
診室里的“翻譯官”
在精神科門診,問診是醫生的基本功,專業術語叫精神檢查。通過談話,結合標準化心理評估工作,醫生需要完成對患者的思維、感知覺、情緒、行為及記憶智能的初步篩查,準確判斷病情輕重,并給出用藥策略。
面對未成年患者時,為了讓他們容易理解、配合治療,李曉虹盡量不用專業術語,而是當起了“翻譯官”,用帶點童話色彩的語言和他們交流。
“冬眠的小動物”——
15歲女孩小竇,戴一副透明邊的大框眼鏡。一年前她在學校跑800米還能拿滿分,但近期因為驚恐發作、軀體性焦慮無法上學,每天在家睡到中午,醒了就玩手機,很少下床活動,還不喜歡拉開窗簾。
小竇母親一臉愁容地望著女兒。李曉虹卻不著急開藥,前傾上身,目光柔和地落在小竇臉上,說:“醫生給你布置兩周的‘冬眠計劃’:你每周5天可以繼續拉著窗簾休息,另外兩天試著拉開一點窗簾見見陽光,每天記錄作息和睡眠時長。手機玩夠了,就想想怎么把生活過得更豐富多彩。好不好?”
原來,小竇的嗜睡具有青少年期睡眠紊亂的代表性,與厭學、青春期叛逆有關,也與睡眠動機和習慣有關,還隱藏著生理功能紊亂的信號。
此外,精神科臨床常見的繼發性睡眠障礙還包括入睡困難、睡眠淺易醒、比過往早醒1小時以上等。對于這些患者,醫生會結合24小時睡眠腦電監測、睡眠日記等工具,研判其根源在于生理睡眠障礙還是心理需求問題。
李曉虹叮囑眉頭緊鎖的小竇母親:“先別急著逼孩子改變,讓她把‘冬眠生活’過夠,給足安全感,再慢慢引導她走出這種封閉狀態,兩周后復查。”
聽說母親打算給小竇養只小貓并由她全權照看,李曉虹立刻追問,確認是孩子自己想養。她還鼓勵家長多加嘗試,用不同方法激發孩子的生活興趣和熱情。
“興奮的小樹”——
處于輕躁狂恢復期的初中男生阿錚,這次來復查時已經長得和父親一樣高。以前,他不時感覺胸前有股力量發不出來,心慌心煩、不想睡覺,甚至頭暈惡心。用李曉虹的話說,這是“體內的興奮無處安放,橫沖直撞,導致小樹長歪了”。阿錚服用心境穩定類藥物控制后,最近一個月癥狀基本消失,恢復了正常上學。
翻看著阿錚最新一次心理評估和血藥濃度化驗結果,李曉虹判斷治療是安全有效的,目前用藥量不大,建議繼續鞏固3個月。家長要注意觀察,一旦孩子再次出現話多、脾氣大的“小興奮”癥狀,且持續3天以上,要及時來復診,調整用藥。
“焦慮、抑郁常被叫作心理上的感冒,但其控制急性發作的治療周期至少半年,后期還要鞏固、預防復發,用藥不是一成不變的。”李曉虹說,尤其青春期孩子情緒波動大,對外界環境很敏感,后續隨訪十分重要。因此,治療要堅持全程,才能確保最終康復。
家校社醫協同答卷:
從“冬眠”到“復學”
在兒童青少年群體中,焦慮障礙的發病率高于抑郁癥,卻往往被誤以為是“內向”或“叛逆”。
診后專訪中,李曉虹指出,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一個從“應激性情緒波動”到“情緒狀態異常”再到“精神疾病”的連續譜。研究顯示,常見精神障礙是多重因素復雜互動帶來的結果。
首先是生物學因素。專家提示,精神疾病雖然并非典型遺傳病,但存在一定的遺傳風險和遺傳度。如果家系中情緒不穩定的人較多,后代就容易攜帶與情緒調節相關的易感基因位點,當壓力來襲時,比常人更容易“超載”。“天性敏感的人就像戴著放大鏡生活,對環境的反應都是放大的。”李曉虹說,但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在藝術感知與創造力上獨具天賦。
其次是社會與人際因素。許多青春期孩子非常在意同伴評價,成績不好會不會沒人和我玩?老師怎么看我?這種對被排斥的恐懼,甚至校園霸凌帶來的隱性創傷,往往比學業壓力更難承受。
最后是家庭環境因素。一些家長將孩子的生活長期簡化為“上學+培訓班”,剝奪了他們游戲與休閑的權利,而且缺乏良性溝通。最終孩子無法承載這種高壓模式,情緒崩潰。這時候已經不是孩子“不想學”,而是“不能學”了。
李曉虹指出,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家校醫社聯合,夯實“預防—預警—干預—追蹤”全鏈條防護體系。
家長和學校應承擔起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守門人”職責,日常鼓勵孩子講出心事,同時學會識別預警信號——情緒低落、拒絕社交,甚至頻繁訴說頭痛、腹痛、惡心,體檢卻查不出毛病,這往往是情緒問題的軀體化表現和警報。若超過兩周且影響正常生活,必須及時就醫。
在認知層面,社會要對心理困擾和情緒問題有正確的認知,既不能將患者的痛苦簡單歸咎于“意志力薄弱”,也不能污名化為“腦子不正常”或“精神病”。同時,正視心理治療、藥物治療與住院治療的價值,打破病恥感和“高患病率、低求助率”困局。
作為心理健康防護體系的“兜底網”,醫院首先承擔的是鑒別功能,其次才是治療,讓無論是早期心理困惑還是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都能在這里獲得專業的幫助。
依托青少年精神心理病房和睡眠醫學中心,北京回龍觀醫院創新“藥物+心理+物理+家庭”四位一體診療模式,優先推廣CBT-I(數字化認知行為治療)、物理治療、松弛治療等非藥物療法,率先開展睡眠—覺醒調節治療。同時聯動學校、社區,常態化開展公益科普,開設心理教師進修班,推進“早發現、早干預、早康復”。
今年3月起,該院在門診3層集中規劃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診區,聚焦0—18歲特有的心理行為問題,與青少年心理病房有效銜接,初步形成門診—病房一體化的管理模式。
針對家長最關切的返校難題,該院還專門設有復學門診、教育門診和家長心理咨詢門診。經過系統干預,90%的復學患兒能夠正常參與課堂學習和集體活動,實現“心身療愈—情緒穩定—社會功能回歸”的三重目標。
李曉虹表示,未來,我國還應進一步增加全國中小學專職心理教師覆蓋率,改善兒童精神科醫生和床位數量不足、分布不均衡等現狀,促進四方協同與資源整合。
中年焦慮障礙:
別硬撐說“我沒事”
焦慮障礙門診里,成年患者的主訴往往比青少年更復雜。他們扮演著多重社會角色,習慣性地壓抑情緒,直到出現明顯的軀體癥狀才走進診室。
“來,伸直雙臂。”在醫生的引導下,36歲的國企職工詹銘坐在診桌前,雙手平舉,指尖微微顫動。最近半年,由于父親身患重病、房產市值波動及職場變動,他感到“焦慮得喘不過氣”,并且持續性耳鳴、經常失眠、出現抑郁情緒,開車時注意力都難以集中。
李曉虹詳細詢問了其自行服用情緒調節類保健品的情況,并開具化驗單,計劃先排除器質性問題再商定治療方案。得知詹銘正在閱讀心理學書籍,她予以肯定:“中年危機是很多人都會遇到的挑戰,主動學習調節認知和積極心態很重要。此外還要堅持規律運動,有好的身體才能平穩渡過難關。”
40歲的杜瑩瑩提起丈夫出軌、離婚時,淚水奪眶而出。李曉虹將桌上的紙巾盒推近些,耐心聽她傾訴家庭變故,以及胸悶心悸等不適癥狀。由于對西藥存在顧慮,她曾試圖通過飲酒助眠和增加運動量來緩解,但依然會在早上5點醒來。醫生表示,比過往早醒1小時以上,是抑郁常見的睡眠問題。經評估,她需要系統的藥物治療配合心理疏導,先穩定自身情緒,才能更好地面對生活和獨立照顧孩子。
“有些時候,家長帶孩子來看病,家長自己可能也有心理問題。”李曉虹說。患者葛云的經歷印證了這一點。這位母親幾年前曾帶女兒來北京看抑郁癥,如今女兒大學畢業,不愿回老家工作,想繼續讀研深造,葛云和丈夫卻因此出現了焦慮癥:寢食難安,反復擔心女兒發生意外,甚至出現幻聽……
其實,像這樣主動走進精神科門診尋求幫助,已經邁出了勇敢的一步。李曉虹在臨床中發現,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病恥感依然存在,“在職場和社會中,很多人覺得‘我高血壓’比‘我抑郁癥’更容易說出口。”
“實際上,情緒沒有該與不該,只要出現了,都有其原因。”李曉虹說,每個人能做的,首先是在自己小家庭內做出改變——尊重、關心、傾聽和幫助家庭成員,營造一個平等、包容、積極的家庭支持系統讓病恥感逐漸消解,讓個體的心理韌性隨之生長。這既是對家人和自己的愛護,也是落實家校社醫協同的社會責任。(本報記者 陳靜文)
(文中患者皆為化名)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6月23日 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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