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被信息和算法充斥，記者和深度報道該何去何從？

或許我們缺的不是信息提供者，而是一位好的意義闡釋者、一位有機的新聞寫作者。

2025年12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后研究員何仁億，來到了深圳大學傳播學院致藝樓1016。他帶著對“有機的非虛構寫作”的獨特理解，告訴同學們如何從在碎片化的淺層信息之中，挖掘具有洞察力和生命力的深度敘事。

他認為，深度報道寫作和他現在從事的學術寫作存在許多共通之處，“尤其在對社會的觀察以及對社會現象的批判性的呈現上”。學術研究中，他積累經驗，讓非虛構寫作和“有機”這一學術概念碰撞出新的火花。

文字|吳梓儀 許寶心

拍攝|段承恩

新媒體編輯|胡曉莉

指導老師|陳顯玲

有關深度報道的三個問題

講座初始，何仁億拋出三個問題：

“大家還看不看深度報道?”

“為什么大家不看？”

“為什么覺得沒什么可看的呢？

三個問題環環相扣，逐步揭示了深度報道的現狀。何仁億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追因。宏觀上，信息過載、技術祛魅和信任危機沖擊了我們的信息獲取方式。人人都有麥克風，記者“獨家信源”的權威性下降；算法排擠高質量的深度報道，影響力的重心從編輯部轉向社交媒體平臺。

微觀的因素即記者身份的變化。“那時記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被喻為社會的嘹望塔、守夜人和信息流通的把關人。”他這樣描述記者的黃金時代。除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之外，記者擁有第四權力，能代表社會監督政府。而如今，記者成了內容勞工，影響力甚至不如網紅。

那，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新聞采訪和寫作？

何仁億給出了一個特別的答案：“我們不再需要更多的信息生產者，而是好的意義闡釋者。”

“有機”概念由來和轉化

有機知識的分子，最早出現在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中。傳統知識分子猶如象牙塔里的守望者，葛蘭西認為“有機的知識分子”不光要思考和從事學術寫作，也應該參與社會建構，參與當時的社會革命。

受這本書啟發，何仁億提出了“有機的寫作者”。傳統的記者轉變成有機的寫作者后，就不只是將新聞專業主義奉為圭臬，客觀、中立地去描述世界，“而是主動去呈現我們認為好的、柏拉圖所說的共善世界。我們的目的是通過我們的寫作去連接不同的人群，從而參與社會的建構。”

費孝通就是一個典型的有機知識分子。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鄉村地區仍有巫術、溺嬰等現象。如果站在傳統東方主義的視角自上而下看，這便是中國人的迷信、野蠻的表征。但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用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得到悲劇的原因是土地承載力不足、生存資源匱乏。

這讓讀者更能理解當時中國人的行為，何仁億稱費孝通的視角為一種“理解的同情”。相比單純的同情，“理解的同情”能夠更好的平衡理性和感性，更好地體現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平等。

“不要急于用常識去評判社會現象和采訪對象，而是去尋找那些看似不合理行為背后的一些東西，即使看起來很合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畫一個問號？”何仁億這樣闡述費孝通和《江村經濟》對他的啟示。一個有機的寫作者，要通過解釋世界來連接人群。

把個人困擾轉化為社會議題

那么，該如何踐行有機寫作呢？何仁億介紹了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能在個人生活和自己所處的歷史進程之間建立聯系，就擁有了社會學的想象力。米爾斯在書中強調，社會學的研究應結合個人傳記和歷史梳理，密切地關注當下的社會現實。在分析社會現象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停留在個人困擾的層面，而應將其轉化為社會議題。

“一個人失業，可能是因為個人能力不行，但有五千萬人失業。這就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何仁億這樣解釋。因此，有機寫作者的工作就是提供這種想象力的腳手架，幫助讀者看清自己痛苦的根源，從而獲得某種釋然或行動的力量。

他提到，“在從事社會研究的時候，一定要關注人物、關注結構和關注歷史”。現在新傳的同學在關注人物和結構上問題不大，但在關注歷史上有些欠缺。比如某港星在演唱會上不說國語，我們可以結合當時香港和澳門的殖民地歷史、粵語文化的變遷來分析。這就是分析社會現象時的多重視角。

“大家知道黃色新聞嗎？”身后屏幕切換成一頁色彩鮮艷的圖片，用超大字號字體寫著 “大新聞”“大爆卦”。“這種‘新聞’為吸引讀者，標題會比較刺激，內容有點忽略真實。”當讀者想尋求一些深度共鳴時，黃色新聞便會失效。

因此，有機的寫作者不能追求所謂的“大新聞”，那要怎么去連接個人困擾和公共議題呢？他提出一個尋找選題的可能思路：從現象引出“為什么會這樣”的困惑，再進一步追問現象合理/不合理背后的結構性原因，最后便能引出文章的選題，即，為什么要用故事來揭示這種結構。

找選題也是一個尋找“具體的普遍性”的過程。深度報道的對象一定是具體的事、具體的人,“但你不能光寫具體的人和事，同時要找到他們身上體現的一些普遍問題。”好的深度寫作是如何做的？何仁億推薦了三個短篇小說：

一個是海明威寫的《白象似的群山》。只有對話，但故事中的兩人呈現出那個時代背景下人的命運。

一個是卡佛的《你們為什么不跳個舞？》，收錄在《當我們在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小說集中。小說沒有介紹任何背景信息，“上來就是這個人在干什么，但是你就知道這個人在做什么、為什么這么做”，用具體細節呈現一類人普遍的生活狀態。

最后一個《逮香蕉魚的好日子》，是塞林格小說集《九故事》中的一篇。故事講了一個有精神問題的人，從戰場回來之后回歸正常生活的困境，同時反映一代老兵的社會問題。

“各個題材，小說、文學、新聞，都有共通之處。”他希望我們能從這三篇短篇小說中體會到“具體的普遍性”。

有機寫作的立場和技法

有機的知識分子具有連接性，有選擇立場的職業理由。何仁億以書展舉辦為例，說傳統媒體的報道只是呈現，而非虛構寫作需要把情感作為方法，帶著理解的共情走進事情里。“因為你追求的不是客觀，你追求的是理解對方。”

他提到某款國產電腦游戲，被批不尊重女性后及時做出整改，卻引起了男玩家的不滿。他對這場爭論很感興趣，就發了一個找采訪對象的帖子。有人從主頁看出他的女性主義立場，假意接受采訪，只為在電話里罵他一句。后來一個游戲制作者接受采訪，何仁億了解到了國產電腦游戲的困境，該游戲設計時迎合傳統玩家有它的原因。

“當然，這并不能成為制作者不支持男女平等的借口。”何仁億說，“但只有去理解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的思維方式，才可能產生對話。如果上來就互罵，像那個接起微信電話直接罵我的人那樣，那永遠都沒有溝通的可能性。”

立場通過語言表達。米爾斯提出“精英的語言”和“大眾的語言”，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立場。城中村改造用精英的語言講述，是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形象，在有機的語言下則是廉價生活成本的喪失；全職兒女，有機語言中為代際互助，但在精英的語言中就成了啃老和躺平。

兩種表達迥然不同。所以在有機寫作時，我們需要走進群體內部，和他們平起平坐。這很難，但也應當是一個追求的目標“哪怕不是新聞傳播寫作，也是要做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平視的。”

有機寫作的技法包括深描和多寫結構性細節。深描是社會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提出的概念，他在書中舉過一個例子：小男孩的一只眼睛眨了一下。淺描只展現客觀事實，即眨眼是眼部肌肉發生了一次非隨意的神經抽搐；而深描把它塑造成一個社會性行為，“這是一個惡作劇的信號”。

何仁億又舉了一個在星巴克“假裝上班”的例子，然后說：“非虛構寫作中，淺描和深描應當相結合。”用深描闡釋淺描，有虛有實，能使作品的可讀性更強。

結構性細節，是那些能夠反映出社會結構的細節。在寫作中點出這些細節，能讓讀者感知到作者想表達的結構性問題。像是描寫小鎮做題家桌上成堆的試卷，窗外工廠的轟鳴；城市合租房里，隔壁房間傳來的短視頻聲音。

結構性細節也可以引入歷史，展現個人和社會結構發展的交織。比如想寫東北某工業城市的衰落，可以先從老工人視角講述30年前的大廠榮光，再描寫現在的“原子化生存”；寫當代女性婚育觀念的改變，可以先講祖輩的故事，婚姻在當時是保證生存的必需品，然后再探討對于母親和女兒來說，婚姻意味著什么，突出三種都能被理解的邏輯之間的矛盾，讓故事更加豐滿。

講座最后，何老師想送給大家一句話。他說：“我今天講這么多，其實那些知識點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這 3 個。”

“保持好奇，保持耐心，然后廣泛閱讀。”

新新報融媒體總監 | 馮碩焱

新新報主編 | 陳思蝶

新新報副主編 | 黃凝香

初審 | 陳顯玲

二審 | 彭華新

終審 | 周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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