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早年本領域的3起典型、知名案例——“卡波案”“香蘭素案”“吉利訴威馬案”為參照，并選取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審結的5起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侵害商業秘密糾紛——“口腔CBCT案”“石英纖維案”“脫硫技術案”“創世紀案”“包裝鋼帶案”，共計8份終審判決為樣本（詳見下表），通過實證分析揭示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司法認定路徑、計算邏輯與演進趨勢，進而提煉我國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整體司法導向與改革方向。

作者 | 汪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博士

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個月內審結了“創世紀案”（判賠約3.82億元）“石英纖維案”（判賠約2.02億元）“口腔CBCT案”（判賠約1.99億元）等一批重大商業秘密案件。這些判決標志著懲罰性賠償制度已從“紙面規范”全面進入司法實踐，其司法認定路徑與計算邏輯正在快速成型。

本文以早年本領域的3起典型、知名案例——“卡波案”“香蘭素案”“吉利訴威馬案”為參照[1]，并選取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審結的5起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侵害商業秘密糾紛——“口腔CBCT案”“石英纖維案”“脫硫技術案”“創世紀案”“包裝鋼帶案”，共計8份終審判決為樣本（詳見下表），通過實證分析揭示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司法認定路徑、計算邏輯與演進趨勢，進而提煉我國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整體司法導向與改革方向。

表 樣本案例基本信息

一、懲罰性賠償的認定路徑：從主客觀要件的雙重審查到類型化判斷

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以“故意侵權”且“情節嚴重”為主客觀構成要件。8件樣本案例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對這兩個要件的認定正在從抽象審查走向類型化判斷，并形成了若干可歸納、可參照的認定規則。

（一）“故意”要件的認定：從主觀狀態到行為樣態的類型化

從8份樣本判決來看，最高人民法院對“故意”的認定主要通過身份關系、行為軌跡、后續行為三個方面的客觀事實進行推定和強化。

1.基于身份關系的推定：前員工、合作方、同業競爭者的特殊注意義務

當侵權人與權利人之間存在特定身份關系時，法院傾向于推定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獲取或使用的技術信息屬于他人的商業秘密。這種身份關系主要包括三類：一是前員工關系，如“石英纖維案”中陳某某曾任總經理和總工程師，“口腔CBCT案”中多名前員工集中跳槽，“創世紀案”中田某某任職長達14年并簽署保密協議；二是合作方關系，如“脫硫技術案”中某乙公司通過合作項目完整接觸技術秘密后短期內“另起爐灶”；三是同業競爭者關系，如“包裝鋼帶案”中新余公司方長期從權利人處采購產品，明知技術歸屬仍不經審查即從前員工處引進。這些身份關系的共同認定邏輯在于：侵權人因特定職業關聯或商業往來對權利人的技術秘密負有高于一般公眾的注意義務，若仍實施獲取、使用行為，即可推定其主觀上具有“明知”或“應知”的故意。

2.基于行為軌跡的認定：有組織挖取團隊、化名入職、規避法律手段

當侵權行為客觀上呈現出有組織性、隱蔽性和規避性等特征時，法院更傾向于認定“故意”。有組織挖取團隊是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如“吉利訴威馬案”中近40名員工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集中離職入職，“石英纖維案”和“口腔CBCT案”亦呈現類似特征。化名入職與隱瞞身份同樣構成“故意”的重要表征，“創世紀案”中田某某以化名“某欣”入職并參與專利申請即是例證。規避法律手段的采用進一步印證“故意”的存在，如“石英纖維案”中侵權人簽訂虛假《技術轉讓合同》以規避風險，“包裝鋼帶案”中侵權人在前員工明確告知技術來源不正當的情況下仍徑行引進，均表明侵權人對其行為的非法性有明確認知。

3.基于后續行為的強化：和解后再次侵權、拒不執行行為保全裁定

“故意”的認定并非一次性判斷，侵權人在侵權行為發生后的后續行為可作為強化“故意”認定的依據。和解后再次侵權是最典型的后續強化行為。在“石英纖維案”中，陳某某2009年已達成和解協議并承諾不再侵權，此后不久即再次實施侵權行為。拒不執行行為保全裁定同樣構成“故意”的強化因素。“香蘭素案”中，侵權人在原審法院作出行為保全裁定后仍無動于衷、繼續侵權。這種對司法權威的漠視和對法律禁令的違抗，充分反映了侵權人的主觀惡意。

從上述三組類型化因素可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對“故意”要件的認定已形成“以身份關系奠定基礎、以行為軌跡提供證據、以后續行為強化認定”的遞進式判斷邏輯。這一邏輯既降低了權利人的舉證難度，也使主觀“故意”認定更具客觀可操作性與可預期性。

（二）“情節嚴重”要件的認定：從綜合考量到考量因素類型化

與“故意”要件的認定路徑相似，最高人民法院對“情節嚴重”的認定也已從籠統的“綜合考量”走向因素的類型化，8份樣本判決即呈現出四個主要考量維度：

1.侵權行為的組織形式：個人跳槽型、有組織挖團型、設立侵權公司型

侵權行為的組織形式直接反映侵權的規模化和組織化程度。8份樣本判決中，最高人民法院認定“情節嚴重”的侵權行為組織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個人跳槽型，如“創世紀案”中田某某以“一己之力”竊取3.7萬余個機密文件后立即入職，并從事侵權產品的研發、申請專利工作，此雖系個人行為但竊密規模已構成“情節嚴重”。有組織挖團型危害更甚。在“吉利訴威馬案”中，威馬方誘使吉利方高級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等近40人大規模離職并加入威馬方及其關聯公司，周某平離職前有意批量下載200余份技術資料；“口腔CBCT案”中，某乙公司不到半年即完成CBCT研發，系有組織挖取權利人公司的核心技術團隊。設立侵權公司或侵權為業型最為惡劣。“香蘭素案”王龍科技公司和喜孚獅王龍公司均系為實施侵權而專門設立，“石英纖維案”某光電科技公司自成立起即以侵權產品為主營業務，“卡波案”安徽紐曼公司自稱是專業研發、生產、銷售卡波產品的企業。

2.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與規模：跨時長、范圍廣、獲利巨大

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和規模是衡量“情節嚴重”的重要標尺。8份樣本判決中，侵權持續時間從數年到十余年不等，獲利規模從千萬級到億元級，均被作為“情節嚴重”的重要考量因素。“石英纖維案”侵權持續十余年，僅2019年4月至2023年2月的侵權銷售收入即超1.7億元；“吉利訴威馬案”2019至2021年銷售收入分別達17.6億、26.7億、47.4億余元；“口腔CBCT案”2021至2023年銷售收入從2298萬增至預期1億元；“創世紀案”僅兩款侵權機床銷售總額即超8239萬元。這類侵權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獲利之巨情形，均是認定“情節嚴重”的重要標尺。

3.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涉及公共利益、沖擊市場秩序

部分案件還考量了侵權行為對公共利益和市場秩序的沖擊。“脫硫技術案”中，侵權項目涉及環保領域且已運行，若停止運行將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法院雖因此未判令停止侵權，但將其作為賠償考量的加重因素。“香蘭素案”中，侵權人占據全球香蘭素市場約10%的份額，并以低價沖擊權利人原有市場。“創世紀案”中，侵權人以近乎“零成本”代價攫取權利人歷時十五年、投入數億元形成的核心技術資產。這些對市場秩序和競爭生態的破壞，均被作為“情節嚴重”的重要考量。

4.侵權人的訴訟行為：舉證妨礙、不誠信訴訟、隱匿銷毀證據

侵權人在訴訟中的行為，既是“情節嚴重”的獨立判斷因素，也是強化“情節嚴重”認定的重要依據。8份樣本判決中，凡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侵權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極訴訟或不誠信行為。其中，拒不提交財務賬簿是最常見的舉證妨礙行為，如在“口腔CBCT案”“石英纖維案”中，侵權人均拒不提交或不如實提交財務數據，法院均將此作為“情節嚴重”的考量因素。隱匿銷毀證據情節更為惡劣。在“創世紀案”中，創某公司承認將全部侵權圖紙銷毀，當庭展示的圖紙亦非法庭要求的型號且均不完整，致使法院無法進行傳統“逐一比對”的侵權判定思路。不誠信陳述與混淆概念同樣被納入考量，如“創世紀案”中，創某公司的當庭陳述與其官網公示內容明顯矛盾，還在專利申請中將“玻璃機”刻意稱為“高光機”以混淆概念。

二、懲罰性賠償的計算邏輯：基數計算與倍數確定的規則演進

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取決于兩個核心變量：計算基數與懲罰倍數。8份樣本判決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在賠償計算上已從早期的“粗放估算”走向“精細計算”，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裁判規則。

（一）計算基數的確定：從“酌定”到“精細化”

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的量定是司法實踐的核心難題。8案展現了一條清晰的演進路徑，即從法定賠償走向裁量性賠償，再走向以“侵權獲利”為基礎的精細化計算。這一演進路徑具體表現為“三步走”的計算范式：

第一步：選擇計算依據。8案中，法院均以“侵權獲利”為計算依據，而非以“實際損失”或“許可使用費”。原因在于：實際損失的因果關系難以證明，許可使用費在缺乏真實交易情況下缺乏說服力，而侵權獲利在侵權人通常持有銷售數據的情況下具有相對可查明性。“口腔CBCT案”一審曾參照許可使用費認定損失，但二審即糾正為以侵權獲利計算；“吉利訴威馬案”一審曾以法定賠償方式酌定500萬元，二審亦糾正為以侵權獲利計算。這表明，只要案件中存在可以查明侵權獲利的基本數據條件，法院則傾向于優先采用精細化計算方案而非法定賠償。

第二步：確定關鍵參數。8案中，法院大體遵循“銷售額×利潤率×技術貢獻率”的計算公式確定侵權獲利數額。關于“銷售額”（包括銷量與售價），其數據來源呈現多樣性，稅務發票、提貨單、被告自認、上市公司年報、招股說明書、合同約定等均可作為認定依據。至于“利潤率”，其最理想的是來源于侵權人自身的財務數據，但多數案件中侵權人拒絕提供，構成舉證妨礙，法院遂參照權利人利潤率，如“卡波案”“石英纖維案”“口腔CBCT案”；若權利人利潤率也難以查明，法院則參考同類企業毛利率或行業平均利潤率，如“吉利訴威馬案”即以同類新能源汽車代表性企業（理想汽車、小鵬汽車）同期毛利率作為參考并酌情取高。這一認定方案體現了在侵權人拒不配合的情況下，法院積極運用舉證妨礙規則、降低權利人證明難度的裁判立場。

第三步：引入技術貢獻率進行調整。8案中，法院對技術貢獻率的認定呈現兩種立場：一是推定100%貢獻率，二是在100%貢獻率的基礎上酌情扣減。這兩種認定立場的關鍵在于判斷侵權人是否完整使用了權利人的全部技術方案：如果侵權人完整復制了權利人的技術方案，且沒有舉證證明存在其他獨立的技術貢獻來源，法院則傾向于推定100%貢獻率。“創世紀案”“口腔CBCT案”“脫硫技術案”以及“包裝鋼帶案”中，法院即持此立場。如果侵權人僅使用了部分技術秘密，或存在其他知識產權和生產要素的貢獻，法院則進行酌情扣減，或依據可查明技術占比進行相對精確的計算。如“卡波案”綜合考慮涉案技術秘密在侵權產品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酌定50%貢獻率；“石英纖維案”在剔除侵權生產線上附加的其他知識產權貢獻后將100%貢獻率酌減至75%；“吉利訴威馬案”則在依據整車技術利潤分成率（25%）與底盤技術在整車技術中的占比（40%），計算出汽車底盤技術對于整車銷售利潤的貢獻率為10%（25%×40%）后，綜合考量涉案技術秘密占底盤技術比例80%等因素，將涉案技術秘密的貢獻率打了八折，最終認定為8%。這兩種立場表面上差異懸殊，但內在邏輯一致，即“侵權獲利應當與侵權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其他權利和生產要素產生的利潤應當合理扣減”[2]。這一精細化裁判理念正是“侵權獲利”這一計算依據區別于法定賠償的關鍵所在。

（二）懲罰倍數的量定：從“保守”到“有力威懾”

計算基數確定后，懲罰倍數的量定成為決定最終賠償額的關鍵環節。從8案的縱向與橫向比較來看，懲罰倍數的量定整體呈現出從“保守適用”向“有力威懾”的演進態勢。

首先，二審法院普遍傾向于上調倍數。如上表所示，在適用懲罰性賠償的7案中，除“創世紀案”外，其余案件二審均呈現倍數上調或從無到有的特點。“石英纖維案”一審適用1倍懲罰性賠償，而二審認為1倍“尚不足以懲戒和震懾本案如此惡劣的侵權行為”，遂上調至2倍。“卡波案”的倍數上調更為顯著：一審適用2.5倍，二審則提高至5倍，理由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初衷在于強化法律威懾力，打擊惡意嚴重侵權行為，對長期惡意從事侵權活動之人應從重處理”。而在“口腔CBCT案”“脫硫技術案”“包裝鋼帶案”“吉利訴威馬案”4案中，一審雖均未適用懲罰性賠償，但二審改判適用時分別確定了1倍、2倍、2倍和2倍的懲罰倍數。上述實踐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對一審未適用懲罰性賠償或適用倍數偏低的情形，傾向于糾正并從重處理。至于唯一例外的“創世紀案”，雖其認定的倍數從一審的5倍下調至3倍，但其認定的計算基數則從一審的205萬元上升至1.61億余元，繼而使得賠償總額從1280萬元躍升至3.82億元。這一反差表明，懲罰性賠償的威懾效果取決于基數與倍數的乘積，而非倍數本身，而基數的精細化計算往往比倍數的數值高低更具決定性意義。

其次，二審法院調高懲罰性賠償倍數的邏輯，是在確認侵權人具有“侵權故意”且“情節嚴重”的基礎上，對符合以下“加重”情形的行為給予更嚴厲的經濟制裁：

（1）侵權手段極其惡劣、主觀惡意極深。這是調高倍數的核心前提，法院會重點關注此類侵權行為的策劃性、隱蔽性和不正當性。如“石英纖維案”中，法院注意到被告在簽訂和解協議并承諾不再侵權后再次侵權，并以他人名義入股、簽訂虛假技術轉讓合同等情形，認定被告主觀惡意明顯，進而調高倍數。

（2）侵權情節極其嚴重、危害后果巨大。法院會綜合評估侵權行為的規模、持續時間、對市場的影響以及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害。如“創世紀案”中，侵權人持續侵權且規模巨大，僅A、B兩款機床的銷售額即超8200萬元；權利人僅“玻璃磨削機床”一項的研發成本即高達3.6億元，侵權人以近乎“零成本”攫取，嚴重侵蝕權利人競爭優勢；此外，侵權人還采用“化整為零”的方式拆分銷售侵權產品以規避監管，進一步加重情節惡劣性。

（3）訴訟中的不誠信與舉證妨礙行為。這是確定倍數時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樣在“創世紀案”中，侵權人銷毀了所有被訴侵權產品的完整圖紙，導致法院無法遵循傳統“逐一比對”的侵權判定思路，嚴重妨礙訴訟；侵權人還當庭陳述與其官網顯示信息矛盾的內容，混淆“高光機”與“玻璃機”概念，當庭展示與法庭要求不符的圖紙等。法院將這些不誠信行為作為加重處罰的重要依據。

（4）侵權行為涉及公共利益，不宜判令停止。在“脫硫技術案”中，因侵權項目涉及環保領域且已建成運行，若判令停止侵權將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響，故法院未支持停止使用的訴求，但在賠償額的確定中予以充分考量，最終全額支持了權利人的5000萬元訴請。這一處理方式體現了在公共利益保護與商業秘密保護之間的平衡智慧，也展示了懲罰性賠償在無法判令停止侵權時作為替代性救濟手段的制度功能。

上述四種“加重”情形的裁判邏輯在于：侵權人的可譴責性越高、侵權行為的實際危害越大、訴訟中的不誠信越嚴重，懲罰倍數就應當越高。這一邏輯既符合懲罰性賠償制度威懾惡意侵權、懲戒不誠信行為的制度初衷，也與“過罰相當”的基本法理相契合。

三、懲罰性賠償的司法導向與改革方向

（一）司法導向：認定路徑的體系化與計算邏輯的精細化

綜合前述實證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的司法實踐中已形成三條清晰的導向：

一是認定路徑的類型化與體系化。在“故意”要件的認定上，法院已形成從“身份關系推定→行為軌跡印證→后續行為強化”的遞進式判斷邏輯；在“情節嚴重”要件的認定上，法院亦已形成從“組織形式→持續時間與規模→社會危害性→訴訟行為”的立體判斷框架。這種類型化、體系化的認定方法，使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具備了客觀基礎和可預期性。

二是計算基數的精細化與客觀化。法院摒棄了傳統的“酌定賠償”模式，轉而構建“侵權獲利=銷售額×利潤率×技術貢獻率”的精細化計算模型。其中，銷售額、利潤率等關鍵參數的確定均有客觀數據來源，使基數的認定從“估”走向“算”。在此基礎上，技術貢獻率的兩種認定路徑——100%推定與酌情扣減，其共同指向即通過精準歸因實現基數的精細化認定。

三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平衡。法院通過積極運用舉證妨礙規則和推定規則，大幅降低了權利人的證明負擔。當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財務數據時，法院根據權利人主張和現有證據予以認定；當出現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離職情形，且新公司在明顯短于合理研發時間內推出侵權產品時，法院明確認為可直接推定侵權成立[3]。這些規則的適用，使“誰主張誰舉證”的傳統模式在商業秘密案件中實現了向“舉證責任適時轉移”的轉型。

（二）改革方向：從規則供給到裁判標準的統一

盡管8份樣本判決展現了諸多開創性的裁判規則，但現有制度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技術貢獻率的認定標準亟待統一。從“創世紀案”的100%（推定）到“吉利訴威馬案”的8%（精細計算），技術貢獻率的認定區間跨度極大，而目前法院尚缺乏統一的考量因素和計算方法。未來應當明確：技術貢獻率的認定應在厘清侵權獲利與侵權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基礎上，綜合考量技術秘密的核心程度、市場替代性、產品價值構成、是否存在其他知識產權貢獻等客觀因素，逐步形成可操作、可檢驗的認定框架。

懲罰倍數量定因素仍需類型化與權重化。目前，法院在確定倍數時雖已綜合考慮主觀過錯程度、情節嚴重程度、訴訟中的行為等因素，但這些因素之間的權重關系尚不明確，致使倍數認定差異較大。建議在后續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中，對“加重”情形（如手段極其惡劣、以侵權為業、舉證妨礙、拒不執行行為保全等）和“減輕”情形（如主動停止侵權、積極配合訴訟等）分別予以類型化列舉，并明確其權重系數，使倍數的量定更具可預期性。

新舊法銜接適用規則仍需明確。“香蘭素案”中，法院因“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及新舊法律適用銜接的原因”未適用懲罰性賠償，但明確指出“本可適用”并給出后續救濟的指引；“卡波案”則以“賠償數額客觀上難以分段計算”為由，不再分段計算。由此可見，對于跨越2019年4月23日的持續侵權行為，如何精準區分適用期間、如何計算不同期間的賠償數額，仍需進一步明確。建議確立“以侵權行為發生時間為準、以侵權獲利形成時間為據”的銜接規則，即在能夠區分侵權獲利具體形成期間的情況下，對修法前后的獲利分別適用不同規則；僅在客觀上無法區分時，方可整體適用修法后的規定[4]。

遲延履行金的設定標準有待規范。目前，法院設定的遲延履行金從“石英纖維案”的每日5萬元到“創世紀案”的每日100萬不等，差異較大。建議明確遲延履行金的設定原則，使其與停止侵害義務的重要性及緊迫性、繼續侵權的潛在獲利、判決的威懾效果相匹配，在個案裁量與規則統一之間尋求平衡。

結 語

通過對最高人民法院8份終審判決的實證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制度已從“紙面規范”全面進入“億元判賠”時代。認定路徑的類型化、計算基數的精細化以及舉證責任的實質平衡，共同構成了當前制度運行的三大支柱。然而，技術貢獻率的認定標準、懲罰倍數的權重化、新舊法銜接適用規則等問題，仍需在未來司法實踐中進一步明確。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決定懲罰性賠償制度能否從“有力威懾”走向“精準適用”。

總體而言，從“卡波案”的3000萬元到“吉利訴威馬案”的6.43億元，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制度已完成從制度確立到全面適用的跨越。這一進程與《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25）》中“充分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功能”“切實強化技術秘密司法保護”[5]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為促進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隨著裁判規則的進一步體系化和精細化，懲罰性賠償制度必將在激勵創新、維護公平市場競爭秩序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注釋

[1]需說明的是，此處之所以選擇這3起參照案例，是因為：“卡波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之一，也是首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商業秘密案件，確立了類案裁判規則；“吉利訴威馬案”則是當前國內商業秘密懲罰性賠償訴訟判賠數額最高的案例，也是最高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之一；“香蘭素案”“本可適用懲罰性賠償”，但因“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及新舊法律適用銜接的原因”未適用，但其確立的“侵權獲利精細化計算模型”，為后續懲罰性賠償基數的認定提供了方法論基石。

[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562號民事判決書。

[3]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終1590號民事判決書。

[4]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562號民事判決書。

[5]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25）》，載最高人民法院網2026年1月28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87581.html。

（本文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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