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這個詞在今天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了。在科學話語已經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今天，學術研究中“人文”的因素雖然并未消亡，但卻往往要以“科學”的形式和邏輯表達才顯得更加具有合法性。科學家們認為人的一切行為活動乃至思想，都可以通過腦部研究來給出成因甚至用人工智能加以摹仿、預見，甚至那些人類歷史上的文明和創造——包括詩歌和藝術，也都可以用高級的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作為一位知名的地理學家——這一領域在中國通常被劃分為“理學”——段義孚卻以“人文主義”的信念和寫作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這種“錯置”讓我們不得不好奇他的學術歷程。段義孚的這本學術生涯的總結之作《世紀漫游：我的地理學術歷程（1947-2022）》給了我們發現一位人文主義者內心的契機。

《世紀漫游：我的地理學術歷程（1947-2022）》，【美】段義孚/著 周尚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啟笛，2026年1月版

標題的翻譯其實有一個倒置，原書英文題目是Geography: From1947 to 2022 A Travelogue，可見在學術生涯的尾聲，段義孚依然強調自己的領域是“地理學”。地理學在他眼里是什么樣的？在“引言”中段義孚首先談到了他對現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認識。段義孚并沒有去總結洪堡的開拓性的經典名著《宇宙》的貢獻，而是從兩個鮮為人知的細節入手。他首先提到洪堡是第一個能夠從風景畫和詩中解讀出人們對自然和地方的普遍態度的人；其次，洪堡非常重視“溝通”的力量，這意味著“既要講得棒，還要寫得妙”。段義孚抓住的這兩點表明了洪堡對“人”的情感、洞察力與想象力的重視。其實，洪堡的這兩點，在他的時代并不是獨特的。洪堡的寫作植根于啟蒙運動對理性的推崇，又深受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影響，再向前推，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才是啟蒙運動最早的推手。“人文主義”的核心是“人性”，這正是洪堡的科學觀察背后的動力。在《宇宙》的結尾，洪堡提出，“如果要指出一個貫穿整個歷史、其影響力不斷擴展的思想……那就是建立我們共同的人性”。在對人的關心和理解的基礎上，科學知識就永遠不能“殺死想象本身所富有的創造力”。

但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這種富有情感并包容的“自然寫作”同學術研究逐漸分開，學科的邊界開始變得分明，并衍生出許多更加“專業”、外行人難以看懂的概念。也有學者同樣有意愿以一種人文主義的視角去寫作，但是多數人很難離開既成的“專業”框架的寫作模式。在今天，以遙感數據和實驗為基礎的研究逐漸占領了地理學的傳統領地，即便是人文地理學也常常以量化作為一個標準。在這樣一種學科范式中，段義孚卻要重新將洪堡視為自己的“榜樣”，重新回歸地理學研究和寫作中的“個體性”，這需要非常強大的自信和反省力。他說，用“我（I）”是一種學術自信和成熟的表現。“我們必須把自我融合在他者之中”。對“我”的強調即是對主體的認可，也是重新改變“客體”觀念的重要視野：一切的客體都不能離開主體的知覺和對意義的理解，在地理學尤其如此。因此他將地理學定義為“個體對意義的追求”。和洪堡一樣，他也尤為重視寫作。他認為，一位地理學家必須要有“逼真”描述的能力，同時也要有將意義用明晰犀利的筆觸表達出來的能力。他曾反思早年的《戀地情結》（1974），認為其較少受到關注是因為其語言“不適合本科生閱讀”，在后來話題近似的《空間與地方》（1977）中，他的語言就變得更為生動，概念也更加明確，他認為這正是這本書在銷量上成功的原因。

段義孚（1930年11月5日-2022年8月10日）

當然，段義孚也很清楚自己和洪堡在學術興趣上的差異。盡管他的地理學研究是起始于他關于亞利桑那州地貌學的博士論文（1959），但他很清楚比起研究地球，他更關心的是社會、心理和道德維度——一切有關人類的話題。他認為他做研究的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文地理學”，他說，他所致力的是“極大地擴展‘人文’的含義”，在他眼里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終點，不在于地球，而在于人類，其中包含著人類命運和個體命運。正因為如此，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有他對個體的投射和對于全體的思索，換言之，他的寫作都是關乎“自我”的，也是關乎“世界”的。這讓他的研究同所有人文社會科學聯系起來，他的著作也表現出他在人文領域涉獵之廣泛。在他看來，個人與社群是人文主義地理學不可或缺的兩部分，尤其是“個人”。當今學術界過分關心“社會”，但是個人的問題往往被忽略了。

在關于個體的問題上，“經驗”與“感知”成為了他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他提出了“空間與地方”這一對概念。《空間與地方》這本名著常常作為人文地理學研究“地方性”的必引著作。事實上，段義孚的“地方”并非是通常被認為的“社群”的地方，而是從個人對空間的感受出發的。因此，他的感官認識與其說是“在地”的，不如說是從身體出發不斷延伸的——這讓我們很自然地想起了梅洛-龐蒂以及巴士拉的研究。因為感官，他向外看到了地球、太空和浪漫的想象世界，向內看到了個體中最私密的場所，譬如孩子的被子底下和男人的啤酒窖，這種延伸的感知與想象力構成了他所謂的“浪漫主義地理學”，而“地方感”恰恰是由這種真實的感受而不是地理的界域所構成的。

在段義孚的研究中，美學受到了真正的重視——這不是中文語境中常被誤認為的基于“美感”的景觀認知，而是回歸了它的德語原義“?sthetik”——感性學。在他的研究后期所寫的《如此陌生而奇異：感官與審美的地理學》（1993）一書中，他指明美感不是一般認為的唯美主義，而是在經驗中發現事物真實性的能力，這“需要我們所有的感官和心智都參與進來”。這個觀念看起來受到了20世紀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歐陸現象學的影響，但從段義孚的學術歷程看，對感知和審美的格外關注，也有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在他早期出版的《水循環和上帝的智慧》（1968）一書中，他開篇提到“盡管審美沖動具有普遍性，但是地理學家多忽略之”。在他看來，“因為所有這些景觀都有一種動力——無論用多么微渺的方法，他們都要展示出自己的美。”在宗教的庇護下，段義孚有著不亞于詩人的細膩感知和敏銳洞見，同時，他對世界也有著普遍的關懷，這些特點都讓他發展出了諸多的研究可能。段義孚從不諱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這在當代的學者中十分罕見，但這正是出于一個學者的洞察：在他看來，“人文主義”正是啟蒙以后的基督教同“個人主義”結合的產物。在《宗教：從地方到無地方》（2010）中，他談到，人文主義地理學要回到的是一個奧古斯丁提出的問題：當我們的生命真的“不朽”，那又如何呢？這個極為深刻的追問，在當今向著“不朽”飛奔的AI時代似乎更為值得追問。對此段義孚仍然有一個基督教式的答案：在這個欲望飛馳、自然被踐踏的時代，人類仍然具有感知善、美和真理的能力。

《如此陌生而奇異：感官與審美的地理學》，王如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行思，2025年8月版

也正是出于對“人”之價值的思考，段義孚重新思考了文化的問題。段義孚認可美國地理學家索爾提出的文化是塑造地球景觀的首要動力，同時他進一步強調“權力是人類和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問題”。但他對“權力”的關注，不是建立在族群之間的權力關系的基礎上，而是以 “權力的心理狀態”為基石。譬如，他指出“風景”的觀念最初是文藝復興時為了滿足君主和主教制造的一種幻覺，其中的“土地（land）”則是君王寶座之后的“后臺”，那其中隱匿著無數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后來歐洲的“大景觀”模式在現代社會以后逐漸轉變為一個典型的美國住宅：客廳前面的草坪暗示著未來的“前景”的需求，日常活動則被隱藏在前廳之后。在人地關系上，他也將權力視為一種思考的方式。這個認識促使了他撰寫《制造寵物》——這個很奇特的標題實際上基于他對地理學研究的思索。人類馴化了水讓其變成噴泉，馴化了植物讓其變成盆景，馴化了動物讓其變成寵物，人類把大自然變成耕地和城市的過程也正是權力行使“馴化”的過程。這個研究很像是福柯的思路，但是段義孚注意到了在這一過程中主體心理的變化。

面對現代的城市問題，他更關心的也不是物理空間而是個體心理的問題。他形容美國的大城市中心變為了“荒野”，這不僅僅指城市中心人口的流失，還指的是人的心靈的荒原化——人們愈來愈嚴重的焦慮和恐懼，以及一種隱蔽的“結構化的無聊”。在遙感技術盛行的時代，人們越來越難以通過身體的親密而獲得心靈的慰藉，甚至大多數人都難以給予孩子有安全感的身體接觸。在這樣的處境下，人們選擇“逃避”。一些人逃向城市中那些看起來是“完美世界”的主題公園和游樂場，盡管他們被學者們稱為“沉悶的中產階級游樂場”，但是不能否認這是一個絕佳的逃避現實的地方。而那些位于郊區的接近自然的農場生活，其實也是為了滿足人對城市的匱乏而被“幻想”出來的。段義孚沒有對這種“逃避主義”進行批判或美化，只是指出了它的本質——它讓我們幻想愛、真誠和永生，最終這種文化也會改變自然。

對于少數群體在美國社會中的處境，他和美國左派學者的視角的區別尤為明顯。在《宇宙與壁爐》（1996）中——這本書實際上是《空間與地方》的一種延伸，他用英國繪本《柳林風聲》中地下的鼴鼠同樣期待陽光和空氣的例子，認為美國社會中少數族裔群體事實上在“平權”的口號中喪失了個人同世界相處的機會，他們“除了向祖輩了解世界就無法在更大的空間中生存”。他用自己的親身體會不無諷刺地說，“我來美國是為了尋找發展空間，但現在發現這里是祖先崇拜的圣地。”在他看來，將人囿于自己的文化中也是一種“馴服”。“美國社會的自由派精英假裝沒有看到這一點，甚至將相反的觀點——我的觀點——視為種族主義。”他有些不滿地提到。

從這一角度我們也能更清楚地理解段義孚的“華裔”身份。他在學術生涯早期即撰寫過《中國的歷史地理》（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1970）一書，即后來經過改編在中國出版的《神州》，這讓人很容易認為是出于這一身份，但他自己在書中表明，這個選擇一方面是基于中國地理的復雜性，尤其是這里發生過大量的暴虐的天災，更有助于展示自然力量如何持續在中國人文地理中發生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也處處展現出人類在地理感受方面的敏銳和賞心悅目的記敘能力，而這正是他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核心問題。事實上，他也在書中談到，相較于單純的歷史地理研究，他更喜歡的是開拓一個新的領域。《我是誰？》（1999）中所說“作為一個尋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該自我審視”，他的成就不是基于某種“身份”，而是源于一位人文主義者的知覺和自省。但也正是這種反省，讓他更容易發現一些一般的西方漢學家較少提及的問題。例如語言對于中國地理和建筑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相對于歐洲保存持久的紀念性建筑，中國的木質建筑在物質上或許不夠持久，但它的生命是依靠文字的記錄和記憶去延續的。段義孚還注意到了《紅樓夢》中對大觀園的命名，沒有文字，一座大花園，也是“寥落無趣”的，語言對于景觀實際上有著“點題”和“生色”的意義——這正是中國的人文主義的一大特征。因此，雖然中文比較生疏，雖然64年未曾踏入故土，他在晚年的返鄉游記《回家記》（Coming Home to China，2005）中依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不止是基于一種“血緣身份”，更重要的是基于他對中華文明的內在性質的長期研究。

《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趙世玲/譯 周尚意/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版

對于一個世紀以來學界持續討論的“文明”與“文化”觀念，段義孚有著他自己的思考。受到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化理論和人類學的影響，文化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傳統和習俗的形成，這也被進一步賦予了根源和深度的意義；而“文明”相對而言，則仿佛暗示著權力資本推動下高尚生活的膚淺。但是，段義孚指出，在德語中“文化”實際上有著“傳統知識”的意味，它并不應該被賦予過分的價值傾向。從歷史上看，“文明”能夠通過承認歷史上的缺點而得到更新，而 “文化”往往缺少這種反省，那些有缺陷的、甚至于惡的文化習俗，都很難在實踐中被更正。因此，作為一位地理學家，他關心的是面對人類社會中“人”是否得到了完善。在他眼中，評判一種文化的標準并非其傳統是否得到了足夠完備的保存，而是其在歷史的演進中是否具有能夠不斷反省并更新的能力。

但是善惡的標準是什么？段義孚還是回到自身來，他相信自我的人性中對價值和意義的認識。基于此的研究和寫作必然不是有著清晰的理論模式、邏輯閉環的，甚至段義孚的立場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這正是人本身的活潑潑的狀態——這在我們對本書的閱讀中可以真實地感覺到。人文主義者是從這一活潑潑的人出發去反思人性、發現意義、感知世界，他最終要找尋的是人自身的“存在”而不是邏輯和概念。這正是中國思想中“反諸己”的意思。但是，如今人們并不相信內心的判斷，反而將自己屈從于各種各樣的“智能體”，人類對景觀的美感、對善的認同以及對空間的想象力慢慢喪失在將“自我”讓渡給“程序”和算法的過程中。人文是什么，我們已很難回答。或許首要的任務并不是撿拾“人文主義”；在這個人文已被淹沒的時代，重建對“人”的信任，我想這才是閱讀這本書最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