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一章 階級戰爭中的短兵相接

哈吉·布魯姆

在討論拉扎克對于塞達卡村階級關系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引入他象征性的“鏡像”，那就是和他一樣為社會最上層所拋棄的哈吉·布魯姆。盡管我所講述的關于他的故事都是二手的，因為在我到塞達卡村五六年前，他就已經去世了，但關于他的故事很多。

我到塞達卡村不久，勒拜·侯賽因就邀請我參加他兒子塔哈的婚宴，新娘來自距燕柯奇鎮南6英里的一個村莊。為了招待眾多的客人，新娘一家在屋外搭建了一個大帳篷，供男賓們就座。席間的話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當前農忙季的收成；二是由于干旱人們取消了種植前一灌溉季作物，這推遲了許多婚禮的舉行，直到農忙季作物成熟后婚禮才得以操辦。

我發現地平線上矗立著一座巨大的新倉庫，于是便漫不經心地問我旁邊的人那是什么。他告訴我那是哈吉·拉茲和哈吉·安尼兄弟開辦的大米加工廠。當提到這兩個名字的時候，帳篷里突然變得鴉雀無聲。非常明顯，我不經意地開啟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在接下來的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里，人們興致勃勃地互相談論著關于這兩兄弟尤其是他們的父親哈吉·阿尤布的故事。事實上，正如我立即意識到的那樣，有關哈吉·阿尤布的傳聞是所有聚會中固定的交流話題，這足以引發一次小的故事風暴。

哈吉·阿尤布生前是吉打州（也許是馬來西亞）最大的稻田所有者，這一點幾乎毋庸置疑。他去世時，以擁有600多里郎（426英畝）的稻田（他的橡膠園和果園不計算在內）而聞名遐邇。在那時，中等人家擁有的土地數不超過3里郎，擁有20里郎土地的農場主算是相當富裕了。相比之下哈吉·阿尤布擁有的廣闊土地就顯得非常突出。吉打州的稻田以驚人的速度向哈吉·阿尤布手中聚集，這引起了州議會的警覺，實際上他們曾一度禁止他獲得更多的土地。

然而，在涉及這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的生涯和業績的眾多故事中，關于他擁有驚人的土地和財產這一事實本身的故事相對較少，而更多的關于其生活方式和他建立自己王國的方式。哈吉·阿尤布之所以成為眾人談論的主要話題是因為他的吝嗇具有傳奇色彩。從那天下午眾多村民的觀點來看，這位吉打州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自己選擇的維持生活的方式幾乎和拉扎克毫無二致。像拉扎克一樣，他住在一間破舊的從未修或重建過的房子里。他不買加工而成的紙煙，他一生抽的都是自己卷成的“農民式香煙”，吸的是最便宜的煙葉，卷煙用的樹葉也是他從自己栽種的聶柏桐上摘下來的。和最窮的人一樣，哈吉·阿尤布每年只買一塊僅夠做一件圍裙的布料。如果你從他旁邊經過，你很可能把他當成是村莊里的乞寫。據說他除了齋日外，只吃干魚，在這方面他甚至“超過了”拉扎克。雖然他買得起豪華轎車，家旁也有平整的馬路通過，但他都只是步行或騎自行車。哈吉·阿尤布曾騎在他那輛“古董”般的藍玲（Raleigh）車上，用手勢指揮著哈吉·卡迪爾把別人的房子推倒。他不斷地徘徊著，銹跡斑斑的自行車發出響亮刺耳的噪音。這就是那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從不按期交租的佃農那里收租的辦法。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著克己精神，只有一方面除外：他允許自己娶了三個老婆。

當然，與其擁有的巨大財富相比，哈吉·阿尤布行為方式的吝嗇更顯滑稽。他代表了富有守財奴的典型，他為其他富有的吝嗇鬼樹立了無法企及的標桿，因此，他無疑成為了傳奇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確實是拉扎克的“對立面”。但是拉扎克的名聲純粹是地方性的，而哈吉·阿尤布不說是全州聞名也是全區聞名。

當談到哈吉·阿尤布是如何獲取所有這些土地時，村民的描述雖然依舊栩栩如生卻遠非輕松愉快。他廣為人知的綽號哈吉·“布魯姆”（Haji "Broom"）可能最準確地體現了他獲取土地的整個過程。村民在這里寧愿使用英文單詞"Broom"，我猜測這意味著一種單一的、強勁的掃蕩力量。完全從字面意義上講，哈吉·“布魯姆”以自己的方式橫掃了一切土地。這個詞的力量也暗含著某種類似“橫掃牌桌”（即贏得牌桌上所有籌碼）或“使對手輸得精光”的意思。正因為前面冠有“哈吉”，“布魯姆”一詞才顯得力量更強，因為“哈吉”是對那些到麥加的朝圣者的敬稱。所以，“哈吉·布魯姆”這個綽號或多或少與“敦·拉扎克”這個綽號有些相似。

就在我向一些聚集在帕克·亞赫家的村民詢問關于雙耕前借貸的事情后不久，哈吉·布魯姆這個名字就出現了。諾爾在向我解釋Padi kunca這種聲名狼藉的借貸體系時，頭一句便說：“這就是哈吉·布魯姆的行事方式。”Padi kunca是指農民在收獲前約6個月借用的現金在收獲時以定額稻谷償還。一般而言，實際的年利率會接近150%。至少在半個世紀以來（直到1960年），這是店主、大米加工者、高利貸者和相當多的富有地主把持（沿用）的按季借貸的標準利率。事實上，所有水稻種植的研究者都引用過這一例子，認為它既是水稻主產區持續貧困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農民拖欠貸款的原因，而農民拖欠貸款又將導致土地所有權的進一步集中。而且，顯而易見的是，在這個地區，哈吉·布魯姆和吝嗇鬼幾乎是同義詞。

如果padi kunca的實際運作愈演愈烈，違反了針對利息的伊斯蘭律令，那么似乎哈吉·布魯姆也變成了一個十足的高利貸者。“瘦骨嶙峋的”瑪說，哈吉·布魯姆定期放貸，通常是100馬元貸6個月，要求償還130馬元或140馬元。“他的兒子，哈吉·拉茲和哈吉·安尼也這么干。這是一種罪惡。他們祖宗七代都放高利貸，他們只關心這個。”村民說，這些借貸中的一部分是二手的，即哈吉·布魯姆從大的華裔放貸者那里以40%的利息貸款，再以80%的利息放貸給農民，從中賺取差價。在這些村民看來，他與鎮上的華裔債主密切合作這一事實，要比自己單獨放貸更加違反伊斯蘭的律令。另一方面，華人為賺取利息而放貸的行為實際上不會招致任何指責，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畢竟，這是他們正常的商業活動，而且其宗教也未禁止這種活動。但是，對一個馬來人而言（作為所處村莊和宗教中的一員）—尤其是在此例中還是哈吉—不顧《古蘭經》的明確禁令放高利貸必定會招致最強烈的譴責。

但是，哈吉·布魯姆的財富主要來源于他人無法償還債務（jualjanji，其字面意義是潛在的出售），正是通過這一途徑大部分土地落入其手。諾爾、帕克·亞赫和“瘦骨嶙峋的”瑪都能夠輕而易舉地列舉出本地因債務而使自家的土地落入哈吉·布魯姆之手的家庭的名字。過程是這樣的：哈吉·布魯姆可以借一大筆錢給某個農民，但那個農民要將其全部或部分的土地所有權轉讓給哈吉·布魯姆作為抵押。書面的買賣合同上寫道：如果在規定日期前，借款者能夠償還最初的借款（幾乎是低于被抵押土地的市場價值），他就可以重新獲得土地。對借款者來說，抵押的土地是可以贖回的，至少從原則上講是這樣。當然，在實踐中，吉打州大多數的大土地所有者通常是以這種方式獲取土地的。諾爾補充說，哈吉·布魯姆和少數的另外一些人想出了一個新的變通的辦法。在最后期限來臨前的幾天，他會把自己藏起來，這樣一來那些足夠幸運的能湊足現金贖回土地的農民就找不到他了。最后期限一過，他就立即要求法庭將未歸還借款的農民所抵押的土地判給他。通過這種策略，哈吉·布魯姆幾乎將他所有的抵押借貸變成了土地買賣。似乎是為了更加形象地描繪從哈吉·布魯姆那里借貸的后果，帕克·亞赫說道，前往這個土地大亨家的拜訪者，會看到他就坐在一個從上到下堆滿地契的大柜子前。

諾爾、帕克·亞赫和“瘦骨嶙峋的”瑪三個人興高采烈地搶著向我講述哈吉·布魯姆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事情。在談話的最后，諾爾描述了哈吉·布魯姆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兒子的。諾爾說，哈吉·布魯姆到他兒子哈吉·安尼家做客，帶了一袋（一百個）人心果（一種便宜的褐色水果，它是能產樹膠的熱帶常青樹人心果樹的果實），從表面上看是送給哈吉·安尼的禮物。但離開前，他要求哈吉·安尼給他一百個鴨蛋作為回贈。“哪一個更貴？”諾爾一字一頓地問我。這不單純是關于哈吉·布魯姆“精明交易”的又一個故事，還表明他違反了禮品饋贈的精神，他用禮物饋贈來謀利。他實際上要求回報。最重要的是，他為了個人獲益而“剝削”他自己的家庭。“瘦骨嶙峋的”瑪把他的行為總結描述為“預先謀利策略”。

當我評論說我從未聽說過有人如此“吝嗇”時，帕克·亞赫糾正我道，“不是吝嗇，而是貪婪”。借此，他要強調的是，與其說是哈吉·布魯姆節省不如說他是在掠奪別人。“他毫不知恥”。在某種意義上，“毫不知恥”是對他最強烈的譴責，人們也是這樣評價拉扎克的。因為，說某人有羞恥心，這是鄰居和朋友對他好的評價，意味著他的行為還沒有超越由共同價值觀建立的道德邊界。說某人毫不知恥，則意味著他無所不為。

諾爾最后表明，不是哈吉·布魯姆的財富本身令人憎恨，而是他獲取及隨后處置財富的方式令人憎恨。“不管一個人是不是富人，只要他是好人，村民會幫他。如果他辦筵席，即使他的谷倉里已經有一百麻袋稻谷，村民仍會送他稻谷作為禮物。但是如果他心腸不好，我們就根本不會理他。”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之所以會如此聲名狼藉并不是因為哈吉·布魯姆的富有和拉扎克的貧窮，而是因為他們行為的“無恥”，這種“無恥”違背了所有的規則，使他們實際上成為被排斥的人：一個成為貪婪富人的象征，另一個成為貪心窮人的象征。

但是，只有對哈吉·布魯姆的譴責才帶有幾分神話的、宗教的色彩。我不止一次地被告知，當哈吉·布魯姆生病時，他的身體非常燙，以致必須把他移到房子底下，那里涼快一些。當他的遺體被抬往墓地時，他們說，剛掘好的墓穴中已經開始冒煙（有人說是火）。我曾經故作天真地問加扎利是不是真有這回事，他回答說：“也許有吧，但也可能是編造的。”當然，重點不在于這些說法的真實性，而在于這樣一個社會事實：甚至是在哈吉·布魯姆被安葬之前，村民就希望用咒語召喚地獄之火來吞噬他。

大多數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都是哈吉，而哈吉·布魯姆是他們當中最明目張膽的，因而也是最可資談論的。換言之，他們也是通過到麥加朝圣完成了伊斯蘭修行的第五“支柱”的人。事實上，有些已經超越了純粹朝圣的范疇。根據現有證據，宗教地位與土地財富的關系模式源于19世紀末。那時，在受人尊敬的宗教教師的帶領下，移民開墾了吉打州大片的水稻平原。政府贈與、自愿施舍和伊斯蘭的什一稅使得這一階層中的許多人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擁有大量地產的鄉紳，他們通過與官員和低等貴族的策略性聯姻鞏固了自身地位。到1916年，代理英國顧問已經開始抱怨一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欺詐行為，他們用假名申請若干小規模的土地轉讓以避免公開向州議會申請大規模的土地轉讓的風險。但是正如哈吉·阿尤布的案例所表明的，階級的界線仍然是比較容易打破的，該地區很多富有的哈吉都是比較新近的成員。

大部分較大的馬來土地所有者、稻米商人、大米加工者和農業機械所有者也是哈吉。這一事實使他們得以積聚充足的資金去麥加朝圣，從而為這一頭銜賦予一種模糊不清的身份。一方面，朝圣行為本身會受到虔誠的崇敬，同時朝圣者因朝圣而獲得的神圣超凡能力也會受到虔誠的崇敬。另一方面，相當多的朝圣者僅僅是通過一系列的“苦心經營”（例如放高利貸、占有抵押的土地、以盡可能高的租金出租土地、對親戚和鄰居吝嗇、最小化儀式費用等——大部分村莊對這些行為是非常憎惡的）積累了朝圣的必要資金。因此，村民對那些以他們的土地、勞力和租金為經濟支撐、從麥加朝圣歸來的哈吉決不會完全崇敬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哈吉這個詞在大眾的談話中經常和絕非恭維性的形容詞連用的原因了。Haji Sangkut字面上指那些戴著無邊帽穿著長袍然而還未到麥加朝圣的人，但是這個詞的隱含意也指某些真正到過麥加的朝圣者，這些人朝圣后的行為繼續與村莊對信徒的期待背道而馳。Haji Merduk和Haji Karut指“虛假的”或“冒牌的”哈吉，他們到麥加朝圣，其行為卻絕不圣潔。因為在村民的概念中，到麥加朝圣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洗清自己的罪孽，等待真主的審判，所以，繼續堅持罪孽深重的行為方式就是極其嚴重地違反戒律（這是一種不忠的表現）。正如巴塞爾所說，“真主不會接納像哈吉那樣的人，他們朝圣也是白費錢，既無益也無用。”法齊勒補充說，他們的罪孽比普通穆斯林更深重，因為“他們明知故犯，虛偽的朝圣最可惡，他們到麥加想洗清自己的罪孽....但真主不喜歡那樣的朝圣”。

一次，我們幾個人圍坐在薩馬特的村莊小店外，我問托·卡西姆，哈吉·安尼像不像他父親。由于我們剛剛談論過一位著名的部長（他已經被解職了，表面上看他被解職的原因是腐敗），于是托·卡西姆把部長和哈吉·安尼進行了類比：“一個有欺騙和掠奪行為的哈吉就與有同樣行為的部長一樣。穆斯林的懲罰（比世俗的懲罰）更嚴厲。原因在于真主訓誡富人要幫助窮人，不照做的人對真主沒有敬畏，他們只想索取（不想給予）。如果是一個穆斯林這么做，懲罰可能最嚴重。”

據說，哈吉這個詞還經常和其他形容詞連用，其中大多數都與吝嗇有關。就像愛斯基摩人擁有眾多描述雪的種類（這在其他文化中被忽略）的詞匯一樣，馬來人的語言中也有大量描繪各種不同程度和類別的吝嗇的詞匯。幾乎所有我曾經聽到過的關于吝嗇的形容詞都是用來修飾名詞哈吉的。最常見的詞是Haji Kedeikut和Haji Bakhil，它們意指吝嗇的或貪婪的哈吉。一位馬來作者還回憶起她和她孩提時代的伙伴以前常用來嘲弄吝嗇的哈吉的一首童謠：

吝嗇的哈吉晚上爬起床

偷偷地數著他的錢糧

但他只以鹽下飯

還睡在沒有床墊的地板上。

經過一段時間，我才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屋的主人——富有的地主哈吉·卡迪爾——也是類似的玩笑的笑柄，那些玩笑在民間廣為流傳。我曾隨塞達卡的農民足球隊到鄰村踢過一場球。比賽結束后，有些鄰村村民問我住在哪，當我告訴他們我住在“帕克”·哈吉·卡迪爾房子的前半間時，他們滿臉困惑茫然地看著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盡力地給他們描述房屋的位置，我想他在這一帶肯定非常有名，但是，村民仍不明白。直到有人說，“哦，那一定是高利貸者卡迪爾（Kadir Ceti）”，村民這才露出會意而又帶著尷尬的笑容。Ceti是指南印度聲名狼藉的切蒂亞爾放債者階層，從1900年到二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地區，他們給農業生產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資本。由于這一種姓專門從事《古蘭經》禁止的職業，他們成了高利貸剝削和債務奴役的持久象征。

雖然哈吉·卡迪爾是塞達卡唯一擁有“高利貸先生”（Pak Ceti）綽號的人，但鄰近的其他村莊也有人被冠以這種綽號——Haji Lah Ceti和Pak Ali Ceti就是其中兩個。當村民獲知我已經知道自己的房東的綽號后，他們打破了沉默，關于他的故事接踵而至。哈吉·卡迪爾在本地擁有的將近20里郎的稻田大部分都是從未能按期支付借款的農民那里獲取的，即通過抵押的方式。他以這種方式得到了哈桑父親的3里郎稻田，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哈桑的父親有時候會要求贖回稻田，盡管這樣做徒勞無功。村民說，跟哈吉·布魯姆一樣，哈吉·卡迪爾用從一個凱帕拉·巴斯塔鎮富有的華裔店主那兒借來的錢再放貸給農民。他貧困的鄰居哈姆扎抱怨說，到他的院子摘一個椰子要收2角錢，而這在別人那里可能僅是作為禮物贈送。他還抱怨說，因為期望在收獲后得到稻米的施舍，上一季他作為田間勞力替哈吉·卡迪爾干的活比替村中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從哈吉·卡迪爾那兒絕對是一無所得，倒是他為之干活的、遠沒有哈吉·卡迪爾富裕的農場主表現得十分慷慨。

高利貸者卡迪爾的飲食也是公眾嘲笑的對象，就像童謠中吝嗇的哈吉一樣。他不從市場里買魚吃，而是和最窮的村民不得已的做法一樣，吃稻田里那些又瘦又小的魚。甚至于他的連襟帕克·卡西姆也認為他朝圣后絲毫未變，“連鎮里的華人都叫他高利貸先生，他總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怎么可能改變呢？”

在塞達卡村民的議論中，哈吉·布魯姆和高利貸者卡迪爾的故事占了關于哈吉吝嗇的故事的大多數，但是這里也不乏關于其他活著的與死去的哈吉的故事。村民對他們的謾罵如同激流一樣迸發，以致最終我都有些厭倦了，而他們卻不厭其煩、樂此不疲。他們說有的哈吉曾經偷過水牛；有的曾經不付錢從商店里明目張膽地拿東西；有的曾經搶割其佃農老老實實種的莊稼；有的曾經把土地全部租給華人而不租給自己鄉親；有的曾經要求佃農繳扎卡特（把通常的布施顛倒過來了）；而且，至少曾有一個哈吉在一位婦女禱告時用腳踢了她。當然，還有很多善良的、虔誠的、正派的哈吉（也許是大多數），他們的行為和朝圣都是伊斯蘭教的榮譽。但是，依然存在的一個事實是，在村莊社區遭人憎恨的富有地主中大多數也是哈吉。我們不可能判斷此類故事如此眾多僅僅是由于原始材料本來就豐富，還是在于其社會價值——作為對尚未誤入歧途的富人和可能致富的人的勸誡。我想，兩者兼而有之。

盡管如此，有兩點是清楚的。首先，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富人（從總體上看）和富有的哈吉（具體地看）的無恥、貪婪程度，與過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連富有的哈吉們也同意這一點，但他們不認為自己就是被指責的對象。蘇庫爾說：“過去的哈吉是真正的哈吉。現在他們不是了。他們只不過穿著長袍。他們只不過到麥加走了一趟（而不是真正朝圣）。當他們回來時，他們本應變成真正的哈吉，他們卻發放高利貸。他們只想要錢，他們的心比天還高。”他這是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其次，還有一點明確的是，當這些哈吉死后，他們對伊斯蘭教義的違背會招致真主為他們準備的最嚴厲的懲罰。盡管懲罰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只是一種猜想，但阿布杜爾·拉赫曼抓住了這種猜想的要點，他說，“當他們下地獄時，他們將在血泊中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