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所羅門群島的西基亞納環礁，是一座僅有300名居民的小島。在這里，海平面上升早已不再是遙遠的預測。漲潮時，海水頻繁涌入原本全年干燥的區域；與此同時，環礁的地下淡水層正不斷被海水側向倒灌污染，不僅破壞了村民種植芋頭等傳統作物的土壤，也威脅著他們賴以維生的飲用水井。

類似的情形正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上演。湯加、斐濟、薩摩亞等島國正承受著氣候變化帶來的最直接、最猛烈的沖擊。海平面上升疊加風暴增強，已對當地居民的生計、健康與福祉造成嚴重打擊，甚至威脅到生存。例如，位于夏威夷與澳大利亞之間、由9個低洼島嶼組成的圖瓦盧，若溫室氣體排放持續走高，預計到本世紀末，該國可能在遇到特大天文大潮時，陸地幾乎完全被海水吞沒。

越來越多的太平洋島民正被迫離開家園，但也有人選擇留下，嘗試尋找出路——從修復紅樹林，到調整耕作方式，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土壤條件與日益失序的氣候。

這些努力能否守住島嶼的宜居性尚未可知，但對在當地參與研究的科學家而言，其意義已不止于挽救太平洋島國：這既關乎全球沿海地區未來如何自保，也關乎國際社會能否及時伸出援手，回應那些已經身處氣候危機前線的人們。

海岸線在后退，多重風險疊加

氣候危機正在加速逼近。自《巴黎協定》提出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1.5℃以內，已過去十年，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仍在攀升。2025年10月，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發出警告，突破1.5℃已幾乎不可避免——甚至有氣候科學家認為，這一閾值或已被跨越。

與此同時，全球變暖的后果，正以更高氣溫與更極端天氣的形式，在世界各地持續顯現。盡管這一危機主要由高收入工業化國家造成，但承受最沉重代價的卻往往是低收入國家。

太平洋島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足全球的1%，卻因地理原因，在海平面上升的威脅面前尤顯脆弱。這些國家平均海拔僅1至2米，90%的人口居住在距離海岸5千米以內的區域，一半基礎設施位于距海岸500米范圍內。而這些地區海平面上升速度又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這使得生活在此的約1000萬人面臨著獨特而嚴峻的風險。

最直觀的變化是海岸線在一點點后退——房屋與菜地被海水一點點吞噬。其次是洪水愈發頻繁且猛烈，再加上地下海水倒灌污染飲水、侵蝕農田，從而迫使當地居民更加依賴進口食品。

與此同時，其他氣候風險也在疊加：更強、更頻繁的熱帶氣旋反復摧毀房屋、學校、道路等基礎設施；海洋升溫導致珊瑚礁死亡、漁業資源減少；氣溫上升推動蚊蟲擴散，增加登革熱、寨卡等蚊媒疫病傳播風險；更頻繁且嚴重的干旱也加劇了淡水、糧食與公共健康的壓力。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太平洋與全球健康中心聯合主任羅安妮博士表示：“海洋變暖導致巖礁魚類減少，人們越來越依賴超加工食品，這也帶來了新的健康問題。”

離開還是留下，氣候遷居兩難

多重壓力交織之下，太平洋島民的生活日益艱難，氣候遷居現象越來越普遍：一些村莊整體遷往海拔更高區域。例如，在基里巴斯的阿拜昂環礁，特布寧納科村就因海岸嚴重侵蝕、風暴潮頻發，被迫遷往內陸。

還有居民不得不徹底離開祖祖輩輩生存的島嶼。澳大利亞政府為圖瓦盧居民提供移民通道，每年通過抽簽授予280人永久居留權，目前該國約1/3人口已遞交移民申請。

這些選擇或許理性，卻難以承載沉重的情感代價。對許多島民而言，遷移不僅是空間位移，更是割裂與祖先土地、族群傳統的文化根基。“在湯加，被迫搬遷的居民無法割舍故土。”當地民間組織負責人佩萊納蒂塔·卡拉說，其中不少人還會偷偷返回原村落暫住。

而無法或不愿離開的人，只能在原地尋找生存之道。

面對海平面上升，最直接的解決方案似乎是海岸工程，例如地面抬升工程。英國東英吉利大學從事氣候適應研究的羅伯特·尼科爾斯解釋，這種工程就是通過填砂來堆積抬高居住地塊，從而提供一定程度的防護。但這一方法成本高昂，且需要疏浚海底，會破壞近海淺灘生態。

一些島嶼還修建了海堤，但它們通常只能提供短期防護，甚至可能在長期內加劇區域脆弱性，因為海堤可能加速其他區域的海岸侵蝕，擾亂維持海灘的海岸泥沙運移平衡，并破壞像紅樹林這樣具備天然消浪作用的沿海生態系統。

因此，越來越多社區轉向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例如修復紅樹林。這類耐鹽植物的根系能夠穩固海岸、防止侵蝕，并為海洋生物提供重要棲息地。

然而，修復工作并不容易。由于人類活動與極端天氣，大片紅樹林正在持續消亡。湯加一個紅樹林項目在3年內種植了超百萬株幼苗，但由于選址不當，一些幼苗無法適應新的鹽度環境，另一些則被鳥類和豬破壞，最后存活率極低。“我們沒有紅樹林種植的專業技術人員。”卡拉坦言，缺乏專業知識導致大量人力物力與資金付諸東流。

探索適應方案，增強氣候韌性

為提高紅樹林種植成活率，相關研究與優化工作正在持續推進。“基瓦海洋韌性倡議”是一個聚焦太平洋生態氣候韌性建設的國際合作項目。參與該項目的查爾斯·馬埃表示，他們需要與技術伙伴合作，確定諸如苗圃培育的紅樹林應在何時種植、以什么角度種植、以何種密度種植等關鍵問題，同時還必須保證種植區域有充足的泥沙和養分供給。

在一些地方，這些努力已見成效。在斐濟馬庫阿塔省的三個試點地，已種植超過10860株紅樹林成株，兩座育苗苗圃幼苗儲備超34000株，由當地居民全程參與除草、澆水等日常管護工作。在整個社區的共同努力下，當地生態系統已經開始恢復，消失30年的海洋生物再度重現。“紅樹林修復不是萬能解藥，但確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馬埃說。

太平洋島民們也在積極調整農業生產方式。過去，他們依托潮汐節律與季節氣候的傳統經驗種植芋頭、薯蕷等主食，但如今降雨紊亂、高溫干旱與海水侵蝕徹底打亂了固有種植節奏。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勞拉·布魯因頓說，當地許多年長女性發現，祖輩代代相傳的傳統種植經驗，在愈發失穩的氣候環境下已經不再適用。

為此，布魯因頓與一些科研人員聯合當地機構，研發出卡科氣候種植預警看板，將專業天氣預報轉化為通俗易懂的田間種植指南，幫助農戶規避干旱、洪水、高溫等氣候風險。目前，該工具已在帕勞落地試點，有效提升了當地芋頭種植產量。

類似的技術思路也被應用于公共衛生領域。例如，通過預判氣象條件預警登革熱傳播風險，督促當地政府提前開展滅蚊、積水清理、科普宣傳等防控工作，筑牢公共衛生防線。

但在這些實踐中，科研團隊仍面臨諸多現實挑戰，目前各界也在持續總結經驗、優化方案。

因地制宜規劃，維持長久宜居

氣候適應方案必須因地制宜。羅安妮博士表示，當前多數氣候預測模型依托大陸地理環境搭建，無法適配太平洋島國復雜獨特的地理特征，極易催生不適配、甚至適得其反的干預措施。“太平洋地區迫切需要更多、更優質的本地化數據，精準研判氣候變化對各個島國的差異化影響。”

然而，入駐當地開展氣候項目的技術專家多為海外人員，與本地居民存在顯著的文化差異，存在較高的溝通壁壘。“本地社群極度重視情感聯結與信任關系的建立。”羅安妮博士認為，推進氣候適應項目，必須深耕本地、維系社群關系，而這需要充足的時間沉淀。

但是，制約這些工作的最大難題，始終是資金短缺。2025年7月，國際法院發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咨詢意見，認定各國在國際法下負有具有約束力的核心義務：保護全球氣候系統、管控有害溫室氣體排放，幫扶氣候脆弱國家開展氣候適應建設。

該司法意見源于瓦努阿圖及多個太平洋島國聯合發起的專項倡議。這些島國認為，全球現有氣候承諾完全不足以保障其生存發展。迄今為止，太平洋地區獲得的全球氣候適應專項資金僅占總額的0.22%，且從項目申請到資金落地的整個流程平均耗時長達8至10年。

資金從西方金融機構流向太平洋島國的過程中，還存在多重梗阻，包括跨境監管審查、多級中轉銀行分流、貨幣兌換壁壘等問題。例如，基里巴斯為順利獲取世界銀行氣候資金，耗時兩年在本國完成財政管理體系改革。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喬恩·巴內特指出，國際社會必須大幅增加幫扶力度，助力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危機、守護國家主權與生存權。任由這些島國消亡，不僅違背道義，也不符合科學規律。尼科爾斯也認為，只要開展科學系統的全域規劃，這些島嶼完全有能力在未來數十年維持宜居狀態。

原標題：《本世紀末就將“氣候沉沒”？太平洋島民正努力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