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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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個城市的地名體系是記錄其歷史變遷的活化石。本文對杭州地名體系的演變進行系統解構，旨在揭示地名文化層的形成邏輯與動力機制。本文將杭州地名層累結構劃分為五個層次：先秦—秦漢起源層、魏晉—隋唐發展層、五代—南宋核心層、元明清穩定層、近現代轉型層，并提出地名演變的四大動力機制——自然地理奠定底座框架、行政變革形成核心驅動、經濟發展提供物質驅動、文化融合鑄就人文底色。進而以中山中路（南宋御街）為典型案例，剖析其地名演變的層累歷程，隱含的權力更迭、經濟轉型與文化審美的多重印記。本文為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有效分析框架，也為城市歷史地理變遷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對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地名層累；杭州地名；歷史演變；動力機制

杭州是吳越文化的中心，南宋都城，大運河與錢塘江交匯的樞紐城市，其地名的演變承載著數千年的歷史人文密碼。從秦朝初設“錢唐縣”到五代吳越國都；從南宋都城臨安到近現代“杭州市”建制，地名的演變始終與城市的變遷、歷史人文的發展深刻交織。一個城市的地名，不僅是地理空間的標識符號，也是文化流轉的印記。它在時間長河中形成、疊加、演變，本質上是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人文諸要素的映射。

地名，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文化形態，它在歷史中產生、疊加、替換，形成具有時間序列的“文化層”。地名的演變過程構成了一個層累結構。歷史學家顧頡剛在分析中國古史傳說形成過程時曾提出“層累理論”，認為中國古史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層疊和演變的。在研究地名的形成過程時，我們同樣可以分析它的層累演變過程及包含的豐富信息。

本文擬從城市地名演變動力的視角重新解構杭州地名，厘清不同時期地名的核心特征和層疊邏輯，為城市地名的文化遺產保護以及地名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一、

杭州地名文化層的層累解構

結合杭州的歷史發展與地名的演變，可以將地名解構為五個相互疊加的文化層。它們既相對獨立承載著特定時期的文化信息，又相互交織形成一個完整的地名文化體系。

（一）起源層：先秦—秦漢，基本地名初現

先秦—秦漢是杭州地名的起源階段，這一時期形成了以自然地理特征和吳越土著文化為基石的地名起源層，并且出現了“余杭”“錢唐”這兩個基本地名。這些地名的起源與杭州的自然環境以及當時的土著語言密切相關。

“余杭”地名的記載最早見于《越絕書》，“錢唐”最早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余杭”地名的起源，或與大禹有關，或源于當地土著語言的音譯。“錢唐”的得名應與錢塘江有關，反映了早期先民對錢塘江沿岸地理環境的認知。經過千百年的演化，余杭、錢塘的地名已成為杭州的核心地名，由此派生出大量地名。時至今日兩個地名仍在使用，余杭區和錢塘區已成為杭州市的兩個市轄區。

一個地方的起源層地名特征：一是通常以自然地理實體為基礎，反映先民對自然環境的認知；二是帶有鮮明的土著文化印記，包括讀音和含義。

（二）發展層：魏晉—隋唐，行政地名定型

東晉年間，佛教開始在杭州流傳，南北朝時期逐漸盛行。佛教文化的影響，產生了一大批與佛教相關的地名。隋唐之際，杭州成為江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許多行政地名在這一時期定型。這個時期的地名顯著受到文化和行政的影響，疊加在先秦—秦漢的起源層之上，開始構建地名層累結構。

在這層地名中，伴隨佛教傳播在西湖南北出現了大量寺廟地名，例如，以靈隱寺、天竺寺為中心的北山寺廟群和以凈慈寺為中心的南山寺廟群，并衍生出一大批地名。一些地名頻繁出現在白居易、蘇軾等文化名人的詩作中，強化了其文化地標屬性。今天許多寺廟已經消失了，但相關的地名卻依然活躍在杭州的地圖上。

在這一層，行政地名定型。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朝統一全國后，廢錢唐郡，置杭州。“杭州”地名在歷史上首次出現。至唐天寶年間，杭州轄錢塘、富陽、余杭、臨安等八縣，這些行政地名在這一時期定型，至今沿用。

發展層的地名層累出現了一些明顯特征：一是文化因素的疊加，杭州的一些寺廟地名，疊加在起源層形成的早期地名之上，形成了自然—人文的層累；二是伴隨著城市的穩定發展，行政地名定型，形成城市地名體系的骨架，地名的空間范圍也從最初的余杭和錢塘江一帶，向西湖周邊、運河沿線發展。

（三）核心層：五代—南宋，都城地名大量涌現

五代時期，杭州是吳越國（907—978年）的國都；南宋時期（1127—1279年）杭州是都城。從五代到南宋，杭州的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形成了以都城行政地名、宮廷地名、商業地名為主要元素的地名核心層。特別是南宋時期作為都城，高度繁榮的宋朝文化，融入了杭州城的街巷地名中。

五代吳越國對國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形成了子城（宮城）、羅城（外郭城）的城市框架，其中羅城的范圍基本就是后來南宋臨安城及明清杭州城的主體區域。羅城有十座城門，成為此后千年杭州城的空間定位坐標，并由此派生大量地名，如北關門（余杭門）、保德門（艮山門）等。

在吳越國的國都空間框架基礎上，南宋定都臨安府，杭州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整個地名體系得到了爆發式發展，形成了杭州地名層累結構中最豐富的核心層。第一，作為都城，宮廷及行政地名大量出現。第二，中國城市發展的坊巷制形式定型，南宋的經濟快速發展，出現了大量里坊地名，在《夢粱錄》等當時的志書中都有詳細記載。第三，西湖的景觀地名基本成型，經過南宋宮廷畫師的創作和文人的提煉，西湖十景已從自然景觀提升為文化意象，名字與現今我們看到的已基本一致（見表1），后來到了清朝，經康熙皇帝的品鑒和刻碑，通過最高政治權力對既有文化成果的確認，使其從文人雅趣躍升為國家認可的文化典范。

表1是部分南宋臨安府的地名與當今杭州地名的對照，從中也可以看到，核心層時期奠定的地名體系，支撐了杭州后來的地名發展框架。

核心層地名層累的特征包括：一是政治強力驅動，這一時期杭州先后成為吳越國都和南宋都城，都城建制的等級和規模直接決定了地名的分布及內涵；二是蘊含了豐富的文化信息，宋朝濃郁的文人氣息和這個時代活躍的市民文化，逐漸形成杭州獨特的氣質；三是影響地名的因素十分豐富，行政、商業、世俗、宗教、景觀，社會各方面影響交織，共同構建了地名層累結構的核心層。

（四）穩定層：元明清，世俗地名漸多

元明清時期，杭州不再是都城建制，但仍舊是東南一帶的行政和經濟中心，城市功能轉型、市民社會成熟。這個時期在地名層累結構中體現為穩定層，新出現了一批世俗化的地名。

明清時期杭州的商業手工業高度發展，出現了很多與行業相關的地名，形成了一個特征鮮明的工商業地名層，比南宋時期更加精細化。今天的杭州地圖里看到的打銅巷、元寶街、高銀巷等地名，都與當時的商業有關。

這個時期大姓宗族聚居現象較多，出現了一些以姓氏命名的街巷，比如今天還能看到的蔡官巷、高官弄、周衙弄等，這類地名在明清時期劇增。后期清朝八旗駐防杭州，在地名中還留下了一個空間集中的“滿營文化層”，現在杭州地名中的教場路、平海路、亭灣騎射，都是當時留下的地名。

穩定層地名層累的幾個特征：一是地名結構的主干保持穩定，南宋時期的核心地名得到了保留。二是隨著市民文化的興盛，出現了大量世俗地名，融合成一個兼具官方和民間特色的地名體系。

（五）轉型層：近現代，時代特色地名產生

近現代以來，杭州的城市發展進入了轉型期，地名的層累結構也隨之轉型，呈現了傳統與現代疊加、時代特色明顯的特征。

20世紀初期，隨著新興科技的應用，地名出現了郵電路（1927年）、機場路（1931年）等。抗戰時期，地名出現了國貨路（1928年）、光復路（1945年）等。1949年及以后，地名出現了解放路（1949年）、新中國路（1966年，1981年改稱開元路）等。

自1966年始，持續數十年，杭州蕭山開展了大規模的圍墾造地工程，產生的地名層帶有鮮明的工程性、集體性、奮斗性色彩，與歷史上任何自然演變或商業形成的地名層截然不同。如“寧圍、黨灣”體現集體主義的時代精神，“六工段、九號壩”體現圍墾工程，“靖江、益農”體現對新土地富饒安寧美好希望的地名。

21世紀，隨著杭州從“西湖時代”走向了“錢江時代”，產生了之江路、錢江路、時代大道、奔競大道、物聯網街、博奧路等地名，新時代的氣息撲面而來。杭州地名層累的內涵更加豐富，空間范圍也更大了。

轉型層地名層累的特征：一是明顯的轉型性和鮮明的時代烙印，從幾千年的傳統農業社會相對穩定的地名結構迅速向現代工業及現代城市的地名結構轉變，時代的發展帶來了地名體系的劇烈變動。二是文化的多元性，在社會變革、近代科技、新時代符號等因素影響下，新的地名不斷涌現并固化，老舊地名部分被改造或保留，地名層累結構出現了新舊共生的格局。

二、

杭州地名層累的動力機制

杭州地名層累結構的形成，從最初的起源層，到發展層、核心層、穩定層，再到轉型層。地名雖然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配角，但深入探究，會發現它同樣有一部波瀾壯闊的演變史。杭州地名層累的動力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遠不是單一的政治或經濟因素所能決定的。它是一個在獨特地理基底上，由多層次力量持續互動、疊加塑造的結果。

（一）自然地理環境，形成層累的底座框架

一個城市的自然地理環境，形成城市地名體系原初的底座，環境的變遷、城市范圍的擴大，共同構成地名層累的底座。杭州地處錢塘江下游、西湖周邊，后來大運河開通，城市跨江發展，自然地理特征是地名形成過程中最基礎、最持久、最穩定的底層動力。

杭州地名體系中大量以“錢塘”“之江”“武林”“湖”“塘”“塢”等為詞根的地名，就是這一動力機制的影響結果。這類地名的分布，和杭州的自然地形完全吻合，如楊梅嶺、梅家塢這類地名多集中在杭州西部的丘陵地帶，新灣、美女壩這類地名多集中在錢塘江的圍墾灘涂地區，湖濱、湖墅這類地名則集中于西湖周邊。

（二）行政變革與大事件，形成層累的核心驅動

行政變革是推動地名層累的核心動力，直接決定了地名的設置、調整與延續。在這個力量的驅動下，由行政權力通過地名的命名、調整，將政治意志植入地名體系。由于地名的命名實質上是一個行政事件，這個動力成為地名層累的核心驅動力。

從秦朝建置錢唐、余杭兩縣，到隋朝置杭州，再到南宋定都臨安，后來元明清設杭州路、杭州府，近現代確立杭州市，每一次行政建制的變革都會新增和調整大量地名。例如，南宋定都臨安，新增了大量的宮廷、行政地名，同時為適應都城的定位，由行政強制力對整個地名體系做了大幅調整。

在城市發展歷史中，一些大事件也會成為地名層累形成的重大驅動力。例如，近現代杭州的解放、大規模圍墾造地運動、舉辦亞運會等大事件，都在地名層累結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三）經濟發展，形成層累的物質驅動

經濟發展是杭州地名層累的物質驅動力，反映了城市經濟功能的演變。杭州城市發展史上幾次重大的經濟躍遷，無一例外在地名層累結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隋唐時期，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鑿通，運河漕運大大推動了杭州商業的發展；南宋時期，都城的繁華、城市發展的坊巷制催生了大量商業和娛樂場所地名；明清時期手工業的發展，出現了大量行業相關地名；近現代工業發展及新技術的疊加，驅動產生了許多新興地名。

今天在杭州還能看到類似米市巷、南瓦子巷、郵電路、物聯網街等地名，都是不同時期經濟發展、行業分布留下的痕跡。這些層層疊加的地名，共同構成了一部“可閱讀的杭州經濟發展史”。

（四）文化融合，形成層累的人文底色

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時期杭州人的審美觀念，形成了杭州地名層累中獨特的人文底色。杭州地處吳越文化圈，歷史上受到中原文化、宋韻文化、佛教文化等多種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質，這必然反映在許多地名上，并呈現出文化影響的層累效應。

今天在杭州地圖上看到的很多地名，六部橋直街、清河坊、艮山門等，都源自中原的官署名稱、皇家園林。杭州號稱東南佛國，佛教文化的影響深刻地融入了城市空間肌理，很多寺院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但戒壇寺巷、潮鳴寺巷、昭慶寺里街等地名，卻依然活躍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杭州的中山中路又名南宋御街，它的地名層累濃縮了這個城市的權力、經濟、文化、規劃的變遷，體現了各種動力機制或明顯或隱秘的驅動，是解讀中國城市街道地名層累現象的一個絕佳范本。

從杭州的自然地理空間形態分析，中山中路所在的位置，南起鳳凰山麓的鼓樓，北至眾安橋，依托這個城市西南高、東北低的沖積平原地理格局，且處于老城區的中部位置，動力一的自然地理力量，形成了這條路名的底座框架。

南宋之后，動力二行政變革的力量，驅動了地名的層累。南宋定都臨安府之后，這條路成了當時最高等級的路——御街，承襲《周禮·考工記》所說“匠人營國”的都城建制，御街居中，成了都城的中軸線，行政力量也使地名有了一個最高行政等級的烙印“御”。元明清時期，杭州只是地方行政經濟中心，御街的地名變成了“大街”。抗戰勝利后，這條南宋時期的御街，元明清時期的大街，民國時的江墅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命名為中山路，再次以行政變革驅動了地名層累。

動力三的經濟發展產業力量是它層累中最綿長、最穩定的動力。南宋都城坊市合一，御街也就成了商街，從《夢粱錄》等書的記載可以看出，御街及其周邊地區，分布著官巷口、清河坊、百戲巷等商業區。南宋之后，這個街區的商業功能向平民化發展，羊壩頭等地名隨之涌現。當代，南宋御街的地名再次出現，是因為文化經濟的推動，御街成了拉動文旅消費的景點。

動力四文化融合形成的人文底色，這在御街地名層累中賦予了情感和記憶。南宋時期的地名御街，又被稱為天街，是對中原汴京天街的追憶。當代南宋御街的地名重新出現，則是遺產保護、文化旅游的結果。

三、

結語

本文基于地名層累過程，重新解構了杭州地名的演變路徑，厘清了各個時期地名的核心特征和層疊邏輯，并探究了這種層疊現象的內在動力機制，從而為城市地名的文化遺產保護和地名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

作者：桑軼菲

來源：《城市開發》2026年第8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汪鴻琴

校對：王昱婷

審訂：江 桐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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