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的僵化？上海虹口，44歲獨居男子2026年6月初突發急癥術后多臟器衰竭送入ICU至今昏迷，72歲母親從外地趕回已自費14萬元，想查兒子存款付后續醫療費，卻因非法定監護人被銀行拒絕，居委、派出所均稱“沒遇到過”，目前母親擬向法院申請宣告毛先生無民事行為能力并指定自己為監護人，案件尚在走特別程序中。

（案例來源：新民晚報，人物為化名）

上海虹口，44歲的毛先生是一名獨居中年男子，未婚無子女，與在外地的72歲母親偶爾聯系，2026年6月上旬，毛先生突發急癥，術后出現多臟器感染衰竭，被緊急送醫后轉入ICU，持續深度昏迷，完全無法表達意志。

毛母接到通知后連夜從外地趕回上海，她這才知道，兒子多年未繳社保，所有費用全額自費，短短半個多月，她已墊進去14萬元，這是她的全部養老積蓄。

醫生告知，后續康復治療每月還需兩三萬元，且需預交才能接收，看著昏迷的兒子和即將斷供的治療，老人想：我兒工作多年，名下應有存款，先把他的錢取出來救命。

她帶著戶口本、兒子的身份證和醫保卡來到銀行網點，柜臺人員核驗后禮貌但堅決地說：阿姨，您兒子是成年人，戶口本能證明母子關系，但不是監護證明。沒有法院的監護人指定文書，我們不能為他查詢或支取賬戶資金。

老人懵了：我是他親媽，他要死了，我要拿他的錢救命，怎么就不行？她又換了一家銀行，得到的是同樣的答復。

銀行解釋：根據《商業銀行法》和存款實名制規定，存款人資金安全受嚴格保護，除非持有法院宣告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判決書及監護人文書，或存款人生前書面授權，否則任何親屬均無權代為查詢和支取成年人存款。

6月中旬，老人走進轄區派出所求助。民警告訴她：成年子女清醒時父母不是法定監護人，派出所無權直接認定監護關系，建議找居委會。

老人又找到居委會，黨總支書記坦言：我們確實沒碰到過這種事……現在托底的獨居人士主要是60歲以上老人，還沒涉及年輕人群突發失能的情況。

居委會可以出具居住證明、協助聯系法律援助，但啟動民事行為能力鑒定需要法院或律師事務所出具委托書，基層沒有標準流程，只能表示“幫您反映”。

就這樣，老人在醫院、銀行、派出所、居委會之間來回奔波數日，每次都是同情卻無解。

“你不救他，他才44歲啊……我現在就想做他唯一的監護人，我要把他的賬戶錢全部找出來用于他治療，用于他康復。”老人幾度哽咽。

此事經上海電臺報道后引發廣泛關注。按照《民法典》，年滿18周歲的自然人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父母對其不再享有如同未成年子女那樣的法定代理權。

毛先生突發疾病持續昏迷，在法律上可能構成“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必須經過法院特別程序宣告，并由法院指定監護人，監護關系自判決生效時確立。

關鍵卡點是：毛母本人無權自行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對兒子做民事行為能力鑒定——根據《民事訴訟法》關于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為能力特別程序的規定，鑒定應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委托，或由居委會、律師事務所出具委托書后送鑒。

本案中居委缺乏操作經驗，前期未能及時出具委托，導致鑒定環節擱置。

正確路徑應是：毛母作為利害關系人，向被監護人住所地基層法院提交申請書，附上戶口本、毛先生的住院病歷及診斷證明、居委開具的居住證明，申請宣告毛先生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同時申請指定自己為監護人。

法院受理后會依職權委托鑒定機構對毛先生的意識狀態進行司法鑒定，或結合醫院病程記錄直接認定。

符合條件即作出判決，宣告毛先生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指定母親為監護人。

此后，母親持判決書及身份證即可前往銀行辦理賬戶查詢及合理范圍內的資金支取，必要時還可經法院監督處置房產用于救治。

在我國，監護人管理被監護人財產必須遵循“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只能用于治療、康復和生活開支，嚴禁挪作他用。這正是國家設置這道程序的底層邏輯——既要讓至親能救急，也要防范財產被濫用。

截至媒體報道時，在當地司法所引導和法律援助律師協助下，毛母已準備材料向虹口區法院提交特別程序申請，法院如開通涉急難救治綠色通道可加急審理，但正常流程仍需數周。而毛先生仍在ICU后的康復觀察中，后續治療費壓力懸在頭頂。

此案并非孤例。近年來，全國多地出現獨居成年人突發昏迷后父母想取“自家孩子”的錢救命卻被銀行拒之門外的報道。

每一次都拷問同一個問題：當生命救治的緊迫性與成年監護司法確認的周期發生沖突時，我們的制度能否更有彈性？

不少法律學者呼吁，對危急救治情形可由法院先作出臨時指定監護裁定，或推動衛健、民政、金融監管聯合出臺“急危救治臨時財產動用”指引，允許居委初步見證下有限度動用被監護人存款支付首期醫療費，事后補法院手續并接受審計監督。

對于普通民眾，本案最大的警示是：如果你也是獨居、丁克或不婚人群，清醒時一定要考慮簽署意定監護協議并公證，提前書面指定信任的人在你失能后代為決策醫療和財務事務——那張公證文書，就是給自己留的“救命通行證”。

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