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永軍

車到聊城的時候，正是中午。四月的風從車窗外掠過去，帶著魯西平原上熟悉的、混著青麥氣息的土腥味。妻子坐在副駕駛座上，翻著手機里訂好的酒店信息，偶爾抬頭看一眼路牌：“快到東昌湖了吧？”我應了一聲，心里卻莫名地有些緊張。

三十年了。1995年夏天離開，到如今再來，超過三十年了。半個甲子，說起來只是四個字，落下來，卻是一生的好光陰。

聊城師范學院還在，校門口的牌子換成了“聊城大學”，我們畢業后新建起的門樓。我沒有把車開進去，也沒在校門口久留，只是從校門前那條熟悉的路上緩緩經過。梧桐樹還在，粗了許多，枝干伸向天空，像老人手上暴起的青筋。路還是那條路，又好像不是了。妻子問：“不想回母校看看？”我說：“變化太大，不去了，我們去古城吧。”

車拐進東昌路，遠遠就望見了光岳樓——那座矗立在古城正中的木樓，還是老樣子，灰瓦紅柱，四四方方，像個沉默的老者。三十年前看它，覺得高得需要仰視；如今再看，似乎矮了一些。其實它沒有矮，是我見過太多更高的樓了。

妻子去買票，我站在樓下仰著頭數檐角。二層、三層、四層，還是那些飛翹的檐角，每個角上都蹲著走獸。我記得大二那年秋天，一個人爬上光岳樓，趴在欄桿上看東昌湖的水，看湖上的帆影點點，心里想著一些不著邊際的事情——畢業以后去哪里，能不能做成點什么，會不會遇見一個懂自己的人。那時候的風是輕的，天是高的，什么都還沒有發生，什么都來得及。如今再站在這樓上，妻子在我身邊，指著湖面說：“你看，還有畫舫。”我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湖水還是那樣闊，那樣靜，只是當年的帆影早就不見了。

從光岳樓上下來，肚子有些餓了。妻子說：“聊城有什么好吃的？”我脫口而出：“呱嗒”,這個名字一出口，自己都有些意外——原來三十年了，我還記得。呱嗒是聊城的特色小吃，一種長圓形的餡餅，外皮酥脆，里面填著肉餡和雞蛋。讀書的時候，學校門口就有一個攤子，下了晚自習，幾個同學湊錢買幾個呱嗒，站在路燈底下分著吃，燙得直吸氣，還搶得不亦樂乎。一塊錢能買兩個，頂一頓夜宵。

古城里果然還有賣呱嗒的。一家不大的門臉，爐子燒得正旺，老板用長筷子從油鍋里夾出金黃的呱嗒，擱在鐵架子上瀝油。我們要了兩個，一人一個，咬開一個小口，熱氣冒出來，雞蛋和肉的香味混在一起，還是從前的味道。妻子吃了一口，說：“好吃，就是有點油。”我笑了笑，沒有說話。她不知道，我吃的不是油，是二十歲那年冬天的晚自習，是路燈下分食的同學的笑臉，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時光。

吃完呱嗒，沿著古城里的石板路向西走。陽光把影子拉得很長，街邊的店鋪賣著東昌毛筆、牛筋腰帶，也賣各種網紅小吃。古城的商業氣息比從前濃了許多，腳下的石板路還是老的，磨得光滑發亮。轉過一個彎，一個門樓出現在眼前。

最后要去的地方，是山陜會館。在我的記憶里，那個地方保存得最完整，變數最小。當年讀書時，門票不過幾毛錢，我們常去。有時是和同學，呼啦啦去一幫人，在戲臺子底下學戲角走路；有時是和舍友，兩三個人，在石獅子旁邊坐著聊天；有時只是我一個人，坐在大殿前的石階上，什么都不做，就是看那些雕花的門楣、盤龍的柱子、檐角的獸頭，一看就是一下午。

買票進去，院子里的地磚換過了，殿宇的彩繪也重新描過。我一眼看見那座大殿，看見殿前左右那兩尊石獅。它們還在，和我記憶中一模一樣——左邊的雄獅腳下踩著一只繡球，右邊的雌獅爪邊臥著一頭幼獅，神情還是那樣不怒自威，又透著幾分慈祥。

就是這里了。我繞著石獅轉了一圈，找到了印象中曾經坐過的地方。在大殿正前方的月臺上，右側石獅的一旁，一塊被磨得有些光滑的青石。那時候我總坐在這里，面朝院子，看天光從戲臺的檐角慢慢移到碑亭的頂上。

“就是這兒？”妻子舉著手機問我。“就是這兒。”我說。

我坐下來，背對著殿堂，一條腿蜷著，一條腿伸出去，雙手搭在膝蓋上。這個姿勢，我居然記了三十年。做出來的時候，肌肉的記憶比大腦的記憶更誠實——我的身體還記得怎樣坐，怎樣靠著那塊石頭才舒服，甚至記得抬頭時眼睛應該落在戲臺飛檐的哪一片瓦當上。

妻子蹲下來，舉著手機找角度。陽光從大殿的檐角斜射下來，正好打在我身上。她挪了幾步，又側了側身子說：“光線好，你別動，別動。”我聽見快門的聲音。在這個聲音里，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某一天，也許是一個和今天一樣的午后，我也這樣坐著。那時沒有手機，沒有數碼相機，照相用的是膠卷，要洗出來才能看見。我記得有一張照片，是同學用理光相機拍的，我坐在同樣的位置，同樣的姿勢，頭發黑得像墨汁染過，臉上連皺紋的影子都沒有——那張照片，仍然留在老相冊的塑料膜底下，只不過已有些褪色。

妻子把手機遞過來給我看。屏幕里的我，花白的頭發在午后的光線里格外顯眼，像落了霜。臉上的皺紋在笑的時候擠在一起，眼睛還是那雙眼睛，可是眼神不對了。三十年前的眼神是往遠處看的，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好奇；現在的眼神是往回看的，什么都懂了一點。“挺好的，”我說，“就是頭發白了。”“白了就白了，挺好的。”妻子說。

妻子把手機要回來，沒再讓我多看。有些東西不能盯著看，盯著看，就看出時光的樣子來了。時光是什么樣子？就是你明明坐在同一個位置，擺著同一個姿勢，可是照片里的人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建筑還是那些建筑，石頭還是那些石頭，可是人的頭發白了，心老了，走過的那些路、經過的那些事，都刻在眼睛里了，抹不掉，也藏不住。

我看著妻子在院子里拍照，心里忽然涌起一陣暖意。她沒有經歷過我的大學時代，但她愿意陪我回來，在假期的短暫時光里，驅車幾百公里，來看這些我念叨過的石頭和房子。她幫我找角度的時候，比我還認真。她拍下我坐在石獅旁邊的樣子，拍下我的白發和皺紋，沒有濾鏡，沒有美顏，只是忠實地記錄下五十歲的我，在三十年前的位置上。

從會館出來，我們沿著古運河走了一段。運河還在，水是綠的，流得很慢，幾乎看不出在流動。碼頭上停著一艘畫舫，漆成朱紅色，雕著窗欞，像是從舊戲文里駛出來的。妻子喜歡這艘船，我們上了船，站在船頭照了幾張。她特別喜歡其中一張，說光線好，說我的表情自然，說身后的水紋好看。

我看著那條河。一千多年，它就這么日夜不停地流著，流過無數個春天。它見過多少人像我一樣，站在岸邊，看著自己的倒影發呆？它聽過多少人來人往的腳步聲、歡笑聲、嘆息聲？

妻子在畫舫上又喊我過去照相。我走過去，攬著她的肩膀，對著鏡頭笑。河風吹過來，帶著水草的氣息，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樣。我想起那時候，一個人站在這里，從來沒有注意過河水的味道，從來沒有想過五十歲的自己是什么樣子。

那時候什么都來得及，什么都可以等。等畢業，等工作，等戀愛，等成家，等孩子長大，等自己變老。等著等著，忽然發現不用等了，因為該來的都來了，該走的都走了，剩下的就是這條河，這些石頭，這座城，還有身邊這個人。

回程的路上，妻子在副駕駛座上睡著了。夕陽從西邊照進來，把她的臉映成暖橙色。我沒有叫她，自己開著車，想著下次再來，不知是哪一年。也許是十年后，也許是二十年后。那時也許我已經走不動了，也許會館又翻新了一次。

恍然間，我看見二十歲的自己坐在旁邊，穿著略顯寬大的西服，頭發被河風吹亂，手里拿著一本書，眼睛望著遠處。他看見我了，朝我笑了笑，沒有說話。我也不說話。我們都知道，能坐在同一個位置，已經是天大的緣分。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