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員郵件如期而至，邁克很平靜，心里清楚失業是早晚的事，“人工智能（AI）正在毀掉軟件工程這個學科和它創造的崗位。”他失望地說。

美國科技公司Meta于5月裁員10%，大約8000人，旨在精簡業務并計劃今年在AI基礎設施上投入最高1350億美元。邁克是那1/8000，作為一名軟件工程師，三年前還在為入職這家公司而深感幸運，現在則嗤之以鼻。

對于美國的科技行業從業者來說，今年是艱難的一年，該行業正遭受劇烈的裁員浪潮沖擊。統計顯示，5個月來已有近12萬名科技員工被解雇。從Atlassian和Autodesk等軟件供應商，到Pinterest和LinkedIn等社交網絡應用，再到Intuit和PayPal等金融科技公司，都在進行人員精簡。其中，許多公司將裁員歸因于AI發展，但外界廣泛質疑AI只是“替罪羊”。

匹茲堡大學工商管理副教授馬帥與其團隊從去年開始調查研究“美國勞動力市場的AI情緒”，通過追蹤美企員工的職位記錄發現，當一家公司中含AI關鍵詞的職位比例越高，整體雇員規模的增長率隨之越低，這證實了AI正在直接“擠出”對人類勞動力的需求。但是，許多公司正盲目利用AI替代人工，目的是快速提高公司短期股價和業績。

“AI帶來的失業問題，根源在于資本市場。”馬帥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指出，AI大規模替代人工，長期會導致大量人口失業，最終將導致整個消費市場萎縮，引發經濟危機或崩潰。

邁克告訴澎湃新聞，科技行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意識到，大家處于白領工作自動化變革的邊緣，只是沒有大聲說出來，因為在這個行業做悲觀主義者不受歡迎。他一直在學習使用AI，但是“學會AI工具只是最基本的入場券，處于前沿又是另一回事，而且那個前沿正在加速移動”。

美國白領裁員潮將至，AI“背鍋”？

和硅谷的很多碼農類似，邁克踏入科技行業源于對電子游戲的興趣。他手握哥倫比亞大學軟件工程的碩士文憑，同時背負十多萬美元學生貸款，2015年畢業時夢想進入谷歌、臉書或微軟這樣的科技巨頭，但由于沒有認真準備面試，退而求其次進入創業公司。那一年，AI開源熱潮興起，OpenAI剛剛成立。

當時，移動互聯網爆發的背景下，軟件開發工程師頗為搶手，邁克認為AI還只是空中樓閣的概念。他回顧十年前，一個不錯的SaaS小業務就能成為職業護城河，可以朝九晚五舒適躺平，無需創新。也正因如此，他在多家創業公司佛系跳槽，很快還清了助學貸款。

“現在，軟件、數字、代碼的護城河已經干涸，甚至科學領域的專家都在遭受降維打擊。”邁克說，這一切都因為AI正在解決他們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直到2023年，邁克才覺醒。疫情期間的遠程辦公已經在各大公司退潮，他無法隨心所欲地旅行，同時也意識到AI帶來的變革，因為OpenAI的GPT-4爆火出圈，Meta發布并開源LLaMA系列模型。“那時很多人都意識到要進入一家具備AI競爭力的公司，職業前景更好”，于是他在領英上找推薦人，在LeetCode平臺瘋狂刷題，進入了谷歌、OpenAI和Meta的面試環節。

連收兩封自動拒信后，邁克獲得了Meta的錄取通知，在推薦信的助力下成為該公司IC4（中級）軟件工程師。然而一進公司，他就感受到大規模裁員帶來的憂慮氛圍。該公司CEO馬克·扎克伯格將2023年稱為“效率之年”，計劃年內裁減萬名員工。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Meta 2023年宣布裁員的第二天，股價應聲上漲。即使2024年收入零增長，僅依靠縮減員工規模，Meta的人均收入仍比過去五年平均水平高出約16%，這正是投資者歡呼的原因。

邁克入職后經常發現身邊同事突然“消失”，許多中層管理者降級，公司還釋放出推動員工回歸辦公室辦公的信號。“公司增長放緩、昂貴的AI技術投入推動成本上升。所有人都知道，挽回股價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裁員。”他認為，今年的裁員計劃與此前并沒有什么不同，增加AI投入只是個借口。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賓·布魯克斯持相似觀點，他于6月13日撰文表示，白領裁員潮即將到來，但其中大部分其實與AI無關，“每位CEO都心知肚明，公司正拖著龐大的人員冗余包袱，這嚴重損害了盈利能力。突然之間，命運把‘AI敘事’雙手奉上，這是一個在精簡人員的同時又不用在出事時背鍋的絕佳機會。”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美國社會中反AI情緒逐漸高漲，一些科技精英的話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例如OpenAI CEO山姆·奧特曼2023年接受采訪時直言，AI發展之下，“工作崗位肯定會消失，這一點毫無疑問。”今年5月，他卻在一場會議上的公開視頻發言中說：“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應用不會導致全球‘就業末日’，而且這項技術并沒有像他擔心的那樣奪走那么多白領工作。

馬帥從疫情結束初期開始觀察和研究美國勞動市場，他發現這一時期美國職場生態正快速演變，白領崗位招聘急劇放緩，CEO們出于財務和業績動機進行裁員，以降低人力成本、拉升股價，但不能否認AI在其中的重要影響。基于大規模多源數據集（包括Glassdoor員工評論、財報電話會議、企業招聘信息等），他研究對比疫情后激進擴張和未擴張的企業，兩者在AI人才庫擴大后均表現出相似的“高離職、低招聘”模式，一定程度證明了AI的實際就業替代真實存在。

回顧過去五年，美國在2021年至2022年用工荒嚴重，遠程辦公達到頂峰，企業為了吸引人才對員工極其寬容，紛紛承諾“永久居家辦公”，使大量白領搬離市區，進而還推高了郊區房價。然而隨著疫情結束，用工荒緩解，CEO們紛紛推翻承諾，強行要求員工重返辦公室，這大幅拉高了育兒成本，導致部分女性被迫離開職場回歸家庭。

從2025年開始，美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的難度陡增，美國勞工統計局當年1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擁有四年制大學學歷的美國人占總失業人數的25%，創紀錄新高。而今年，美國就業市場更加飽和，尤其是與IT、信息通訊相關，可被AI替代的初級崗位面臨嚴重過剩。

盡管美國5月的就業報告交出了一份遠超市場預期的成績單，非農新增就業17.2萬人，增長主要集中在休閑與酒店、地方政府及醫療保健行業，但報告的另一面是，當月失業27周及以上的長期失業者逼近200萬人。

“爛代碼大量產出，會傷害每一個人”

在這個5月，邁克成為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在他看來，AI正使軟件工程師成為一個雞肋的職業，“現在寫代碼和一切相關任務都變得很容易，你被期望輸出高于常規百倍以上的成果，所有事情的截止日期都是‘明天’。在各種AI Agent（AI代理）之間多任務切換極大分散了注意力，工作的心流狀態不復存在。”

實際上，邁克也一直在嘗試使用AI協助工作，這項技術可以讓他使用任何技術棧或語言，不再需要擔心語法等無聊、繁瑣的底層細節。但是在公司的視角下，AI或許并不是員工的助手。“公司電腦上安裝了追蹤軟件來錄制屏幕，并為使你的工作自動化提供訓練數據。”他說，這本質上是一種競賽，且關乎生存。

斯科特在上半年的裁員中保住了工作。他是美國一家大型軟件公司的前端軟件工程師，不便透露具體公司名稱。他告訴澎湃新聞，自己的崗位確實有被AI“消滅”的可能性。從去年10月開始，公司高層全盤押注AI開發，并將其融入業務的方方面面，不僅是工程部，包括銷售、客戶運營、人力資源等所有部門都被要求結合AI，客戶運營部正在流失大量員工。

“CEO在每一次溝通中都相當固執地強調AI，要求和強迫我們使用AI工具的壓力持續增長。結果就是，項目時間線被縮得越來越短，高層的耐心也越來越少。”斯科特說，其供職的公司曾自主開發過一些AI工具，來處理日常工作中一些可復用的UI組件，但雇員卻少有使用，因為并不能提升效率。

“公司用的那些智能體擁有人類的名字，甚至配有AI生成的少數族裔頭像，在郵件中被當作普通同事。”斯科特說，這讓很多員工覺得心理不適。“我現在已經極度疲憊，這些 LLM（大語言模型）很多時候表現得不準確和不安全，已經是證據確鑿的事。”

斯科特今年幾度很想離職，但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下，要和一系列動蕩中被裁掉的優秀人才競爭，找一份新工作談何容易。他在軟件開發領域工作十多年，看到很多同事接受了自己只是“提示詞生成器”這一現實。

他目睹一些處于職業生涯初期的軟件工程師過度依賴基于AI的編碼輔助工具。他們的“寫代碼”過程變成了交替且反復地敲擊Tab鍵（以接收AI生成的代碼）和盯著提示有錯的警告下劃線。

“‘人人都能寫代碼’表面看起來很美妙，但當爛代碼被大規模產出時，它會傷害到每一個人。”斯科特憤怒地說。

馬帥的研究指出，美國企業員工對AI的態度普遍負面，與管理層的盲目樂觀形成強烈對比，而這種樂觀與企業的實際生產率或員工情緒無顯著關系。這些公司公開宣布與AI相關的裁員，會嚴重惡化員工對AI的情緒。由于負面情緒會反噬生產率，AI驅動的裁員實際上抵消了引入AI技術本應帶來的效率收益。

不過，邁克和斯科特都提到，他們所在的大型科技公司組織龐雜、過于看重績效評估（PSC），以至于大家都傾向于跨職能合作并牽涉更多人，把任務包裝得盡可能復雜，以達到績效評估中更高的價值，實際上都是“表面功夫”。這或許是比AI沖擊更為嚴重的問題。

“AI或許能給科技巨頭帶來一輪良性改革，希望它能讓臃腫的大公司進行一輪組織扁平化，權力從一層又一層的管理者手中，重新回到那些利用AI既能交付產品、又能將‘對齊’部分實現自動化的普通員工手中。”斯科特說，這是他的美好愿望，但當下能做的只是努力使用AI工具執行工作任務。

AI招聘爭奪高級別人才，僅13%面向初級崗位

邁克從去年就開始為“被裁”做準備，四處尋覓工作機會，還花了數千美元參加AI技能提升的培訓課程，卻發現這些新技能的保質期只有短短半年，隨著新一代AI大模型發布，所學的知識隨即被淘汰。他負擔不起在這方面的持續花費。

面對現在市場上與AI相關的崗位，邁克說，跳一跳也夠不上，因為大多為高級職位，他的經驗遠遠不足。

美國人工智能驅動型企業研究院（AIDE）對標普500指數企業在今年1月發布的AI相關招聘進行分析，發現超過16.1萬個招聘崗位中有七成是高級別職位，只有13%面向初級崗位。美國大企業正陷入一場爭奪同一批高級別精英人才的“搶人大戰”，大學畢業生和青年求職者難以闖入這一賽道。

“AI招聘潮是真實的——但它是專為專家打造的。”AIDE的報告總結，企業之所以渴望高級別的人才，是因為其中的大部分技術都非常新，且變化極其迅速，希望由具備深厚經驗的人來把關。

劇烈的自動化趨勢、飆升的失業率以及頂層財富的極端集中，也正在重塑全美各地的政治辯論。加利福尼亞州作為AI技術被迅速部署的陣地，也是勞動力市場沖擊首先顯現的地方。加州的一些立法者希望能夠遏制技術對職場的入侵，以防止大規模裁員，并保護人們免受AI的負面影響。他們正在州議會推動相關提案，但其中一些努力遭到了州長加文·紐森的抵制，他在一些科技政策的博弈中站在了企業這一邊。

這個難題困擾著全美各地的政策制定者：究竟是應該阻止AI接管美國人的工作，還是利用行業利潤來為失業工人緩沖沖擊，抑或是將兩者結合。

美國的AI巨頭也紛紛加入了這場關于勞動力的辯論。OpenAI的非營利基金會已經投入2.5億美元來研究AI的經濟影響，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緊隨其后，宣布初步投資2億美元研究AI對就業和經濟的影響。

Anthropic于3月發布研究報告，稱現實世界各領域對AI的實際應用程度，遠低于AI工具理論上所具備的能力范圍。

一些科技巨頭積極倡導全民基本收入（UBI：定期無條件向所有人發放現金，無需進行經濟狀況調查或工作要求）。今年4月，SpaceX CEO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平臺X上重申了對這一理念的支持。他表示：“通過聯邦政府發放補貼支票來實現全民高收入，是應對AI導致失業問題的最佳方式。”不過，批評人士認為，它無法實現共享收益的集體目標，這一政策更多地服務于科技寡頭，而不是勞動者。

馬帥認為，在美國，最現實的公共政策是隨著AI效率的提高，逐步將每周法定工作40小時縮減至35、30甚至25小時。通過政策強制降低人力的“供給”后，公司為了完成同等工作量，就必須雇傭同樣基數的人口。由于全社會統一縮減工時，薪水就不會下降。

“在這樣的世界里，關鍵的挑戰不是激勵增長，而是找到一種方法讓每個人都能分享增長的成果。”Anthropic CEO達利歐·阿莫迪在其個人網站上撰文表示，這項技術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沖擊可能比以往任何技術進步都更大，而且這種沖擊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

（應受訪者要求，邁克和斯科特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