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長期研究國際博弈史的國防大學戴旭教授，是值得敬佩的。近日，他再度發出切膚之論，曰：自晚清以降，國人每逢沖突將至，必先自縛于“誰占理、誰先動手”的辯經困局，唯恐落人“挑起戰爭”的口實，而最終往往失地辱國。此言雖糙，卻如針見血。它迫使我們直面一個被長期含糊其辭的根本問題：在國際博弈的刀鋒之上，到底什么才叫“第一槍”？是子彈出膛才算？是軍艦開火才算？還是軍隊越過國境才算？如果“第一槍”的定義僅限于熱兵器的物理擊發，那么，菲律賓把一艘廢艦釘在仁愛礁上二十余年，算不算“第一槍”？美國在南海高頻抵近偵察、持續侵蝕我安全邊界，算不算“第一槍”？日本在釣魚島“國有化”鬧劇中，單方面改變現狀，算不算“第一槍”？印度多次越過我實控線，算不算“第一槍”？如果這些都算，那我們早已是挨了無數槍的受害者；如果這些都不算，那我們堅守的“不開第一槍”原則，豈不是在對手的規則陷阱中，畫地為牢？

戴旭的警示正在于此：當我們死守“不開第一槍”的底線時，對手早已將“第一槍”重新定義為千百種非軍事、低烈度、可狡辯的蠶食手段。我們在數“子彈”，對手在劃“地盤”。等我們數清楚誰先開槍時，吃虧已成既定事實。本文就此立論，必須重新定義“第一槍”的涵義：它不是軍事上的第一發炮彈，而是戰略上侵犯我核心利益的第一次越界行為。誰先踩過紅線，誰就開了“第一槍”，我們應賦予自己在這一界定下的全部反制權利。

要解開“第一槍”之困，必須先追溯歷史之源。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未中斷的農耕大國，其社會組織形態天然傾向于“穩定”“守成”與“信譽”。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春種秋收”的周期律，決定了任何破壞穩定的行為都將付出生存代價。故儒家倫理將“師出有名”奉為用兵金律，法家亦強調“戰必循理”。這種“以理馭力”的傳統，在管理學上是一種長期主義信用建設。信譽是社會的黏合劑，承諾是秩序的基石。我們習慣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堅信只要自己不出第一拳，道義和公理就會站在自己一邊。

然而，發軔于海洋的西方殖民列強，其生存邏輯，建立在“流動”“擴張”與“劫掠”之上。從西班牙艦隊到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其戰略文化中的“先下手為強”，是其數百年驗證過的生存優勢。甲午戰前，清廷寄望“萬國公法”調停，日本聯合艦隊卻在豐島海域不宣而戰。在清廷還在爭論“誰先挑釁”時，日軍的“第一槍”早已打響，且是以偷襲運兵船的方式，讓清廷連“自衛”的時機都抓不住。九一八事變，東北軍抱著“不抵抗”指令，等待國聯裁決，關東軍卻以南滿鐵路“被炸”為由，“第一槍”就搶占東北。等我們拿著證據去國際法庭講理時，國土已成敵占區。

歷史反復證明一個殘酷不等式：當我們苦心孤詣計算“理”之得失時，對手早已將“第一槍”定義為一切可以牟取實利的先發行動。戴旭將軍的警示正在于此：我們的“怕落話柄”，本質上是以農耕文明的靜態信用邏輯，去推演海洋霸權動態擴張的博弈邏輯。這種認知代差，正是近代以來，我們屢屢吃虧的深層文化根源。

將歷史透鏡對準當下，菲律賓在仁愛礁的操作，堪稱“規則陷阱”的教科書案例。它恰恰是利用我們對“第一槍”的刻板定義，完成了長達二十余年的戰略突襲。

1999年5月9日，恰逢我駐南聯盟大使館遭北約轟炸的次日，菲方將老舊登陸艦“馬德雷山”號，故意“擱淺”于仁愛礁。這一時間窗口的選擇絕非偶然，而是精準算計了我戰略注意力的極限承載量。我們的目光聚焦在北約的導彈上，菲律賓的“第一槍”卻在南海悄悄打響，只不過這一槍不是炮彈，而是一艘銹跡斑斑的廢艦。此后二十余年，菲方以“人道主義補給”為名，持續向坐灘軍艦輸送鋼筋水泥等加固材料，試圖將非法“坐灘”轉化為永久“占據”。每一次中方依法攔截，西方媒體鏡頭下，便立刻上演“中國阻礙人道救援”的悲情敘事，美菲同盟順勢啟動軍援與外交聲援。菲方守著一艘破船，理直氣壯地指責我們“破壞和平”。而我們還在爭論：驅離算不算“第一槍”？攔截補給算不算“第一槍”？等到想明白時，對方的非法據點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

這一手法的精妙在于：它將沖突強行降入對手設定的辯論框架。我們死守“不開軍事第一槍”的原則，對手就把“第一槍”換成“第一艘擱淺艦”“第一包鋼筋水泥”“第一次媒體造謠”。在這些沒有硝煙的“第一槍”面前，我們的原則毫無用武之地。更致命的是，這種“道德綁架”戰術，利用了國際社會對人道主義的天然同情，將軍事挑釁包裝成民事求助，使我們在每一次反應中，都面臨著“反應過度”與“縱容默認”的兩難境地。

而更深層的陷阱在于：國際規則解釋權的旁落?；仡櫪鋺鸷蟮臍v次沖突，美國從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明確授權，卻以“人道主義干預”“預防性自衛”“保護的責任”等新造概念，為其軍事行動披上合法外衣。這說明國際規則的本質，是一套“解釋權競爭”。誰掌握了“什么是侵略”“什么是自衛”“什么是第一槍”的定義權，誰就掌握了合法暴力的開關。當我們始終困于物理意義上“誰先射出一發子彈”時，等于將“開第一槍”的定義權，拱手讓給了對手。

如何破局？我的答案是：重新定義“第一槍”。筆者認為，“第一槍”不僅指物理意義上的第一發炮彈，而是戰略意義上侵犯我核心利益的第一次越界行為。我方島嶼被非法占據、我方領土領海領空被持續侵入、我方戰略安全邊界被反復侵蝕......這些非熱兵器的、低烈度的、漸進式的侵害，就是對手已經打響的“第一槍”。既然對手開了槍，我們就有了全部正當防衛乃至反擊的權利，不以任何人的“承不承認”為轉移。

基于這一定義，近年來的戰略實踐，已經稍有轉向。2024年《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的施行，標志著我方在南海博弈中，完成了一次方法論躍升：不再糾結于“軍事第一槍”的開與不開，而是主動將沖突降維至行政執法層面，以法律槍、行政槍、輿論槍回擊對手的“爛船槍”和“媒體槍”。

這一策略的實施，有三重意義。一是實現了“法理主場”的構建。我海警依據國內法和國際海洋法公約，對非法闖入我管轄海域的外籍船只，實施登臨檢查、扣押甚至拘留。對手若以軍艦對抗海警船，則率先打響“軍事第一槍”，道德包袱自動轉移至對方。二是實現了“證據鏈閉環”。我方海警船全程配備高清影像記錄系統，每一次攔截、喊話、登檢，均形成完整的視聽證據鏈，從根本上瓦解了西方媒體“選擇性剪輯”的操作空間。當你的爛船在我島礁上停了二十多年，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影像為證，無需贅言。三是實現了“成本施加”的常態化。當每一次非法補給嘗試，都面臨被攔截、被驅離甚至被登檢的現實風險，菲方的“切香腸”戰術便喪失了可預測性。對手必須在“繼續冒險”與“承擔損失”之間反復權衡，而我方則在持續的低烈度執法中，將控制力延伸到每一處島礁。

這不僅是戰術勝利，更是對戴旭警示的實質性回應：我們不再“怕被扣帽子”，而且學會了“給別人戴帽子”。既然對手可以把“擱淺”定義為“人道主義”，我們當然可以把“登檢”定義為“依法執法”；既然對手敢把廢艦“擱淺”我們的礁盤，我們就敢用海警船截斷其航線。當“第一槍”的定義權被我們奪回并宣示于天下時，對手的每一次試探，便都成了挑釁的鐵證。

然而，執法層面的破局，不過是戰術修補。戴旭將軍警示的深層價值在于，我們必須思考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哲學問題：我們究竟要做國際規則定義的被動接受者，還是新定義權的主動供給者？

近代百年屈辱，在我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結”，使我們在面對外部挑戰時，過度敏感于“被圍攻”的想象，從而陷入“自證清白”的話語牢籠。我們總是習慣先拿證據、先找法條、先開新聞發布會，證明“不是我先動的手”。但問題是，面對日、菲此等狼子野心的對手，你越證明自己沒有動手，便越被視為軟弱可欺。真正的大國，從來不向世界證明“我沒動手”，而是讓世界明白：你敢碰我，我必還手；至于還手算不算“先動手”，我的拳頭說了算。

如何奪回定義“第一槍”的主導權？答曰如下：

其一，在南海問題上，以“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為契機，主動提出“禁止以擱淺、占礁、單邊設施建設等非軍事手段改變現狀”的條款，從國際法層面將對手的“非法坐灘”，明確定性為“開第一槍”。我們要成為準則的主動制定者，而非被動接受者。

其二，在戰略文化層面，完成從“防御型安全觀”到“主動塑造型安全觀”的轉變。我們不學美式霸權，但必須學會在每一個關鍵節點，預先構建對我有利的態勢，“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睂κ置吭轿壹t線一步，我們就向前推進一步控制線；對手每次來南海“自由航行”，我們就去島礁多建一座燈塔。以進為退，以實對虛，讓對手的“第一槍”響在無人聽處，而我們的反制，則槍槍打在要害上。

其三，在國際輿論層面，構建中國自己的國際法解釋學派和媒體傳播矩陣。我們要培養一代熟悉西方話語體系、但扎根中國立場的國際法律師和媒體人。他們必備的能力：將中國的每一次反制行動，都用對手聽得懂、國際社會信得過的法理語言重新表述。當菲律賓說“中國阻止人道補給”時，我們能拿出仁愛礁周邊海域的水文圖、航拍圖、時間線，讓全世界看到誰在非法侵占、誰在依法維權；當美國說“中國破壞南海穩定”時，我們能拿出南海島礁建設前后對比圖，讓全世界看到誰在建設燈塔、誰在派遣軍艦。

本文重新定義“第一槍”，絕非鼓吹易發戰端、放棄和平。中華文明“以和為貴”的底色不能丟，和平發展的國策不能變。但真正的和平，絕非忍讓可求，而是靠實力守護，更靠劃定“第一槍”的紅線以警世人。只有讓對手清楚知道：越界即“第一槍”，越界必有反制，越界必付出代價......對手才不敢輕易越界。

戴旭的警鐘，敲響的不是焦慮，而是行動的方向。本朝立國之初，我們正是憑借“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的戰略膽氣，才在朝鮮戰場上贏得了對手的尊重。今日之中國，有足夠的工業產能、科技實力與軍事威懾力，守住每一寸權益，更有足夠的智慧在國際法理與輿論場中步步為營。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必須徹底告別“怕落話柄”的心理枷鎖，敢于在國際舞臺上大聲定義：什么是對我的“第一槍”，什么算對我的“先動手”。只要判定對手向我開了第一槍，一切反制手段將如期而至，包括可控的軍事打擊手段。非如此，不足以立威。

當某一天，對手在挑釁之前，首先計算的不是“中國會不會反應”，而是“中國會以何種定義、何種方式、何種代價讓我無法承受”之時，便是我們真正贏得和平之日。道德的重量，從來不靠自證，而靠定義權賦予。這既是戴旭話中未盡的深意，也是本文所要力陳的核心。

中嶺 于202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