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正月初八出的門，再回來時，院里的梧桐花都開了滿地。那天晚上推門進來，快十一點的功夫，鑰匙在鎖眼里擰了半天也沒擰開，我在里屋聽著那動靜，還以為來了賊。后來門總算捅開了，他往門框上一靠，咧嘴沖我笑了笑——那種笑我認得，帶著三分怯、三分累，剩下的全是討好。

擱在十年前，我非把拖鞋甩他臉上不可。但眼下我沒那個心氣了，只是從沙發上站起來，拿腳把地上的拖鞋踢到他跟前，說了句“換鞋，別踩一地灰”。他趕緊彎腰解鞋帶，動作不利索，腰帶扣還硌著肚子，折騰了好一會兒才把鞋換下來。

我轉身去廚房熱飯。灶臺上扣著的兩個菜——蒜薹炒肉是前天剩的，熱了兩回了，西紅柿雞蛋是新炒的，我算著他這幾天該回來，每天多炒一個菜等著。米飯在電飯煲里還溫著，盛出來冒白氣。他坐在飯桌前低頭扒飯，頭一碗用了不到四分鐘，第二碗才慢下來。筷子夾菜的時候我瞥見他的手背，青筋像蚯蚓似的凸著，指關節粗大，虎口處的老繭已經發黃發硬了。

“你血壓藥還有沒？”我倒了杯溫水擱在他手邊，明知故問。

“有，有，夠吃。”他嘴里塞著飯含糊應著，頭也不抬。

其實我知道他快斷了。上回視頻聊天，他無意間把手機往床頭柜上擱，鏡頭一晃，我掃見藥瓶空了大半。他立馬把手機拿起來了，岔開話頭問家里下雨沒。這人心眼實，瞞不住事，那點小心思跟篩子似的全是漏。

吃完飯快十二點了，他去衛生間沖澡，水聲嘩嘩響了將近半小時。我靠在床頭疊他換下來的衣服——褲腰松緊帶都失了彈力，T恤領口的線頭脫了一長截，襪子后跟磨得只剩一層薄布。這些衣服擱一般人早扔了，他還穿著在工地上爬高上低。去年過年我給他買了件新棉襖，標價一百八，他試了試，對著鏡子照了半天，最后說“工地上穿不出好歹來，退了吧”。那棉襖現在還掛在衣柜里，吊牌都沒扯。

他洗完澡出來，頭發濕漉漉的，毛巾往椅背上一搭，在床沿坐了會兒。我關了燈，聽見他翻來覆去烙餅似的折騰，起身去沖了第二回澡。這次沖完他沒直接回來，在陽臺上站了好大一會兒，打火機啪嗒響了一聲，然后就是抽煙的動靜，一口一口吸得很慢。窗外的紅火頭一明一暗，我隔著窗簾縫看著，心里默數，一共抽了半根就掐了——他以前煙癮大，一頓飯的功夫能抽兩根，這幾年倒是自覺減了，估計是心疼錢。

他躺回來的時候快凌晨一點半了，翻了個身把手搭在我腰上，不到兩分鐘呼嚕就響起來了。那呼嚕打得跟拉風箱似的，一聲高一聲低，中間還斷上幾秒。我沒推他，也沒翻身。他手指上纏著塊創可貼，已經臟得認不出原本顏色了，掌心橫著幾道淺淺的疤痕，月光底下看得分明。

我睡不著，在黑暗里睜著眼睛。這房子住了十幾年了，每個月房貸三千六，雷打不動。他兩個月攏共打回來兩萬三，刨掉吃飯抽煙吃藥和來回路費，自己手里留的不超過三千塊。上回他打回來八千那個月，電話里嗓子啞得跟破鑼似的，我還以為是感冒，后來才從工友老周老婆嘴里知道，那陣子工地停工等料，停了十二天沒活干。沒活就沒錢，十幾個人窩在工棚里吃泡面，他急得嘴角燎泡，半夜在外頭坐半宿。后來自己找了個搬貨的零工，三天掙了六百，那六百他沒跟我提，但我從別處聽來了。

第二天早上我六點就醒了。他還在睡，整個人蜷在被子里面朝墻，后背弓著，肩胛骨尖尖地支棱起來，像兩片薄刀刃。我沒叫他，輕手輕腳去了廚房。淘米熬粥，冰箱里拿出三個雞蛋，煎蛋的時候油點子濺在手背上，燙了個小紅點，我擰開水龍頭沖了沖，繼續翻面。

盛粥的時候我多抓了一把米。抓完我就后悔了——他今天周四就走，滿打滿算在家就待兩個整天，多熬這一把米出來，剩的還不是我自己慢慢喝？但我也沒往回倒，多就多吧，大不了中午再熱一頓。

粥煮好了，煎蛋盛出來，又切了碟黃瓜咸菜，從柜子深處翻出閨女上回買的肉松。那肉松小半袋，我擱了快倆月沒舍得動，這會兒全倒碟子里了，堆得冒尖。他要是問，我就說是閨女買的再不吃就過期了。他嘴碎，桌上東西一多就要盤問，眉頭擰著，筷子就放下了。我不想他放下筷子，在家的日子本來就掰著手指頭數，能吃一頓是一頓。

快九點他才醒，光腳踩出來，頭發翹著一撮，站在客廳中間愣了好半天，像是一時半會兒沒反應過來自己在家。我說粥都涼兩回了，他嗯了一聲去洗臉，出來往桌前一坐，看著那一桌子小碟小碗，愣了一下，說“弄這些干啥”。

我沒接話，把他那份粥推過去。煎蛋他兩口一個，蛋黃流在粥里攪巴攪巴喝得香。肉松他沒多問，夾了兩筷子擱在粥上，抿著嘴嚼。吃到一半他忽然抬頭，盯著我看了兩眼：“你眼睛咋了，黑了一圈。”

“沒睡好。”我說。其實后半夜他呼嚕停了一陣子，我嚇得伸手去探他鼻息，摸到溫熱的呼吸才放下心。這些事我不會告訴他，說了也沒用，他又不能天天在家睡覺。

吃完飯他搶著收碗，我沒爭過。他站在水池前洗，水龍頭開得嘩嘩響，T恤領口大了一圈，后脖頸曬得紫紅，皮都皴了。他洗完碗擦了手，轉過身問我有啥活要干，燈泡有沒有壞的，水管漏不漏。我說啥也不壞，他站那兒愣了一會兒，好像有點不得勁。每次回來都這樣，總想找點活干，好像不干點啥就對不住這個家似的。

我坐在沙發上看著他滿屋子轉悠。陽臺上晾衣架的搖把松了，他蹲那兒拿扳手緊了好一會兒，起來時膝蓋嘎巴響了一聲。我說聽見你膝蓋響了，他說沒事天涼有點僵。六十七了，骨頭都不經用了，但他在工地上還跟年輕人一樣爬架子拉管子。包工頭跟他說白了，六十歲以上的出事自己負責，工地上不擔責，他簽了個什么協議才留下來的。這事他只跟我一個人說了，電話里聲音壓得很低，我在那頭攥著手機沒吭聲。

緊完搖把他又去衛生間搗鼓馬桶水箱，說浮球不靈了改天換個新的。我說好。他拍拍手上的灰，從衛生間出來，站在客廳當中，又不知道該往哪兒坐了。那個樣子讓我心里一抽——這房子是他每個月打錢還著房貸的，他回到自己家卻像個生客。

他在沙發上坐下來，隔了我一個人的距離。電視開著早間新聞，沒人看。沉默了一會兒他忽然開口：“老周不干了。”

“咋了？”我問。

“腿不行了，膝蓋積水，蹲不下去。”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輕，眼睛看著電視屏幕，“老周比我小三年，才五十四，干了快二十年工地，兩條腿都廢了。走的時候跟我說，趁還能動多掙幾年，干不動了連工棚都沒得住。”

他說完這句話就沒再往下說了。但我聽得出他話里的分量——他在說老周，也在說自己。六十七還在工地上攀高爬低的人，整個工地找不出第二個。他心里有數，就是嘴硬不承認。

中午我做了他愛吃的紅燒肉，燉了快倆小時，油汪汪的。他吃了兩碗米飯，吃完靠在椅背上拍肚子說撐了。下午我讓他去床上躺會兒，他說不困，坐在沙發上看手機，屏幕上的字調到最大號還往遠處舉著看。老花鏡明明配了，他嫌戴著像個老頭，死活不戴。

傍晚閨女打了視頻過來，外孫女在鏡頭那頭喊外公。他把手機舉得遠遠的，咧著嘴笑，露出缺了一顆的側牙。那顆牙去年掉的，吃饅頭硌掉了，他說等不忙了去補，到現在也沒補。聊了不到十分鐘他就把手機遞給我了，說去陽臺上透透氣。我聽見他點了根煙，這次抽完了整根。

晚上吃完飯他把行李箱拎出來擱在客廳，說明早六點就走，趕頭班車去隔壁市。行李箱癟癟的，除了兩件換洗衣服就是半兜子藥——降壓藥、止疼膏、一管治腳裂的凡士林。我把那件棉襖從柜子里拽出來塞進箱子，他說不用，我說你要是不帶就擱那兒別回來了。他看了看我，沒再往外掏。

躺下的時候他又沖了回澡，回來渾身冒熱氣，挨著枕頭就著了。這回呼嚕沒那么響，但呼吸偶爾頓一下，我就醒一下。凌晨四點多他翻身起來，窸窸窣窣穿衣服，我裝睡沒睜眼。

他走到門口又折回來，在我枕頭邊上擱了個東西。等我聽見防盜門咔嗒鎖上，伸手摸過來——是五百塊錢，對折了兩折，壓在他手機底下。錢上還帶著他褲兜里的體溫。

我攥著那五百塊錢躺到天亮。窗戶外頭天光一點點亮起來，梧桐花落了滿窗臺。這五百塊不知道是他從哪個指頭縫里省下的，興許是少抽了幾盒煙，興許是早飯少買個包子。他這人一輩子就這樣，把錢都往家里摟，虧待自己跟虧待仇人似的。

中午我收拾屋子，在床頭柜底下掃出半盒煙來。煙盒被壓扁了，里面還剩兩根，煙絲都干巴了。也不知道是他哪回回來留下的，隔了幾個月又見面，煙卷里的水分都熬干了，他還照抽不誤。我把煙盒擱在窗臺上，想了想，沒扔。

下午閨女打電話來問爸走了沒，我說走了。閨女在電話那頭嘆氣，說爸那么大歲數了能不能別干了。我說你跟他說，他聽你的就去。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兒呆。電視關了，屋里靜得出奇，就剩冰箱嗡嗡響。他回來這兩天的碗還沒徹底洗完，灶臺上油點子也沒擦，他緊過的晾衣搖把確實好用了，松松的勁道都沒了。馬桶浮球沒來得及換，說是改天，這一走又不知道“改天”是哪天。

說實話，我心里真沒怨他。年輕時候我也怨過，怨他掙得不多、本事不大、給不了好日子。后來年歲漸長，我才慢慢咂摸出滋味來——這世上有本事的人多了去了，但能在工地上扛著六十七歲的老骨頭、一年到頭把兩萬三萬往家里摟的人，我身邊就這一個。

那五百塊錢我拿去菜市場買了排骨和魚，冰箱里塞得滿滿的，夠吃一個禮拜。他下回回來的時候排骨大概還凍著，我提前拿出來化上就好。夫妻一場，說到底就是把日子掰開了揉碎了過，他往外跑是為了這根梁不塌，我在家守著是為了這扇門常開。

我就等著瞧，他那顆缺了的牙到底啥時候才想起來補。下回他回來要是還缺著，我就是押也得把他押進牙科診所。這人啊，一輩子光顧著給別人補窟窿，自己的窟窿全當看不見。可是你想啊，家里的頂梁柱真要倒了，那些補好的窟窿又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