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庫案例｜莫某等合同詐騙宣告無罪案評析：行為人對出借款項實施息轉本并要求借款人提供超額擔保的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

審理法院 ： 陜西省安康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號 ： （2022）陜09刑終18號

入庫編號：2024-03-1-167-005

關鍵詞 合同詐騙罪 息轉本 超額擔保 股權讓與

裁判要旨：出借人面對借款人資金緊缺無力還款的現狀，與借款人約定將利息轉為本金形成新的借款并要求借款人提供超額擔保及長期占有擔保物的行為，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行為。如果出借人未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對擔保物并無非法占有目的，也未對擔保物行使處分權利，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莫某等合同詐騙宣告無罪案是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的具有典型指導意義的案件。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出借人在借款人無力還款時，將利息轉為本金并要求提供超額擔保乃至股權讓與擔保的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法院最終以行為人缺乏“非法占有目的”為由宣告無罪。本文在梳理案情與爭議焦點的基礎上，重點圍繞“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標準、息轉本與超額擔保的商事邏輯、刑民界限的區分等核心問題進行法律分析，并從程序辯護、實體辯護、證據辯護等多維度系統總結辯護律師在本案中可以著力構建的辯護策略，以期為類似刑民交叉案件的辯護實踐提供參考。

一、案情概述

（一）基本事實

2013年4月至5月，陜西某隆公司以其子公司旬陽某達礦業公司名義，向深圳某譽公司先后借款1000萬元和2000萬元，雙方約定了借期、利率等事項。截至2015年5月13日，經雙方結算，陜西某隆公司共欠深圳某譽公司本金2577.289779萬元。

此后，深圳某譽公司總經理莫某安排員工姚某與陜西某隆公司簽訂借款合同，將該公司欠深圳某譽公司的利息、罰息、違約金合計401萬余元轉為欠姚某的本金。2016年1月，莫某又安排朋友王某某與陜西某隆公司簽訂借款合同，將該公司欠深圳某譽公司的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計2150萬元轉為欠王某某的本金。同年3月，再次安排王某某與陜西某隆公司簽訂協議，將1700萬元借款及利息共計2045萬元轉為新的借款。

在擔保方面，除吳某甲以其全部資產、陜西某隆公司以“旬陽大道”綜合開發項目資產提供擔保外，還增加了吳某甲之女名下別墅作擔保，并將吳某甲持有的某某礦業公司99%的股權質押給王某某，由深圳某譽公司代持。2014年10月，吳某甲已將上述股權轉讓給深圳某譽公司并在工商部門變更登記。

2016年7月，王某某向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起訴陜西某隆公司還款并申請查封“旬陽大道”項目，后雙方調解結案，確認陜西某隆公司欠王某某本金4203.6萬元、利息460.9633萬元。2018年，王某某將該債權轉讓給深圳某譽公司。同年8月，陜西某隆公司破產清算，深圳某譽公司以調解書申報債權8002.73509萬元。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單位及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誘使被害人簽訂陰陽借款合同并提供高額擔保，惡意以銀行走賬方式制造資金給付憑證、壘高借款金額，騙取被害人財產，數額特別巨大，構成合同詐騙罪（未遂）。抗訴時更認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既遂），犯罪數額為某某礦業公司采礦權評估價值7922.81萬元。

陜西省旬陽市人民法院一審宣告被告單位及三被告人無罪。旬陽市人民檢察院抗訴后，陜西省安康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二）爭議焦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可歸納為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主觀層面：深圳某譽公司及莫某等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體而言，將利息轉為本金、要求超額擔保、受讓股權并變更登記等行為，究竟是保障債權實現的合法手段，還是以“借款”為名行“非法占有”之實的犯罪手段？

第二，客觀層面：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合同詐騙行為？息轉本和超額擔保是否構成“騙取財物”的手段？

第三，刑民界限層面：本案的借貸、擔保及股權讓與行為，究竟應受民事法律調整，還是已逾越民事糾紛的邊界而進入刑事犯罪的范疇？

上述爭議的核心，最終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如何準確認定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件。

二、法律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標準

合同詐騙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其構成必須以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為前提。《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明確列舉了四種具體情形及一項兜底條款，但無論何種情形，均以“非法占有目的”為核心要件。

司法實踐中，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供述定案。根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需綜合考察：行為人是否明知無履約能力仍簽訂合同，獲取財物后是否逃匿或轉移資金，是否將財物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等。同時，不能僅因財產不能歸還就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詐騙與民事合同欺詐的根本區別在于主觀目的不同：民事欺詐行為人追求的是交易性利益，而合同詐騙行為人則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為根本目的。這一區分要求裁判者不能僅因存在欺詐或不當行為就輕易入罪，而必須嚴格審查行為人是否具有“排除意思”與“利用意思”——即是否有永久性地剝奪他人財產并據為己有的意圖。

（二）“息轉本”行為的法律定性

本案中，莫某等人將陜西某隆公司所欠利息、罰息、違約金轉為新的借款本金，是爭議焦點之一。公訴機關認為這是“壘高借款金額”的詐騙手段。

然而，從法律性質上看，“息轉本”即民間所稱“利轉本”，是借貸雙方在借款期限屆滿后，就未償還利息如何處置達成的新的合意。只要雙方自愿協商且不超出法定利率上限，該行為屬于民事法律調整的范疇。本案中，每一次息轉本均發生在雙方結算之后，由莫某與陜西某隆公司董事長吳某甲協商確定，并簽訂了新的借款合同。這表明：

第一，雙方意思表示真實。陜西某隆公司作為獨立的商事主體，對自身債務狀況應有充分認知，其同意息轉本并非因受欺騙而為之。

第二，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基礎。息轉本所依據的利息、罰息等均有原始借款合同作為依據，并非憑空捏造。這與“套路貸”中行為人以虛增債務、制造虛假銀行流水等手段騙取財物有本質區別。

第三，息轉本本身不創設非法占有的目的。出借人將利息轉為本金，目的是保障既有債權的實現，而非非法占有借款人的其他財產。即便約定的利率過高，損害的也只是借款人的經濟利益，應通過民事訴訟主張調減，而不能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

（三）超額擔保與股權讓與擔保的商事邏輯

本案另一核心爭議是：要求借款人提供超額擔保乃至股權讓與擔保，是否構成合同詐騙？

1. 超額擔保是債權保障的合理手段

在借款人已經出現資金緊缺、無力還款的情況下，出借人要求追加擔保、提高擔保額度，是維護自身債權的正當商業行為。擔保的價值本身具有不確定性——不動產的市場價格可能波動，股權的評估價值也可能變化——出借人要求“足額甚至超額擔保”，正是為了對沖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本案中，陜西某隆公司提供“旬陽大道”項目資產、別墅及礦業公司股權作為擔保，均有明確的合同約定。擔保的設立經過了雙方協商，而非出借人單方強行施加。要求超額擔保本身并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

2. 股權讓與擔保的本質是“擔保”而非“轉讓”

2014年10月，吳某甲將其持有的某某礦業公司99%的股權轉讓給深圳某譽公司并在工商部門變更登記。從形式上看是“轉讓”，但從雙方的約定來看——待借款全部還清后返還股權——這實質上屬于“股權讓與擔保”。

股權讓與擔保作為一種非典型擔保方式，其法律本質在于“擔保”而非“買賣”。讓與擔保權人取得擔保物所有權僅是形式上的，其真實目的在于擔保債權的實現，而非永久性地取得擔保物所有權。本案中，深圳某譽公司雖在工商登記上成為股東，但雙方明確約定債務清償后返還股權，這充分說明其目的不在于占有礦業公司資產。

3. 變更法定代表人不等于行使處分權

公訴機關抗訴時認為，莫某于2017年7月變更某某礦業公司法定代表人、重新辦理營業執照和印章的行為，表明其已對擔保物行使了處分權利，構成合同詐騙罪（既遂）。

然而，變更法定代表人與處分公司資產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為。前者屬于公司治理層面的管理行為，后者才涉及對資產所有權的處置。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深圳某譽公司或莫某等人對某某礦業公司的采礦權等核心資產進行了轉讓、抵押或其他處分。即便變更了法定代表人，只要未對擔保物行使處分權利，就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擔保物的目的。

（四）本案不符合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具體分析

綜合全案證據，深圳某譽公司及莫某等人的行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不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本案中的所有借款合同、擔保協議均在雙方協商基礎上簽訂，借款的本金來源、利息計算、擔保方式等核心事實均為雙方所明知。不存在“陰陽合同”或虛假銀行流水等欺詐手段。

第二，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判斷非法占有目的，需綜合考察履約能力、履約行為、事后態度等因素。本案中：（1）深圳某譽公司最初出借3000萬元是真實的資金交付，具有真實的借貸關系；（2）出借人通過訴訟方式主張債權，而非通過非法手段奪取擔保物；（3）出借人在破產程序中以調解書申報債權，系依法行使權利；（4）沒有證據證明出借人逃匿、轉移資金或揮霍財產。上述行為均指向一個目的——實現債權，而非非法占有。

第三，本案本質上屬于民事糾紛。雙方對利率是否過高、息轉本是否合理等問題存在爭議，這些爭議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解決。正如法院所指出的：“吳某甲如果認為借款利率約定過高，支付利息超出法律禁止性規定損害其權益的，可通過民事訴訟依法主張權利。”刑事手段不應輕易介入民事經濟糾紛，這既是對市場主體意思自治的尊重，也是刑法謙抑性原則的應有之義。

三、辯護思路總結與解析

本案的成功無罪裁判結果，為辯護律師在類似刑民交叉案件中如何構建有效的辯護策略提供了重要參照。下文系統梳理辯護律師在本案中可以著力構建的辯護維度與論證路徑。

（一）程序性辯護：堅持“先民后刑”的司法處理原則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程序性辯護往往是第一道防線。辯護律師應當首先論證本案本質上屬于民事糾紛，不應通過刑事程序解決，在訴訟策略上可著重從以下幾個層面切入：

第一，論證“民事違法”與“刑事犯罪”的本質差異。 民事違法與刑事犯罪并非程度差異，而是性質差異，并非所有不當的合同行為都構成合同詐騙。辯護律師應當指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民事違約或民事欺詐的行為人仍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只是履行存在瑕疵或違背了誠信原則。本案中，雙方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借款人獲取了真實的資金，出借人要求追加擔保、息轉本等行為雖可能存在利益沖突，但仍在民事爭議的范疇之內，與刑事詐騙具有本質區別。

第二，強調刑事手段介入的負面效應。 辯護律師可以向法庭指出，輕易將民事糾紛刑事化，不僅會打擊正常的商事融資活動，還會對市場主體的交易安全預期造成沖擊。如果每一筆民間借貸中的息轉本、追加擔保都可能面臨刑事追訴的風險，則債權保障機制將無從發揮其應有功能，最終受損的是整個市場信用體系。

第三，援引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規則。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不屬于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作為民事案件繼續審理。辯護律師應當據此主張，在借貸關系真實存在、合同條款經雙方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利率是否過高、擔保是否超額等問題應由民事法律調整，不宜作為犯罪處理。具體到本案，即便雙方對息轉本的金額計算存在爭議，對擔保范圍存在分歧，這些爭議的焦點仍是“還多少”而非“還不還”，本質上屬于民事債務履行范疇，而非刑事犯罪的“非法占有”。

第四，為裁判者提供清晰的民事救濟替代方案。 辯護律師的終極任務是幫助法官作出無罪裁判。為此，辯護意見不僅需要指出“為什么不是犯罪”，還需要為法官提供“如何處理本案”的替代方案——即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的路徑。法官面臨的現實壓力之一是“放人后民事如何處理”，辯護律師若能為此提供明確的方案（如指出陜西某隆公司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主張利率調減、請求法院確認超額擔保部分無效、在破產程序中依法申報債權并接受管理人審查等），將大大降低法官作出無罪裁判的心理門檻。

（二）實體性辯護之一：以“非法占有目的”為核心構建抗辯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的核心要件，也是辯護律師進行實體辯護的主攻方向。辯護律師應以“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標準為切入點，從多個維度構建論證體系。

第一，厘清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律內涵。 辯護律師應當準確界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含義——它是指行為人具有永久性地剝奪他人財產并據為己有的意圖，而非暫時的使用或一定程度的利益傾斜。在借貸合同關系中，出借人要求借款人還本付息，其本質是追求合同利益的實現，而非剝奪借款人的既有財產。即便出借人要求提供超額擔保，其目的也在于降低債權實現的風險，而非以擔保物本身為獵取目標。辯護律師需反復強調，債權實現與非法占有在主觀意圖上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不可將“追求債權最大化”與“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混為一談。

第二，以真實借貸關系為基石，論證出借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辯護律師應當著重向法庭呈現本案的原始借貸事實：深圳某譽公司向陜西某隆公司出借了3000萬元的真實資金，這一基礎事實本身足以證明出借人的初始目的在于獲取利息收益而非非法占有對方財產。此后發生的息轉本、追加擔保等行為，均依附于這一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服務于債權實現的目的，而非設局詐騙。只要真實的資金交付和借貸關系存在，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基礎就從根本上被動搖。

第三，反駁公訴方的“推定”邏輯，說明不能以結果倒推目的。 公訴方可能以借款人最終無法還款、出借人獲取了超額擔保等結果來推定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辯護律師應當指出，這種“以結果倒推目的”的論證邏輯不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不能僅因借款人資金鏈斷裂、擔保物價值超過債務金額，就倒推出借人從一開始就有非法占有目的。企業經營風險導致無法還款，與刑事詐騙中的“非法占有”有本質區別。辯護律師應向法庭闡明：如果只要借款人陷入財務困境、擔保物價值超過債權即可推定詐騙，那么大量正常的商事擔保借貸都將面臨刑事追訴的風險，這顯然不符合立法本意。

第四，論證“長期占有擔保物”不等于“永久性非法占有”。 本案中，雙方約定將吳某甲持有的礦業公司99%股權在工商登記層面變更至深圳某譽公司名下，并約定債務清償后返還。辯護律師應當著重分析這一行為的擔保本質——讓與擔保權人占有擔保物是為確保債權的實現，而非意圖永久剝奪擔保人的財產權。事實上，在讓與擔保的法律結構中，擔保權人負有清算義務，即在債務清償后返還擔保物，在債務不能清償時亦需通過清算程序實現債權而非直接取得所有權。本案中不存在出借人變賣、轉移、隱匿或揮霍擔保物財產的行為，恰恰說明其目的不在于非法占有。

第五，系統運用司法推定規則進行反證。 辯護律師可以圍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常見情形，逐項比照分析：（1）行為人是否明知無履行能力仍簽訂合同？——本案中深圳某譽公司具有出借能力且實際交付了資金；（2）行為人是否在獲取資金后逃匿或轉移財產？——無此情形；（3）行為人是否將資金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無證據證明；（4）行為人是否對擔保物行使了處分權利？——未處分。通過逐項排除，可以有力證明本案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要件。辯護律師還應在質證環節著重指出，根據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公訴機關應當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被告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而不應由被告人自證清白。

（三）實體性辯護之二：揭示“息轉本”與“超額擔保”的商事邏輯

辯護律師需要幫助法庭理解民間借貸實務中的商業邏輯，避免將商事慣例誤讀為犯罪手段。

第一，以市場邏輯闡釋“息轉本”的合理性。 在借款人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情況下，將其所欠利息轉為新的本金，是民間借貸中常見的債務重組方式。它的實質是出借人放棄立即收回利息的權利，給予借款人更長的資金使用期限，同時通過將利息“本金化”來維持資金的時間價值。這不是“壘高金額”的詐騙手段，而是債權人面對債務人還款困難時的一種務實選擇——與其僵持導致債務僵化，不如通過展期和息轉本為債務人爭取時間和空間。辯護律師應引導法庭看到，每一次息轉本后，債務并未消滅，但還款壓力得以階段性緩解，這實際上也為借款人爭取了喘息之機。

第二，以風險控制視角論證“超額擔保”的商業合理性。 當借款人已經出現還款困難時，出借人要求追加擔保或提高擔保額度，是風險控制的基本手段。擔保物的評估價值具有市場波動性，今天的“足額擔保”明天可能因市場變化而變得不足。因此，要求“超額擔保”是為對沖這種不確定性——這在商業邏輯上完全自洽。辯護律師可以進一步指出，商事交易中各方都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超額擔保是債權人正常的風險防范策略，不能因為擔保物價值高于債權就認定為“以擔保物為目標的非法占有”。

第三，強調擔保設定的協商性，論證不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 本案中，每次擔保的設定、每次合同的簽訂，均經過了雙方事先協商。陜西某隆公司作為獨立的商事主體，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對自身的債務狀況和擔保責任有著清晰的認知。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出借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簽訂合同的空間。辯護律師應當引導法庭關注以下關鍵事實：每一次借款合同的簽署、擔保條款的設定，是否經過了雙方實質性的協商，借款人對合同條款的含義及后果是否有充分理解，合同條款本身是否具有使一般人陷入錯誤認識的欺騙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合同詐騙罪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客觀行為要件就無法滿足。

（四）實體性辯護之三：區別對待不同行為階段的法律性質

辯護律師應當將本案所涉行為進行分階段、分層級的精細拆解，避免籠統地將多個行為“打包”定性。

第一，區分“借貸設立階段”與“債務履行與保障階段”。 在借貸設立階段，雙方真實完成了3000萬元的資金交付，不存在任何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在債務履行與保障階段，出借人要求息轉本、追加擔保，雖然手段可能對借款人構成較大壓力，但均服務于一個目的——保障債權實現。這兩個階段在主觀目的上具有連續性，均不指向“非法占有”。

第二，區分“擁有擔保權利”與“行使擔保權利”。 深圳某譽公司雖然取得了某某礦業公司99%的股權登記，并變更了法定代表人，但并未對公司核心資產（采礦權）進行轉讓、抵押等處分行為。辯護律師應當著重指出，擔保權人“擁有擔保”與“處分擔保物”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前者是保障債權實現的合法手段，后者才可能涉及非法占有。在缺乏處分行為的情況下，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三，區分“變更法定代表人”與“處分公司資產”。 變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治理層面的行為，主要涉及經營管理權的行使，而處分公司資產才涉及所有權層面的權利變動。辯護律師應當向法庭闡明：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更不能將前者作為認定非法占有擔保物的事實依據。

（五）證據辯護：以證明標準為支點構建質證體系

辯護律師應當嚴格運用刑事證據規則，對公訴方的證據體系進行全面質證。

第一，強調“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辯護律師應當反復向法庭強調，合同詐騙罪的成立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本案中存在一種合理的可能性——即深圳某譽公司和莫某等人的所有行為均出于保障債權實現的商業目的，而非非法占有。在存在這種合理懷疑的情況下，根據“疑罪從無”原則，應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認定。

第二，論證公訴方證據鏈的斷裂。 辯護律師可以系統梳理公訴方證據中的薄弱環節：是否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虛構”了任何關鍵事實？是否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隱瞞”了任何應當披露的信息？是否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對擔保物行使了處分權利？在每一項質證中，辯護律師都應當指出，公訴方可能將“商業強勢”等同于“詐騙手段”，將“借款人不利的合同條款”等同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這種論證路徑在證據法上缺乏充分支撐。

第三，引入“反向可能性”證據。 辯護律師應當主動向法庭呈現證明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出借人選擇通過民事訴訟方式主張債權而非非法手段奪取擔保物；出借人在破產程序中依法申報債權而非私下轉移資產；出借人在整個過程中未隱匿、轉移、揮霍任何財產。這些行為模式共同構成了一幅與“非法占有”截然相反的圖景。

（六）辯護策略的整體架構

綜合以上分析，辯護律師在類似刑民交叉案件中可構建如下整體辯護思路：

第一，定性優先。 首先論證案件性質屬于民事糾紛而非刑事犯罪，爭取在程序階段解決問題。辯護律師應當認識到，在刑民界限模糊的案件中，一旦進入實體審理，辯方的論證壓力將大幅增加，因而在程序階段即提出“本案本質上屬于民事爭議，不屬于刑事追訴范圍”的主張具有重要的策略價值。

第二，核心突破。 以“非法占有目的”缺失為辯護核心，將論證重點放在主觀要件的否定上。辯護律師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是合同詐騙罪最核心、也最難以證明的要件——公訴機關往往通過客觀行為進行推定，而辯方恰恰可以在這一“推定”的縫隙中尋找突破，通過逐項反證打破推定的成立基礎。

第三，分層論證。 對公訴機關的每一項指控進行精細拆解和針對性回應，避免籠統辯護。辯護律師應逐一審查：每一筆借款是否真實發生，每一次息轉本是否有雙方合意，每一項擔保是否有明確約定，每一個行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指向——通過層層剝離，使公訴方構建的“詐騙全貌”瓦解為一個個孤立的、本身并不違法的民事行為。

第四，情理交融。 既要從法律規范層面嚴密論證，也要向法庭闡釋商事交易的基本邏輯和商業邏輯，幫助裁判者從商業視角理解被控行為的合理性。辯護律師應當認識到，許多刑民交叉案件之所以進入刑事程序，與辦案人員對商事交易實踐缺乏深入了解有關。通過向法庭有效傳達商業邏輯和市場慣例，可以幫助裁判者突破“被害人受損＝被告人犯罪”的直覺判斷，看到案件全貌。

第五，善用指導性案例。 本案本身作為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入庫編號2024-03-1-167-005），其裁判要旨對類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辯護律師在代理類似案件時可充分援引本案確立的裁判規則：出借人將利息轉為本金并要求提供超額擔保及長期占有擔保物的行為，若未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對擔保物無非法占有目的且未處分擔保物，則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同時，還應系統檢索和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刑事審判參考》中的典型案例，以及本院或上級法院的類似判例，形成案例群支撐，增強論證的說服力。

（七）對辯護律師的實踐啟示

本案為辯護律師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提供了若干深刻啟示：

其一，刑法謙抑原則是辯護的有力武器。辯護律師應善于運用刑法的補充性原理，論證民事救濟途徑尚未窮盡時不應輕易啟動刑事程序。

其二，商事邏輯是破解“詐騙”指控的有效路徑。許多被指控為合同詐騙的行為，放在具體的商事交易背景中審視，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評價。辯護律師應當深入了解并善于向法庭呈現交易背后的商業邏輯。

其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明責任始終在公訴方。辯護律師無需證明被告人“沒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需要讓法庭看到：公訴方的證明未能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這一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是辯護律師始終可以利用的程序性優勢。

其四，善于在質證中瓦解推定基礎。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往往依賴于司法推定，辯護律師可以通過逐一反駁推定所依據的基礎事實（如資金去向、履約能力、事后態度等），使推定的大前提無法成立，從而動搖整個指控的邏輯鏈條。

其五，注重程序辯護與實體辯護的結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程序辯護（如申請將案件移送民事審理、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申請調取有利證據等）與實體辯護應當并重。辯護律師應認識到，某些程序性爭議的解決本身就可能實質性影響案件的走向，甚至以程序方式終結實體問題——例如，如果法院認可本案應先行民事審理，則刑事程序可能中止或終止，從而達到與實體無罪相當的辯護效果。

其六，為裁判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路徑。辯護律師的終極任務是幫助法官作出無罪裁判。為此，辯護意見不僅需要指出“為什么不是犯罪”，還需要為法官提供“如何處理本案”的替代方案——即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的路徑。法官面臨的現實壓力之一是“放人后民事如何處理”，辯護律師若能為此提供明確的方案（如指出民事救濟的途徑、訴訟時效、擔保物權的實現方式等），將大大降低法官作出無罪裁判的心理門檻。

四、結語

莫某等合同詐騙宣告無罪案，是一起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法院最終宣告無罪，關鍵在于準確把握了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這一核心要件的認定標準，嚴格區分了刑事犯罪與民事糾紛的界限。

本案的裁判啟示在于：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出借人將利息轉為本金、要求借款人提供超額擔保乃至股權讓與擔保，只要基于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經雙方協商一致、出借人未虛構事實且未對擔保物行使處分權利，就屬于民事法律調整的范疇，不應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裁判規則既體現了刑法謙抑原則，也維護了商事交易中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基本價值，對于指導類似案件的正確處理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辯護律師而言，本案提供了一個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實現有效無罪辯護的經典范本。其核心啟示在于：辯護律師應當善于運用刑法的謙抑原則，以“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為核心，以民刑界限的劃分為抓手，以商事邏輯的理解為輔助，以程序與實體并重為策略，綜合構建全面、立體、有說服力的辯護體系。在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唯有準確把握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的本質區別，善于從多維度構建辯護策略，才能真正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推動司法公正的實現。

游濤，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