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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在全國建立統一兵役制度，正式確立中央集權政權是在西南戰爭之后的事情。西鄉隆盛等維新政府的骨干在征韓論被政府否定后，辭職回鄉開始在鹿兒島(薩摩)發展擴充自己的勢力，形成一支足可以與明治政府軍相抗衡的軍事力量。

由于西鄉等人擁兵自重，利用大批對中央政府廢藩不滿的武士，在西南地區形成獨立王國，對中央政府構成巨大政治及軍事威脅，明治政府被迫下決心平息西南反政府勢力。

由于西南各藩在明治維新中的特殊貢獻，特別是在軍事上，中央政府一時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不得不繼續依賴西南藩作為其政權的基礎。

自征韓論擱淺之后，西鄉隆盛攜一批薩摩藩出身的近衛軍中堅干部返回鹿兒島，自1874年6月起，西鄉在鹿兒島創立私人軍事學校，“槍隊學校”(步兵)，亦稱“近衛學校”，招收回鄉的近衛軍出身人員，學生人數為500~600人，還有炮隊學校，集中了炮兵出身的回鄉人員約200多人，同時還開辦軍事幼年學校，這些學校實際上都是軍隊，費用除由鹿兒島縣政府支付外，西鄉本人也出一部分。

當時鹿兒島縣令(知事)島津久光是西鄉的摯友。鹿兒島內各種私人軍事學校的在校學生達3萬多人，而當時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也不過3萬人左右。西鄉建立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可以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軍事力量，并以此為背景，既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也不向中央政府繳納稅金，使鹿兒島縣成為獨立王國。

地稅改革及秩祿處分(減少對武士的俸祿)的結果，使鹿兒島的武士階層對明治政府的不滿不斷上升，內亂隨時可能發生，鹿兒島此種狀況的存在本身就是明治政府的心腹大患。

1877年初，明治政府決定接收在鹿兒島軍火庫的軍火，并偵察西鄉的軍事部署，引起鹿兒島武士的強烈反彈，西鄉軍襲擊了明治政府的軍火庫和造船廠。

2月13日，在鹿兒島市練兵場，反政府力量開始集結，并成立以西鄉為“總帥”的反政府軍，共5個步兵大隊，每個大隊2000人，相當于政府軍的一個旅。加上2個炮兵隊，共約1.3萬余人。反政府軍于2月14日從鹿兒島出發，向東京進發，要推翻明治政府，沿路反政府武士呼應，發展到3萬人。

政府于2月19日成立由有棲川宮為征討總督的鎮壓部隊，從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向九州集結。反政府軍首先于2月22日向熊本鎮臺(政府在九州地區的最大軍事基地)發動進攻，由此西南戰爭爆發。據守熊本城(司令谷干城少將)的政府軍兩個聯隊(團)及炮兵等共2584人，處于明顯劣勢，他們采取了謹慎防守迎敵的策略，堅守城池，等待援兵。

在政府援軍到達后戰局逆轉，西鄉軍被迫退卻至田原坂抵抗，后又敗走宮崎等地。8月17日西鄉在失敗中被迫解散叛軍，9月1日西鄉與僅剩的數百追隨者返回鹿兒島，24日清晨政府軍開始進攻西鄉最后陣地，西鄉在戰斗中大腿負傷，在武士協助下切腹自殺。這次戰爭的勝利對明治政府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西南戰爭的結果，即中央政府的勝利在日本全國實現了軍事力量完全統一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標，大大鞏固了明治政權的政治、軍事地位，為建立中央統一集權國家打下重要基礎。

第二，西南戰爭是對明治政府的一次政治、軍事上的嚴峻考驗，也是政府軍經過實施兵役制度等近代改革之后能否有效運作的一次重要嘗試。這次戰爭實際上也是新舊軍事體制的一場較量，其結果是新軍事體制下的政府軍戰勝了舊武士。

第三，西南戰爭的勝利使可能動搖明治政府的國內危機得到徹底化解，長期的內亂隱患基本消除，明治政府的主要軍事任務也從對付國內反政府勢力轉變為對付國外的軍備準備。這一軍事力量發展方向上的轉變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不久就開始實施對外擴張政策創造了條件。

1888年1月總理山縣有朋在其向內閣成員提出的《外交政略論》中強調朝鮮半島是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把聯合英德、通過締結日清同盟“共同保護”朝鮮作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政策。

這里山縣的擴張侵略目標十分明確，但其把假設中的“日清同盟”的中國領土也劃歸日本所有的想法不能不說是別出心裁的。同年12月，山縣在帝國議會的第一次施政演說中第一次提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第一是保護主權線，第二是保護利益線(朝鮮)”。

在同本書中，還有為甲午戰爭創作的軍歌，其大意是：

這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讓西洋各國高興”和“日本的義務”等提法。在明治維新后20年的時間里，在日本全國出現的這種對外擴張戰爭意識，為其日后更大規模的對外擴張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整個日本社會中也形成一種支持戰爭體制的社會氛圍。

早期擴張戰爭的思想脈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至今存在于日本社會的那種根深蒂固的錯誤的戰爭觀——“解放亞洲”等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也有少數反戰思想家，如幸德秋水在1901年著的《帝國主義》一書中，痛斥并否定了日本主流社會宣揚的日清戰爭的“正義性”。

他認為：

然而這種反戰呼聲太小，幸德本人也因大逆事件被鎮壓。日本全國被國家主義擴張戰爭的狂熱氣氛所籠罩。

在體制上，早期的明治政權首先是鞏固自身在國內政治、經濟上的基礎，建立一個盡可能適應近代化的全新政治、經濟體制。從1868年的維新到1877年西南戰爭的結束，是明治政權的初創、鞏固時期，也是一個向新體制的過渡時期，還是對外擴張的準備時期。

在明治政權鞏固時期，一股新的勢力在體制外逐漸形成，即自由民權運動，自由民權運動的產生是原體制內人物(板垣退助等)因對外擴張政策上的分歧而“出走”的結果，其核心人物較體制內人物在對外擴張思想上表現得更為激進。

原體制內人物在政治體制外所發揮的作用較“純民間人士”有很大不同。自由民權運動恰恰是以這種原體制內人物為核心，組織、發展起來的。它既可以作為體制外勢力影響明治政權的政策運作，又可以充當政治體制內與政治體制外相互合作的重要角色，發揮著政府及政治體制內人物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自由民權運動的主流勢力無論是自由黨系統，還是立憲改進黨系統都是以爭取實現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為目標的，即在天皇制體制下的自由民權。在早期(1870、1880年代前期)自由民權運動中，絕對主義天皇制尚未建立之前，自由民權運動也曾反對過以官僚專制為基礎建立天皇絕對權力體制，他們提出實現以國民主權為基礎的立憲君主制問題，被認為是“天皇制之下的民主主義實體”。

自由民權派從減輕國民負擔出發，批判政府的軍備擴充計劃，也提倡強化國權時以內治優先的原則。然而1884年，在政府壓力下自由黨被迫解散，立憲改進黨也處于解體狀態。后期的自由民權派在明治政府的分化、瓦解下，反而成為確立帝國主義權力的幫兇。

板垣退助等人是自由民權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人。但包括板垣在內，自由民權論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因明治政權沒有接受其政治主張，特別是對外擴張的政治要求后才退出政權的。

因此，在對外政策上，這些自由民權運動的核心人物盡管在體制外，甚至是比體制內當權者更為激進的對外擴張戰爭的鼓吹者和推動者。從對外政策來看，民權者的政治訴求只有典型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叫囂。在民權論者的對外政策主張中無法看到有“自由和民權”的基本特征。

特別是其對亞洲政策，只能使人感到這些民權論者是地道的帝國主義者、狹隘的大日本主義者。民權運動以“民意”為基礎，推動明治體制內外在對外擴張問題上建立高度的一致和廣泛共識。如果說有什么分歧，也不過表現在擴張侵略運用的手法或時機等策略性問題上。這個時期日本國內，無論“征韓”，還是爭奪中國東北“利益線”，都沒有真正的反對勢力。

借此機會，明治政府經過天皇睦仁的授權，特別赦免了維新前后因反亂罪被治罪的人員，甚至授勛敘爵，其中西鄉隆盛被授予正三位，被判死刑的吉田松陰被追授予正四位官職。這些措施是明治政府安撫反對派、整合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建立“舉國體制”的一個重要策略。

民權者在對外事務中表現出積極配合政府，并對一系列對外事件進行猛烈炒作，為國家對外擴張政策推波助瀾。

以1882年6月朝鮮發生的“壬午之變”為例，用福澤諭吉的話說，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是“天下人心皆集中于此點，而幾乎不顧及其他”。以強大社會輿論為背景，日本走向擴充軍備道路。兩年后，即1884年朝鮮甲申事變發生后，當時日本最大的民權勢力——自由黨(1881年成立、1884年10月一度解散，后又改建。板垣退助任總理)機關報《自由新報》，連續發表社論，要求對中國開戰，要“向世界展示我邦之武力，如能如此，諸如修改(不平等)條約之類的事便唾手可得”。

對于強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濟物浦條約，自由黨更是大加贊賞，稱之為“我當局者恪盡職守的功勛”，而逼朝鮮就范的公使花房是“再現了外國使節對我德川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的景象”，向朝鮮宣示日本的國權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福澤諭吉是軍事侵略朝鮮論的積極推動者，他提出“為了防止日本本國的頹廢，對朝鮮要顯示我武威，壓倒其人心”主張干涉朝鮮國事。福澤諭吉的民族擴張主義言論是日本式民族主義的代表作。

在日本與朝鮮簽訂不平等的修好條規之后，去朝鮮的日本商人很多是破落戶和無業的武士，不少人到朝鮮后往往以掠奪、欺詐的手段謀取“貿易”上的暴利，朝鮮民眾對日本商人的霸道行為日益不滿。在朝鮮制造經濟困難和社會動亂成為這個時期在朝日本商人等的重要工作，也成為日后日本對朝鮮進行侵略的輔助力量。

1884年以后自由黨機關報《自由新報》改變內事優先論，主張擴張國權的必要性，主動把本黨可能出現的下級黨員的國內起義的視線轉移到對外擴張上去。9月加波山事件3之后，《自由新報》要把“壯年有志者的熱心從內事轉移向外事，政府應利用這一點，策劃擴張國權的方法，對內以安定社會，對外以獲得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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