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月一日，105年前的今天，中國走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而有關“中國”是什么，我們聽過太多答案，政治的、地理的、文化的。許倬云先生在他九十三歲那年，交出了一部凝聚畢生心血的著作《經緯華夏》。他說，他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

這不是一部按朝代順序排列的史書，也不是一部以王侯將相為主角的傳奇，只有從生命中流淌出來的平實語言。華夏文明不是博物館里陳列的文物，而是此刻依然在我們血脈里流動的東西。

在《經緯華夏》里，許倬云先生沒有復述王朝興衰更替的傳統敘事脈絡，而是著眼于“三大核心區”，從地理角度來講述華夏文明孕育生長的過程。

第一個核心區是黃河流域，這里的土壤松軟而深厚，用木耒就能翻開，非常適宜早期農業的發端。也正是在這里，誕生了最早的部落和國家。文字從卜辭中生長出來，秩序與禮法的體系逐漸成型，這便是華夏文明的奠基。

豫西黃河平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人口最為眾多、種族最為復雜的地區。不同的人群、種族在這里互相交流，彼此激蕩，可謂是集中國新石器文明之大成，在其晚期散發出瑰麗的色彩。

第二個核心區是長江流域。這是一條貫穿東西的漫長地帶，上接古老瑰麗的三星堆，經過吳楚大地，下連豐饒精致的良渚文明。當中原的戰火向南燃燒，這片土地總能承接住文明的火種，并賦予之新的面目。

“秦嶺——漢水——淮河線”以南這一地區氣候溫和潮濕，植被飽滿，物產豐富，尤其河口湖濱處處沼澤，乃是稻米的原產地，水產眾多，人不知饑。

第三個核心區是東南沿海。從西南云貴地區延伸到南嶺、武夷山，這一地帶很長一段時間被看作邊緣之地，然而，這里豐富的砂石資源使工藝完成了由銅到鐵、陶到瓷的技術轉變。同時，豐富的航行活動也將內陸與太平洋彼端更廣闊的世界相連。

由四川盆地開始往東，一直到長江中下游丘陵、江湖地區，是中國的第二區。這一核心區又延伸出另外一個從東南到南部的沿海地區，包括西南的云貴，我們稱其為第三區——它是前兩個核心區的融合及延伸，兩個末端在東南交匯構成的第三個重要文化區。

在三個核心區之外，還有太平洋深處移民華僑組成的第四區，向西、向北包括了西起阿爾泰山東至太平洋的廣大北方，這些區域并非各自孤立地發展。它們在數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不斷地碰撞、交纏、融合。而文明的形成只是開端，華夏文明的珍貴之處，在于無數次沖擊之后，依舊沒有中斷。

《經緯華夏》并不回避痛苦。

許先生經歷兩個世紀，目睹過戰爭與流離。他寫這本書時，字里行間有一種近乎溫熱的關切——他關心文明的韌性從何而來，也關心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安頓自己。

他在書里寫到了近代以來中國遭遇的沖擊。

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中，曾不斷遭受外族侵擾，如“五胡亂華”的時代，突厥猖獗的時代，金人、遼人、蒙古人接連南下的時代，最后是滿人入主中原的時代。在此期間，中國數次面臨危急的局面，也不過只是朝代的更替。但是，1840年以后中國所遭遇的危機，不僅是國家要滅亡，連文化也要被抹滅。 時局的轉變，個人的遭際，使他們下定決心要尋訪、培植一批有用之才。他們在長江中下游一帶推行現代化建設，培養人才，學習西方的語言、數學、科學、工藝、軍工、造船等等…… 他們一面作戰，一面學習西方的知識，了解到西方經濟力量的強大：僅以上海言之，在西潮的影響下，居然在開埠后的短短十幾年間，就由黃浦江邊的灘涂地，一躍而為世界性的大港口。

但每一次危機，也都是一次重組的機會。舊的框架崩塌了，新的可能性才會生長出來。

他也寫到了抗日戰爭。那是一場整個民族共同承受的苦難，無數人在炮火中流離失所，無數人用生命守護著最后一點尊嚴。但正是這種在危難下迸發的認同感，形成了驚人的凝聚力。

是的，中國面臨挑戰，中國不再讓步。 “國家”兩個字，從此有了真實的意義。此后八年的苦熬，鍛煉了整整一代的中國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姊，以及那時還是幼兒的我們，心中想的是：沒有國家，還有我們個人嗎？從那時候開始，無數青年隨同他們的學校，徒步走向后方。在炸彈聲中，大學生弦歌不斷，教授夾著半部完成的稿件，在曠野、在山間繼續完成他們的一篇篇著作。

書寫這段歷史時，時年92歲的許倬云先生多次感傷，但他沒有停留在對苦難的渲染上，而是著眼于每一次危難后，廢墟上長出的新的芽苗。

正因如此，許倬云先生沒有就此擱筆，在他看來，理解文明如何誕生、如何延續，最終都是為了思索和回答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今天的我們，應當把文明帶向哪里。

從長江黃河孕育的上古文明，到如今富強的現代中國，讀《經緯華夏》，最能感受到的是時間的縱深。

許先生在《經緯華夏》的最后，把視野投向了更遠的地方。他談論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的共存，談論華夏傳統之“大同”對如今時代的意義。

中國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是個人為全體，全體也為個人。在個人到群體的每個階段，都有相對應的責任，也有相對應的義務。而群體的存在，則是提供個人無法獨立完成的工作，有群策群力的動力，可以共同走向成功。 每個個人的抱負，應當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過程，從近到遠，逐步擴大，最后達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頓所有的人類。在這“大同世界”沒有實現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我在這里祈求：各位讀者，請不要僅僅將這本書視為“教科書”。我在書中提出的課題，乃是希望各位借此機會思考：人類該如何避免互相傷害，而走向互利共存？言及于此，心情十分沉重。借用王陽明心學的“四句訣”其中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希望我們不再滯留于“無善無惡”的靜止狀態，我們必須要有所裁斷，有所取舍。我們將來面對如此嚴重新局面的態度，應非對抗，而是勸說。

這些話，出自一位九旬老人的筆下，帶著歲月的沉淀，也帶著不改的熱忱。

正如他在序言里所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教導，而是為了讓年輕人有方法、有勇氣去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在這個意義上，《經緯華夏》既是一份來自過去的禮物，也是一封寫給未來的信。

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今日，一群年輕人在上海的石庫門里聚在一起，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一個大多數人還不識字的農業社會。他們選擇了一條在當時看來幾乎不可能的路徑。

這一切放在五千年的尺度里，不過是短短一瞬。但正是這一瞬，承接了此前數千年的積淀，也開啟著此后無數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