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隴關道》《榆林道》《蕭關道》之后，胡成出版了最新的作品《河西走廊》。

在走河西走廊的過程中，與以往不同，胡成最深的感受就在于時間的折疊。在新書分享會的現(xiàn)場，他說——

西北很特殊，當我走在河西走廊的時候……大量的旅途就是我一個人，我能強烈感覺到過去與現(xiàn)在的折疊，尤其在張掖的黑水國……殘園里面殘磚斷瓦，甚至還有人拿殘磚斷瓦壘了土灶，可能是牧羊人在那里取火或者怎么樣。我看到那個土灶的時候，就像明清或者更久遠之前的某一個異族或者那時候的人在那個地方剛生完火、剛走開，我和他們擦肩而過的感覺，所以我對空間的羊皮卷或者歷史重寫本的感受非常深刻，遠比現(xiàn)在在北京或者上海能更強烈地感覺到歷史和時間并沒有真正過去，而只是以某種方式沉淀在我們身邊。

下文為活動的整理稿，有刪減。

活動現(xiàn)場，從左到右依次為羅新、胡成、押沙龍。（北京貝貝特/供圖）

時間只是折疊在我們腳下

《隴關道》《榆林道》《蕭關道》之后，為什么又有了《河西走廊》？

活動現(xiàn)場，胡成表示，外界所說的“關隴三部曲”其實并不是他最初的構想。真正連續(xù)的，是《蕭關道》與《河西走廊》共同組成的一段從西安到敦煌的漫長行走：“按照我本來的想法，是從敦煌出星星峽，一直到烏魯木齊，再到伊犁。”

《河西走廊》

作者：胡成

版本：北京貝貝特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年5月

河西走廊因此并不是終點，而只是某種更大敘事中的一個階段。

談到這些書的緣起，胡成也提到了自己多年反復重返西北的經歷。許多地方并非第一次抵達，而是一次次重訪。胡成說：“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寫《榆林道》的時候——我寫榆林那一章的時候印象特別深：榆林有一個榆林汽車站，我十幾年前去榆林的時候，汽車站就在那個地方，我那次去的時候，它還在那個地方。它邊上有一家肯德基，我在肯德基的二樓寫榆林那一章，一邊號啕大哭，一邊寫東西，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寫作……我去年又去了一次榆林，汽車站和肯德基還在，我透過那扇窗戶好像能看到當年的自己一樣。”

正是在這種不斷返回中，胡成逐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受：“時間從來沒有過去，時間只是折疊在我們腳下。”這也是本場活動主題“時間折疊”的來源。

黑水國遺址，攝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胡成/攝）

對此，押沙龍表示，在閱讀《河西走廊》和前幾本書的時候，自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我覺得更像是時空的‘雙重曝光’一樣的東西。它有兩條線，歷史一條線，現(xiàn)實一條線，這兩條線……疊放在一起，這時候你看這本書，看到的不僅僅是當時的‘此時此地’，好像你腳下有更深的一層土地、更廣遠的歷史。”

在這里，羅新指出胡成有自己的特點，胡成最大的特點就在于：“不是他一個人在旅行，而是很多人在旅行；不是他一個人在觀察，而是很多人在觀察。”羅新說：“這次《河西走廊》，他的這個特點發(fā)展得更加鮮明。”羅新認為，與此前幾部作品相比，《河西走廊》最大的變化在于胡成找到了一個貫穿全書的人——裴景福，“他抓到裴景福這個人，跟他走的路線一樣。這個人記錄又很詳細，他也做了大量的考證，不只讀這一個人的書，讀了好多人的書，把這個人當年在路上走的時候所有痕跡都找出來，日子、所見所聞、跟當?shù)毓賳T跟當?shù)刈x書人之間的交往，相當于寫了一個故事。他不在這個故事里面，退居次要，反倒是裴景福變成了主角，好像他在做調查，在追尋這個人一樣，就變成這樣一個故事。”

在羅新看來，“喜歡的讀者會非常喜歡這種寫法，但是也有可能有的讀者會吃不消，因為一般讀旅行寫作會專注于你看見了什么、你走了什么，后來發(fā)現(xiàn)你老在說別人，你老在引用另外一個人，而且你引用的那個人是另外一種語言，所謂的古漢語，對我們來說是外語……對于古文修養(yǎng)比較好的人當然沒有問題，對于（古文）不那么好的讀者來說，這也許是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勇敢的做法……但這也是很大的冒險，跟旅行本身一樣。”

河西走廊是一張巨大的羊皮卷

為什么在《隴關道》《榆林道》《蕭關道》之后，最新的這一本卻不叫“河西道”，反而使用了很現(xiàn)代的詞“河西走廊”呢？對于羅新的疑問，胡成表示，最早這本書其實想叫“甘涼道”，“因為相對來說里面寫的歷史是偏重于晚清和后來的歷史，如果在晚清的時候，比較貼切的就是‘甘涼道’。”甘涼道，就是甘州和涼州。涼州就是今天的武威。胡成說，自己起初并沒有想到“河西道”，只是想到“甘涼道”。但最終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起了《河西走廊》。胡成說，“雖然‘河西走廊’是現(xiàn)代概念，但是里面寫到河流或者一些地理方面的東西，實際上還在使用‘河西走廊’這個現(xiàn)代的稱呼。‘河西道’從頭到尾沒有用過，所以最后沒有選擇這個名字。”

那么，胡成又為什么會選擇裴景福這樣的人去貫穿整本書呢？回歸到裴景福這個話題，胡成表示，其實這本書中還寫到了一個人——陶保廉，“他的父親當時出任甘肅新疆巡撫，他等于跟著父親出差寫了《辛卯侍行記》……他以地理或者歷史學家的視角，寫了一本非常詳盡的關于西北歷史地理方面的書。”但裴景福與陶保廉不同，他是在被流放的路上寫下了《河海昆侖錄》，“他寫了更多的關于各個地方的一些細枝末節(jié)的小事。更難得的是，他寫到一些在當時看來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比如他的轎夫，他的仆人，或者路上遇見的賣饅頭的小孩……它讓我們在所有關于西北的旅途文字中，看到當時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

裴景福：后排左起第一位。（北京貝貝特/供圖）

胡成談到書中一個叫“來和”的仆人。這個年輕人在西行途中染上天花，最終客死異鄉(xiāng)。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知道他的生平，只能從裴景福留下的寥寥幾筆中，得知他曾經存在過。“如果不是裴景福寫到他，我們甚至不會知道這個名字。”但在另一方面，正如胡成所說：“我們知道的也僅僅是一個名字而已。”而這正是胡成喜歡裴景福的原因，“我一直以裴景福作為這本書和我同時行走在這個路上的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都替我們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小人物。讓我們看到，在那個時代不絕于道的這些流人筆記之外，在他們的生活之外，還有一些生活在那個時代和那條路周邊的小人物。”這也是胡成如此重視這些歷史材料的原因。

在這里，胡成借用了“重寫本（Palimpsest）”的概念：“古代羊皮卷被刮掉舊文字以后重新書寫，但舊文字其實從來沒有真正消失。”從這個角度而言，胡成說，“我們的歷史可能也像羊皮卷一樣，并沒有真正被抹去，它可能以某種方式縈繞在我們身邊。”

河西走廊在胡成看來，正是這樣一張巨大的羊皮卷，“我們走在上海、北京的時候，很難看到過去的歷史和時間對你的影響……比如我去了故宮或者去了北海，我也能感受到它們的存在，但是西北很特殊，當我走在河西走廊的時候……大量的旅途就是我一個人，我能強烈感覺到過去與現(xiàn)在的折疊，尤其在張掖的黑水國……殘園里面殘磚斷瓦，甚至還有人拿殘磚斷瓦壘了土灶，可能是牧羊人在那里取火或者怎么樣。我看到那個土灶的時候，就像明清或者更久遠之前的某一個異族或者那時候的人在那個地方剛生完火、剛走開，我和他們擦肩而過的感覺，所以我對空間的羊皮卷或者歷史重寫本的感受非常深刻，遠比現(xiàn)在在北京或者上海能更強烈地感覺到歷史和時間并沒有真正過去，而只是以某種方式沉淀在我們身邊。”

“小人物”往往只是

歷史敘事形成的偏見

在押沙龍看來，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與胡成的這幾本書并不相同。在羅新的書中，他以一種歷史學者的角度，用歷史縱深的眼光去看待，去寫自己的行程。而胡成則有一種審美上的感受，“就像攝影師的眼光一樣……他好像沉浸在一種氣氛里，這里有很多照片，他的文字和照片在我看來是一體兩面，都有一種他自我的審美和韻味在里面。”

押沙龍注意到，胡成的作品里總會出現(xiàn)大量普通人：賣菜的、開店的、放羊的、獨居的老人……“如果大家看過胡成老師以前的幾本書就會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人物最多的是老漢……當然不光是老漢，也有鹵肥腸的大姐，還有賣棗子的老農。”包括羅新的《漫長的余生》，也是通過一個歷史上的小人物，以王鐘兒的角度串聯(lián)起整本書，從小人物的視角來看大世界。那么，為什么總是這些“小人物”？

蘭州，內城北水門廣源門，20世紀20年代初。（北京貝貝特/供圖）

對此，羅新首先進行了一個有意思的糾正：“不要叫他們‘小人物’。”所謂“大人物”和“小人物”，往往只是歷史敘事形成的偏見。對于一個具體的人來說，他的生命、命運與感受本身就是完整而重要的。人與人的差別，更多只是緣分的深淺，而不是價值的高低。

胡成則從另一個角度回應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小人物”這個詞不含價值判斷，它只是意味著，那些人不會出現(xiàn)在新聞里，不會進入教科書，很可能也不會成為歷史書中的主角，而他自己也是這樣的小人物。但恰恰是這些人的生命，構成了歷史真正的底色。

正如胡成所言，“寫這些人的目的，并不是因為他們成為我書中的某個故事，而是我和他們產生命運上的連接，他們成了我的朋友，我能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告訴一些人，讓有些人知道他們的故事。像裴景福寫《河海昆侖錄》一樣，有一天，某些人讀到這本書也能知道我們這個時代，我作為寫作者路遇這些人的生平，如果我不寫這些人，可能就沒有人會去記錄他們，報紙不會記錄他們，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別的旅行作者能遇到他們，能寫下他們的故事。”

胡成坦言，“未來某一天，比如前一本書里的人物在這本書里死去，我這本書里寫到的這些人，比如編輯跟我說讀到會流淚的李建國，他可能在我下一本書或者我未來再去河西的某一天，可能也就不在這個人間了，但是他們層層疊疊地堆在我的書里，就像歷史層層疊疊堆在我們的腳下一樣，這可能就是我這些書微不足道的一些價值，相對于寫歷史、寫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東西來說，這些人可能才是這些書里最重要的地方。”而這也正是旅行寫作最重要的意義之一——記錄這些逐漸消失于歷史深處的人。

李建國，攝于2025年7月11日。（胡成/攝）

嘉賓/胡成、羅新、押沙龍

整理/何安安

編輯/張瑤 張婷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