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道光元年秋闈放榜的前夜，京城東壽山一間茶社里燈火通明。一群新科進士輪流抽簽決定“分部”，當有人抽到刑部名額，席間頓時鴉雀無聲。旁人端茶低語：“唉，此人怕是要觸霉頭了。”短暫的尷尬，恰好揭開了清代士子對刑部的本能排斥。
在官僚體系中，六部序列的安排源于明初，但入清后依舊沿用：吏、戶、禮、兵、刑、工。若只看事務量與影響，刑部應躋身前三，可它被放到第五，既是成文法的安排，也折射出文人士大夫對“刑名”二字的疏遠心理。讀書人以“修齊治平”自許，最推崇的是禮義仁政，提刀斷人生死似乎不夠斯文。
反差由此產生。同樣是一品大員，兵部尚書常被視為武臣樞紐，刑部尚書卻常被認為“氣類不正”。嘉慶十六年（1811年），兩廣總督百齡被調京，圣旨寫得恭謹：升授滿刑部尚書。按理這是入閣預演，一步之遙便能踏上協辦大學士之列。可百齡卻甩出折子自陳“風痹纏身，懼難勝任”。嘉慶皇帝心知肚明，轉而改授左都御史，事情就此揭過。
百齡的顧慮不止健康。其時，漢軍旗人金光悌執掌刑部，他以“秋審不誤一刻”著稱，京城流傳一句順口溜：“金尚書搦管如刀，入其門者先折腰。”與這樣的人共事，一旦案卷有誤，牽連不輕。刑部尚書簽發的文書，一紙可送人性命，若復審推翻，輕則褫職，重則入獄。宦海沉浮，多數大員寧肯管錢糧，也不愿碰“殺人書”。
法律素養亦是難題。科舉八股講究義理文章，對《大清律例》的系統訓練甚少。新入署的京官，每天要面對密密麻麻的案卷，條文數字堆疊，稍有疏忽便會“上覆不合”，被都察院糾彈。有意思的是，為了減輕壓力，刑部內部長期依賴書吏班頭起草文書，堂官簽字了事。久而久之，“官看簽，吏掌案”，士大夫更覺此地“下作”，滋生惡性循環。
環境同樣令人側目。刑部衙門東向張自忠路，后院連著第一監獄。每逢三伏與臘月，押解的重犯從各省源源抵京，囚車閂鎖聲、過堂哭喊聲不絕于耳。書吏們常在獄中驗尸，回衙未敢換衣，血腥味混著檀香，彌漫迤邐。對自幼誦《大學》《中庸》的士子而言，這氣味與廟堂的鐘磬格格不入。
佛、道兩教的因果觀又加重了心理負擔。清人葉名琛早年在刑部供職，后遷外任，總以“接判重案，夢魘不絕”相告友人。張云藻自咸豐四年起在法曹司經手死刑案件，十余年后獨子夭折，他在家書中感慨“此蓋夙業所牽”。信與不信且不論，但官場流言足以令后進心驚。
官署內的風氣更讓人退避。刑部流行一句話：“秋審前后，無日不飲。”同行為避晦氣，每日必設“解厄酒”，或祭告灶君、或放生超度，稍有忤逆便被視為不祥。乾隆四十三年，御史吳堃彈劾刑部郎中秦鏡“醉批案牘”，最終秦被降三級，書吏數人遭杖責。旁觀者把這起事故當成刑部“濁氣”的實證。
再看職業風險。清律規定，議罪科條若誤，按“失入人命”“失入財”定罪。刑部郎中田存義僅因抄寫數字錯誤，致一名囚犯多坐兩年牢，刑部自行議處，結果遭革職抄家。讀書人追求的是曠達清流，誰愿意在隨時爆炸的礦井里值班？
然而，刑部也并非無人向往。廣東人阮元早年就說：“欲明古制，須入刑曹。”他視研讀律例為治學要津，后任禮部尚書時仍以校勘《大清律例》自娛。只可惜，阮元這種法理與儒學并重的觀念在當時屬異數，大勢難改。
回到最初的茶社。抽到刑部簽的青年進士名叫許修齡，廣東番禺人。他沉默許久，終于擎著茶盞向父老作揖：“子當守國法，與諸君別。”有人勸他設法改派，他卻固執北上。三十年后，許修齡做到刑部侍郎，以平反數起冤案被人稱道。正是這類人，讓后世認識到法律之用，不必與文化氣脈為敵。
盡管如此，到清末制度廢改前，刑部依舊是士大夫們的“冷衙門”。他們口中不離仁義，卻對執法者諸多非議；他們推崇“為天地立心”，又畏懼“損陰德”的報應。官場心態與文化心理交織，才使得那方衙署的紅墻內外，長久縈繞著避之不及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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