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八章：塞達卡的物質基礎和規范性上層建筑

由政府支持的雙耕和機械化使生產關系的重大改變成為可能，毫無疑問，塞達卡目前正在上演的意識形態沖突是對這一變遷的反應。正是這些物質基礎的外源型變遷允許大地主和農場主改變租佃制度，增加地租，解雇佃農，用機器取代薪資工人，并且或者長期出租大量土地，或者收回土地自己耕種。經濟權力平衡的這種改變還讓富裕農民取消或減少了許多社會習慣：諸如舉辦筵席、伊斯蘭慈善施舍、借貸和預付工資，甚至包括許多先前的給予貧窮村民的社會承認和尊重，而這些社會實踐曾是以前的生產關系安排中至關重要的部分。簡言之，不再為富有農場主的物質利益所認可的先前的生產關系正在被逐步或整個地放棄，這就是已經發生的一切。

物質基礎的變遷及其在階級關系方面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是在既定的規范化環境的背景中產生出來的。有關這一規范化環境有兩個一般性事實值得注意。首先，并不像某種帕森斯理論的價值共識那樣，行動者遵從于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和高于他們自身的規范性秩序，而是遵從一個沖突的和有著不同解釋的規范性環境。例如，在雙耕之前，大農場主認為給予收割工人的扎卡特饋贈是一種恩惠或禮物，而工人自身卻認為這是自己理應被賦予的像收入一樣的一項權利。其次，這種規范性環境自身也部分地是雙耕和機械化之前物質生產條件的一個產物。因而，我們并非研究純粹外在于日常實際行動的精神構造，而是研究穩定地固化在大量平凡的物質性實踐之中的價值觀。 [460]我的目標要點在于，塞達卡的農民并非簡單地對客觀條件本身做出反應，而是對由嵌于具體實踐的價值觀所傳達的對那些條件的解釋做出回應。

在這種關系中，重要的是簡要勾勒出和稻米生產聯系在一起的物質實踐，以及雙耕之前普遍對這些物質實踐的規范性理解。就實踐本身來說，人們可以圓滿地幾乎完全按照相關行動者具體的物質利益加以說明。反過來，這些物質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雙耕之前的生產資料（稻田）的分配中明顯的不公平的產物。對于有實力的農場主來說，生產的關鍵問題是及時可靠地動員勞動力進行插秧、收割和打谷等主要作業。靠降雨量決定的生產計劃的限制造成了對于勞動力的峰值需求，即使有流動的工人，也需要有隨時性的地方援助以應對種植和收獲稻谷的不可避免的急需。因而，對大農場主而言，通過社會性體諒和友好的物質與象征行動開發忠誠的勞動力就有著突出的好處。在實行雙耕的最初幾年中，由于流動工人不再容易獲得，而聯合收割機還沒有出現，這種策略就變得尤為重要。在地主與其佃農的關系中這一過程也很顯著。那時，佃農很容易租到土地，而地主為了留住種田好手，也會因既定利益而不時做出讓步。除此之外，村莊精英的經濟動機還包括通過培養忠誠的政治追隨者而使自己獲得當地政府和黨派機構提供的好處，特別是自獨立以來精英們更是這樣做。

那些需要土地和工作——或兩者都需要——的人，也有著同樣的、甚至更迫不得已的算計。對那些僅能糊口、經常不得不在收獲后外出尋找工作的人來說，每個季能獲得穩定的租佃權或者可靠的田間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偶然但不可避免的危機，如歉收、家庭中死亡或疾病的發生，或者臨時性的儀式開銷都意味著能獲得借貸、施舍或緊急援助，對家庭來說并非只是一種便利，而更是一種至關重要的必需。 [461]如果他們公開地使自己適應于這些社會生產關系，并不斷努力重新定義其利害，那么他們的行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僅僅理解這些社會生產關系表面的自利基礎是不夠的。就我的目的而言，關鍵是對于意識形態沖突的分析，即掌握規范的過濾器的性質——這些自利的行動必須通過這一過濾器，以及它們如何、為何經歷這一過程而發生社會性的轉變。換言之，為什么經濟力量要以這種方式“委婉地表達”以及它的委婉化的結果是什么。 [462]從一種角度看，富人所做的就是通過那些他們曾經自愿付出的慷慨或施舍行為，將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經濟方式的一部分轉變成地位、聲望和社會控制的形式。當然，這種社會控制會再次轉變為勞動服務——并因而再度成為物質財富。正如布迪厄在類似背景下所發問的，我們是否會從這種只不過是聰明的伎倆中看到“勞動力購買的偽裝形式或者強制勞役的隱蔽性勒索”？

他回答道：

只要分析與在實踐中相互結合的東西不分離，即認識到本質上模棱兩可，曖昧不明行為的雙重現實……這種占有服務的全部現實就必定取決于如下事實，它只能發生在一種無私的禮物贈與儀式的偽裝之下，自愿援助同樣是一種強制勞役，因而也是一種自愿的強制勞役和強迫性援助。 [463]經濟力量的委婉化在兩種情況下成為必要：在直接的物質性強迫尚無可能的地方；在單純的資本主義市場的間接統治本身還不足以確保其占有的地方。 [464]在以上情境下，占有必須通過社會認可的統治方式實現。這種統治并不僅僅是用力量強加的，它也必須采取一種形式達到社會順從。如果它要行之有效，它需要弱勢的一方默認——即使只是在公共場合——這種委婉方式。

這種經濟控制的委婉形式的三種后果是我分析的中心。第一個就是，如果它能夠完全實現，它不可能沒有代價而實現。對人的培養如同種植稻谷，需要時間、精力和資源。想確保其勞動力供給和政治追隨者的大農場主，不得不一環扣一環地通過策略性的禮物、施舍、借貸、社交、宴請以及其他具體的和象征性的服務打造自己的社會權威。 [465]第二個且密切相關的后果是，經濟支配的委婉化只能通過耕種利潤的一定程度的社會化而實現。我非常謹慎地使用社會化這個詞，因為從來都不存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任何社會化。相反，實際發生的是對一部分農作物本身及其帶來的收益的適度的和策略性的社會化，它表現為危急時刻的饋贈、收獲之后的扎卡特禮物、筵席、慷慨等形式。這一有限的財富的社會化——確切地說是在私人之間實現的——是財富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社會信譽和勞動服務的唯一途徑。

在此，我們擁有了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私人占有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的鄉村對等物，只不過，在塞達卡的案例中呈現的是財產的私人占有和社會使用之間的矛盾。當我們著眼于窮人對富人的指責時，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贊同財產的社會使用。因此，對拒絕宴請、取消收獲之后的扎卡特禮物、拒絕施舍的譴責，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小氣和吝嗇的更為普遍的譴責，與財產的社會使用直接相關。即使是生產關系中的主要問題——聯合收割機的使用、租佃權的持有、加速遞增的地租征收以及村莊改進計劃的濫用——都可以訴諸過去無論是習俗中的還是特殊的伊斯蘭文化中的做法，其中，富人的財產和影響只有在它們同時有助于為社區的其他成員提供土地、工作和收入時，才能夠得到寬恕。這或許也是意識形態斗爭主要限制在馬來社區的原因——只有在這一范圍內，財產的社會使用才會得到人們積極的贊許。此類權利主張現在得到頑強的辯護，原因在于它們根植于共同（即使存在爭議）傳統的象征和物質做法當中。

財產關系委婉化的第三個方面是，它總是有關象征的操縱、斗爭與沖突的焦點。我們不能將這些模式視為僅僅是用以蒙蔽從屬階級的眼睛的一種策略，或一種神秘化。富人的象征行為當然是自利的，但構成自利內容的真正定義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因而，對于偶爾的禮物或扎卡特，如果我們像精英希望的那樣去看待它們，即視其為無私的慷慨，或者當我們將其視為僅僅是對占有的犬儒式偽裝時，我們就不能理解它們的全部意義。一種更為完備的觀點要求我們掌握委婉化本身的雙重象征操縱，正如湯普森在相關情境中所觀察到的：

甚至“慷慨”和“施舍”都可能被當做匱乏時期階級和解的算計行動，或者是（在暴亂的威脅下）群眾有計劃地勒索：（從上面看）“給予的行為”（從下面看）就是“獲得的行為”。 [466]讓我們將這一見解用于我們所熟悉的塞達卡的一個特定案例：哈姆扎和他經常的雇主哈吉·卡迪爾的關系。哈姆扎知道，哈吉·卡迪爾處在給他提供工作或預支未來工資的地位。他還知道，哈吉·卡迪爾和同他類似的人總是把此類行動描述為幫助或援助。哈姆扎進而利用這一點來追求他的具體目標；他使用所有的尊重和禮貌的恰當語言形式接近哈吉·卡迪爾，并且要求他的“幫助”和“援助” [467]。換句話說，他訴諸于自利的表述，那也是哈吉·卡迪爾對其自身行為的描述，從而將這些行動置于最有利的位置。我們對哈姆扎有足夠的了解，因而多少可以獲知他內心的真正想法究竟是什么。如果他贏了，他會實現自己要求的目標（工作或者一筆貸款），并且在此過程中，他有意無意中加強了對自己策略性地使用的原則的公共合理性。在此類細微的事物中究竟是誰在操縱誰，并不是能夠簡單確定的。或許，最好將其視為一種委婉象征的互惠性的操縱。

稍后我會回到這個主題，但現階段認識到在塞達卡激發階級關系的關鍵象征——慷慨、吝嗇、傲慢、謙恭、幫忙、協助以及富裕和貧窮——并未建立起一套行動者可簡單遵循的既定的規則或原則就已經足夠了。相反，這些只是規范性的原材料，它們為人們的日常行動所創造、保持、改變和操縱。我在此處進行的關于圍繞著富人與窮人關系的規范的討論非常類似于布迪厄在“親屬制度”和“親屬關系”之間所做的區分，前者被視為一個應該遵循的“封閉的、緊密的純粹邏輯關系”，而后者則是實際的社會行動者的實踐活動：

簡而言之，考慮到經濟決定因素以及相關的近乎完善的內在聯系，結構主義傳統或多或少地將完全的自主性歸諸于親屬的邏輯關系，而事實上只有通過并且為了正式與非正式的使用，它們才能在實踐中存在，這些參與其中在其正常運作中保持它們并使其有效運作的行動者——經由不斷地使用——更加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實際地或潛在地實現其不可缺少的功能，或者用更明確的說法，它們的確或者能夠滿足至關重要的物質與象征的利益。 [468]就親屬關系來說，對階級關系的意識形態進行社會分析的目標并非要對商定的規范達成共識，而是理解那些規范的制定和實施會因階級利益的不同存在很大差異。因而，不足為奇的是，我們看到了塞達卡的窮人不斷地致力于維持、強化和確認關于誰是富人、誰是窮人以及他們應該如何針對彼此而行動的看法。他們關于何謂得體行為的看法、他們的流言蜚語、他們對于“事實”的描述、他們對于綽號的使用、他們對于伊斯蘭義務的看法、他們的罷工和聯合抵抗、他們對于習俗性做法的選擇性使用，都服從于滿足他們物質和象征利益的規范性見解。正如現實中所發生的，由于生產關系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對他們的不利，他們發現自己正在捍衛大量的早先的慣例。

就富裕村民而言，他們同樣利用所有規范話語的彈性來最有利地表達他們自身、他們的權利主張和他們的利益。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問題略有不同。他們無法簡單地否認舊有慣例及其背后的規范性預設，但他們同樣不愿意放棄遵循慣例所要損失的利益。因而，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推入一種“事實”的建構中，即他們可以聲稱原有的慣例已不再適用。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堅稱收入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宣稱這里所有人都在大致相同的立足點上種植水稻，并且斷言那些明顯貧窮的人的行為在道德上不具備獲得任何同情照顧的資格。

富人的意識形態地位有兩個方面值得特別注意。首先，盡管它很少受到公開的挑戰，但我們從窮人不留心作出的嘲弄性解釋中可以得知，他們認為其沒有說服力——更不用說具有霸權了。其次，同樣重要的是，事實上富人從不公開否認富人應該考慮窮人的需要這一原則——而是爭論事實以及它們對特定情形的適用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意味著，他們自己不經意地“促進了——完全正式的——規范的保持”。[469]從一個更大的視角來看，塞達卡富裕農民的意識形態困境源于這樣的事實，即他們的經濟行為日益建立在新的市場機會的邏輯上，而同時他們的社會權威依然建立在傳統的支配形式上。因而，他們面臨著轉向更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經典性意識形態矛盾。 [470]在新的生產關系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下，財富的社會性使用隨之減少，進而無產階級的社會權威就相應地衰落。

此過程的直接結果就是與占統治地位的巫統結盟的大農場主和地主喪失了他們對于窮人的社會控制。過去，巫統對鄉村的政治控制直接建立在較富有的家庭能夠以經濟依賴關系，特別是租佃和雇傭關系來實施的對小土地所有者的社會控制之上。對巫統而言，依靠占比例較大的較富有的村民已經足夠了；這樣，在經濟上依附于他們的村民自然也就被拉攏過來。隨著對生產關系的“有機”依賴被拆解，隨著利益不斷地與對較貧窮村民的社會控制相脫離，地方權威的這些經濟網絡變得愈加脆弱。它們并未隨之消失，但數量日減，益發不可靠。而且，那些依然保留下來的經濟依賴關系現在日益緊密地被非個人化的市場力量——例如，現金工資制、契約租賃、全額且固定的經濟地租——所組織，以致就系統化的社會從屬而言產出愈少。

在此背景下值得指出的是，穆達地區稻田的不公平分配就其本身而言從來都不具合理性。畢竟，該地區大多數大片的土地都是通過抵押和其他精明的交易獲得的，這些交易則是利用了小土地所有者周期性的貧困。正如哈吉·布魯姆的故事充分表明的，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特權地位帶來的社會權威（與控制相對）的程度，只是建立在他們的財產滿足貧窮村民對于租佃權、工作和救助的實際需求的程度上。 [471]我正在強調的社會控制同財產的社會使用的聯系，或許最好地體現在自稱的慈善的例證中——扎卡特禮物、施舍禮物、偶爾的貸款和施舍。此類行動同時起到符號化和確認現存社會等級的作用。由于其非同尋常的可區別性和任意性，它們還用于挑選出“應受獎賞的”窮人給予優惠待遇，從而加強他們——至少公開地——對于從屬規范的順從。 [472]一旦此類慈善背后的策略理性喪失其經濟和政治力量，社會控制的主要元素也會失去。因此，許多村民為了自己的生計都開始極力“放縱”，并且，這正是富有農場主極力要加以合理化的。這種“自由”的結果給窮人帶來經濟痛苦，而為富人帶來財政回報。但是，它們也瓦解了有產階級的社會統治基礎。

這并不意味著村里的大農場主喪失了對地方事務的控制，更不必擔心他們會面對叛亂的農民。然而，已經發生的是他們的統治基礎已經改變了。曾經嵌于生產關系的原本依附性的控制，現在更多地基于法律、財產、政治強制、市場力量和政治資助。為了保證他們的信譽和投入，為了他們資助資源的提供，以及為了確保他們對于稀缺的土地和資本的持續控制的根本勢力，他們使得自己越來越依賴于國家。利益的紐帶現在不可避免地將這個階級與國家綁在一起，而這些紐帶當然意味著，其成員在面對任何可能危及其權力和影響的事件（例如持續的不景氣或重大的政治變革）時，變得越來越脆弱。頗具諷刺意味卻又完全符合邏輯的是，這個階級一直如此放心地與國家相結合，恰恰在此時，他們自身對于從屬階級的自發控制正在迅速地削弱。缺少了從早期的生產關系中生成的經濟控制，缺少了令人信服的嵌于現實的習俗中的意識形態位置，這些精英在依靠國家所能配置的資助、利益和控制資源的基礎上，也就只能孤身奮戰、自主沉浮了。

假使穆達地區鄉村人口中最貧窮的階層不再是稻谷生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假使他們在剩余分配的過程中不再必要，人們有理由提問：為何富有農場主還要不厭其煩地證明他們新的行為模式的正當性？為何還要對那些與農業制度幾乎無關的人證明農業制度的合理？這里有兩個密切相關的說法。其一，為富裕農場主的新行為提供的理由實際上相當草率、粗淺并且容易識破。它們無論如何很難讓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信服。其次，富有農場主自己也是早期農業制度以及支撐這一制度的規范化觀念的產物；如果他們選擇用自己最為熟悉的范疇理解和解釋新的安排，我們就不應該大驚小怪。

然而，人們可能想到，即使意識形態霸權作為稻作農業中日常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變得越來越不必要，但它對于國家本身的剩余分配卻舉足輕重。我確信，甚至這個推斷對于1900年以來任何時期的稻谷產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錯誤的。關于馬來半島的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它們對取自于稻谷耕作者的系統占有的依賴是如此之少。稻田的稅收總是最小限度的，而且當地的生產價格通常高于世界市場價格。即使在殖民時代早期，吉打州的財政歲入的大部分來源都不是鄉村收入。例如，1918年和1919年，鴉片和賭博專營的“包稅制”提供了地方歲入的主要來源。 [473]國家從穆達平原的農民那里一直以來需求的并且以后也會需求的是價格合理的作為商品稻米的剩余部分，這些大米可以用來養活礦場、種植園和當時城市地區的工業勞動力。穆達地區絕大多數的小土地所有者現在而且一直與這一目標基本無關。我們只需回想一下，穆達地區大部分（大概3/4）在市場上銷售的稻谷是由少數（11%）耕種面積超過10里郎土地的耕作者出售的。剩余部分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窮人勞動力來生產。并且這一勞動力并不被其他地方所需要。最近的估算表明，目前在種植園和城市中的現存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將大大超過這些領域可預期未來的人力需求。 [474]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穆達地區，占農村人口2/3的最為貧困的那部分人，現在已經基本上與生產或占有過程不相關了，無論對富裕農民還是對國家而言都是如此。

地方精英和國家為證明其統治不斷地進行意識形態的努力，如果我們想理解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只看稻作農業地區的生產關系是徒勞的，因而我們必須關注政治領域。在這樣一個多元化、開放的、外向型經濟中，國家收入主要取自于進出口稅、公司收入稅、執照、特許、消費稅和貸款。如果保守的馬來精英要繼續從經濟與國家所提供的特權和機會中獲利，作為基本的前提條件，就必須保持其對所在州的政治統治。在現行的半競爭性選舉體制中，達到這一目標要求大多數馬來選民的政治支持。 [475]馬來人口占最大多數的吉打州和吉蘭丹州恰恰也是水稻主產地區，它們的政治支持是必要的。在此背景下，就不難理解國家在發展計劃、撥款、診所、學校、貸款和基礎建設等領域中所做的許多努力，都是著眼于政治支持的最大化的。甚至可以說，正是國家和執政黨以向農村地區發放補貼的方式，在目前承擔了將統治委婉化的任務。這一委婉化的實現當然是以富裕的、擁有土地的當地巫統精英為中介的。在任何事件中，對稻作農民的政治控制本身都不是目的，也不是證明直接占有方式正當性的手段。政治控制是占有的基本前提條件，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