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城北一塊從地下挖出來的古石碑，牽扯出一座千年古城持續百年的爭論，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位文史研究者能拿出完全服眾的答案。

很多本地市民閑暇時都會去到爨文化博物館，近距離看一看三十七部會盟碑，碑上工整的古文字記錄下大理國時期一場影響整個滇東大地的重要盟約，幾乎所有人參觀結束后都會默認，石碑出土的那片區域就是當年會盟的完整城池，可真正深耕地方歷史、長期參與遺址勘探的人心里都清楚，這個看似理所應當的認知，其實存在巨大漏洞，圍繞古石城的實際邊界，行業內部長久以來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思路，兩種說法各自擁有古籍記載與實地發掘遺存作為支撐，誰也無法徹底說服另一方，古城的真實精確范圍，就這樣變成滇東文史圈一道長久懸而未決的難題。

想要看懂這場持續多年的討論，先要理清石碑與古城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這塊會盟碑誕生于大理明政三年，換算成通用紀年就是公元 971 年，當年滇東大大小小三十七個部族的首領齊聚石城，和大理段氏政權訂立互不侵擾、共同安穩發展的盟約，石碑就是這場盛大會面留下的實物憑證，把當年所有參與盟約的人物、約定內容完整鐫刻下來，成為如今研究云南古代部族歷史無可替代的核心實物資料。

漫長歲月里，城池損毀、地貌變遷，石碑被泥土層層掩埋，直到清朝康熙十八年，當地百姓在城北挖土勞作時意外將其挖出，出土地點落在城北近郊，距離舊時城郭僅有數里路程，這個出土點位也成為所有研究者判斷古石城位置最核心的實物依據。

石碑重見天日后，當地文人、地方官員陸續對出土地點進行記錄，各類地方典籍也隨之留下相關文字，只是不同年代撰寫的書籍，對城北距離的描述出現細微差別，有的文字記載石碑在城北二里位置，也有記錄標注為城北五里，兩種距離描述本身差距不算夸張，都集中在如今城北大營房周邊片區，早期所有人都默認，這片出土石碑的區域，就是當年舉辦部族會盟的石城本體。

隨著時代推進，元代、明代、清代陸續在這片壩子修建新的城池，后世的南寧縣城、曲靖府城一層一層疊壓在古代聚落之上，古城原本夯土修筑的城墻大部分被后期建筑覆蓋、破壞，完整的城墻輪廓慢慢消失在土層與房屋之下，只在城北少數區域還能找到一小段殘存夯土地基，僅憑零碎的墻體殘跡，很難完整勾勒出整座古城當年的四至范圍。

現代考古工作開展之后，工作人員多次在城北石碑出土區域開展小規模勘探，土層里陸續找到和石碑同一時期的瓦片、建筑構件，土層堆積層次也和大理國時期的歷史階段完全對應，這些出土實物進一步證實，城北片區確實屬于當年石城的核心區域，當年段氏和三十七部首領會面的地點一定落在這片土地上，這個結論是所有文史研究者、本地歷史愛好者全部認可的內容，不存在任何分歧，大家產生分歧的地方，集中在 “石城” 這兩個字對應的空間范圍，到底只是城北一小塊單獨的軍鎮小城，還是覆蓋整片曲靖壩子北部的大型聚居城池。

一部分長期專注碑刻文物研究的從業者，更傾向把古石城劃定為城北大營房周邊范圍有限的小型城郭。他們判斷的核心依據，全都圍繞石碑出土現場的實地遺存展開，勘探過程中，只有城北狹小范圍能持續找到大理國同期建筑遺存，往南靠近后世老城的區域，地下土層大多是元明之后堆積形成，很少出現和會盟同一時期的生活、建筑痕跡，殘存的夯土墻長度很短，圍合出來的空間規模不大，整體格局更偏向古代專門用來駐守士兵、處理短期軍政事務的堡壘，而非能夠容納大量部族首領長期停留的大型城市。

持這一思路的研究者也會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進行分析，公元 971 年這場三十七部會盟，本質是一次短期軍政會面，所有部族首領完成盟約簽訂之后便會各自返回屬地，不需要長期在城內生活居住，一座規模不大、駐守守軍的小型軍鎮，完全可以承載這場儀式。古代南詔、大理政權在滇東區域設置多處軍鎮據點，每一處據點核心功能都是管控周邊部族、調解各部之間的矛盾沖突，石城作為郡級管控節點，核心價值體現在軍事調度層面，不需要修建覆蓋整片壩子的龐大城池。

明清兩代流傳下來的地方題跋、碑刻注解文字，大多將古石城定位在城北數里范圍，后世部分典籍里出現的城北二十余里的記載，經過文字比對和實地地形核對，被認定是編撰書籍時混淆了唐代石城縣治和大理國時期會盟石城，兩處地名時代不同、位置不同，不能混為一談，自然不能用來佐證古城擁有廣闊范圍。

長期研究西南歷史地理、梳理古代行政區劃脈絡的另一批從業者，則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眼中的古石城，不能只局限在出土石碑的城北小片區域，而是一整片連貫的大型聚落，范圍向北囊括大營房夯土遺址，向南延伸到如今曲靖老城核心地帶，西至寥廓山山腳，東側順著河道一路鋪開，南北跨度超過兩公里，整片曲靖壩子北部核心區域，都屬于當年石城郡的城池范圍。

支撐這一觀點的文字資料，以元代地理典籍、全域疆域記載為主，南詔設立石城郡，管轄范圍覆蓋如今滇東大片區域，同時輻射部分川南、黔西邊緣部族，三十七部分布地域廣闊，作為統轄數十個部族的郡治中心，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座幾百米范圍的小城運轉日常行政事務。

從聚落延續性的角度來看，持這一觀點的研究者發現，整片壩子地下的古代遺存存在連續分布的特征，城北出土大理國器物，往南老城地下雖然大理國地層埋藏更深、被后世城池破壞嚴重，但依舊能零星找到同期生活遺物，整片區域的古代人類活動痕跡沒有出現明顯斷層，說明從大理國到元代修建南寧縣城，人類聚居區域是逐步向南拓展，而非兩處完全互不關聯的獨立地點。

元代直接在古石城聚落基礎上修建新的縣級城池，城池發展擁有清晰的傳承脈絡，古代郡治城池大多會隨著人口增長逐步擴建，早期核心據點在城北，后期不斷向南延伸，整片連通的聚居區域，在當時都會統一稱作石城。當年三十七部會盟到場的部族首領人數眾多，各類隨行人員、護衛隊伍數量龐大，狹小的城北堡壘很難同時容納這么多人聚集活動，只有整片連片的大型聚落，才能滿足大規模集會的空間需求。

兩種解讀思路都有完整的古籍文字、地下出土遺存作為支撐，不存在憑空猜測或者刻意曲解歷史的情況，兩種觀點之間不存在對錯之分，只是大家評判 “石城” 一詞時選取的參考標準完全不一樣。專注碑刻與現場遺址的研究者，判斷標準是當年舉辦會盟儀式、石碑埋藏的實體小城，只認可會盟發生當天實際使用的那一片夯土堡壘；梳理古代行政區劃、區域發展脈絡的研究者，判斷標準是南詔大理時期石城郡完整的治所聚居區，把同一時期連片發展的所有人類活動區域全部劃入古城范圍，評判標準出現偏差，直接造成兩種邊界說法并行多年，始終無法形成統一結論。

普通本地居民翻看相關歷史內容時，很容易產生疑惑，同樣一座古城，為什么會出現兩種差別巨大的范圍界定，想要理清其中根源，不用復雜的專業知識，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就能看懂核心問題。大家生活的城市，不同人說起 “主城” 范圍，理解都會不一樣，有人只認為市中心核心商圈才算主城，有人會把周邊連片建成的小區、街道全部劃入主城范圍，和古石城的爭論本質是同一個道理，同一個地名，站在不同時間維度、不同觀察角度解讀，覆蓋的空間范圍自然存在明顯區別。

放到古石城這件事上，站在單一場活動的視角，當年簽訂盟約只用到城北那一小塊堡壘，狹義范圍的說法就完全成立；站在古代地方行政長久運轉的視角，石城作為郡治，整片壩子北部連片聚居區都屬于城池體系，廣義范圍的說法同樣具備合理依據，兩種解讀只是切入角度不同，不存在一方完全否定另一方實物證據的情況。很多本地人參觀展館之后，只會記住石碑出土在城北，不會深入了解背后兩種分歧觀點，也很難意識到我們日常口中的古石城，其實沒有固定不變的精確邊界，這種信息差，也讓這段本地歷史謎題很少被大眾熟知。

除了評判標準不同，現實環境也讓完整確定古城邊界這件事遲遲無法落地。古石城墻體全部采用夯土修筑，泥土墻體本身耐侵蝕能力很差，歷史上曲靖壩子多次遭遇山洪侵襲，泥水長期沖刷讓大量城墻基底損毀，之后歷經數次戰亂，城池建筑再度遭受破壞，等到明清兩代新建府城、縣城，大量民居、道路直接修建在古代城池遺址之上，現代城市建設進一步覆蓋整片區域，高樓、街道、居民區鋪滿當年古城的地下范圍，想要開展大范圍、完整的全域考古發掘，幾乎不具備可實施的條件。

如今工作人員能開展的勘探工作，大多是配合道路施工、小區建設進行小規模搶救式挖掘，只能零散獲取局部地層信息，沒辦法完整摸清古城完整的城墻走向、城門位置、外圍壕溝布局，缺少連貫完整的墻體遺存作為實物鐵證，自然無法敲定毫無爭議的精確四至。

流傳下來的古代典籍文字互相存在出入，也給界定古城范圍增加不少難度，不同朝代編撰的地方史書，記錄地名距離、城池位置時，會因為編撰者實地走訪程度、前朝資料保存完整度出現偏差，唐代、大理國、元代三個時代先后出現名稱相近的石城相關地名，文字記錄沒有清晰標注時代，后人閱讀典籍時很容易把不同時期的城池地點混淆，想要剝離每一段文字對應的真實年代、真實地理位置，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比對不同古籍、核對地下出土文物，梳理過程中難免出現不同的文字解讀方向，進一步拉長統一結論出現的時間。

很多人會好奇，這場關于古城范圍的討論，看似只是文史圈內的學術探討，和普通人日常生活沒有關聯，實際并非如此。本地文旅發展、遺址保護規劃、歷史文化宣傳全部建立在古城范圍的準確界定之上，如果沒有統一的邊界定論，劃定文物保護區域時就會存在模糊地帶，城北夯土遺址能夠明確劃入保護范圍，但是往南老城地下同期遺存是否納入古石城保護體系，很難給出清晰答案，城市建設規劃過程中，地下古代遺存的保護標準也會出現區分。

日常面向大眾的歷史科普內容，同樣會受到影響，展館講解、本地歷史宣傳文案，只能同時介紹兩種主流說法，沒辦法給出唯一確定答案，外地游客、年輕一代本地居民了解這段歷史時，難免會產生困惑。

換個角度來看，這種沒有統一結論的歷史謎題，反而讓曲靖本地的歷史文化多了一層獨特的魅力，一座留存千年盟約石碑的古城，沒有被固定的邊界框架束縛，兩種具備完整依據的解讀思路并行存在，也讓大家看待地方歷史時，不會局限單一固定答案，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待同一段歷史遺存。歷史從來不是一套標準化的固定答案，地下遺存殘缺、古籍文字存在出入、時代視角各不相同，都會留給后人持續探討、不斷考證的空間，正是這些留存至今的疑問，才會持續吸引本地人、外地歷史愛好者不斷關注三十七部會盟碑與古石城的故事，愿意主動去挖掘藏在城市土層之下的過往。

生活在曲靖的本地人，從小到大或多或少都聽過三十七部會盟的相關故事，很多人去過存放石碑的展館，近距離看過碑身上留存千年的文字，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座古城至今沒有敲定統一的精確邊界，兩種各有依據的說法持續并行。城市發展日新月異，城北、老城不斷有新的建筑落地，地下埋藏的大理國遺存還在土層中靜靜留存，未來如果出現大面積完整勘探的機會，完整的古城墻體、配套遺存全部重見天日，持續多年的范圍爭論或許會迎來清晰答案，在此之前，兩種解讀思路都會持續留存，成為滇東地方歷史一道獨特的謎題。

很多外地網友來到曲靖旅游，都會專門安排時間參觀會盟碑，看完石碑之后大多只會簡單了解當年部族會盟的基礎故事，不會深挖背后古城邊界的爭議，不少本地年輕人也是通過短視頻、本地文史文章才第一次知曉這段持續百年的討論。一座城市的底蘊，不只依靠流傳于世的石碑、古建筑，這些尚未完全解開的歷史疑問，同樣是獨屬于這片土地的文化財富，也讓大家在接觸本地歷史的時候，多一份探索與思考的空間，不會簡單接受單一固化的歷史說法。

現在不妨一起聊聊，如果你去過爨文化博物館看過三十七部會盟碑，看完這篇內容之后，你更偏向城北小片軍鎮小城的說法，還是覆蓋整片曲靖壩子北部的大型聚落說法？長期生活在曲靖的居民，從小到大有沒有聽家里長輩提起過古石城相關的民間說法，民間流傳的古城范圍，和文中兩種主流觀點是否存在差別？對于一座留存千年的古代城池，你覺得想要敲定精確邊界，最重要的佐證是地下完整的城墻遺存，還是各類古代典籍文字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