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恰逢世界杯賽事火熱進行，綠茵賽場上的熱血競技牽動無數觀眾目光。把時間拉回到100年前，中國也曾經有過一位令舉國球迷為之瘋狂的“球王”李惠堂。
近日，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趙崢與《不懂球》播客主播、資深體育媒體人陳萌、歷史學者沙青青在上海真寶藝術空間，圍繞趙崢新書《“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時代：1925-1945》，展開講述這位民國時期“球王”的傳奇人生。
百年前的中國“球王”
當下大眾熟知的世界球王多為貝利、馬拉多納等國際巨星，而絕大多數人并不知曉，百年前的中國也曾誕生過一位“球王”李惠堂。
在廣東梅州五華縣，有一座以李惠堂命名的“惠堂體育場”。“這是國內罕見的以人物命名的專業體育場。”趙崢說，這是李惠堂家鄉對這位“球王”的最高認可。
沙龍現場
賽場上，李惠堂締造了近代中國足球的黃金時代。趙崢指出，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力積弱、飽受“東亞病夫”偏見的背景下，李惠堂數次帶領中國足球隊征戰遠東運動會，屢獲佳績。尤其1934年最后一屆遠東運動會，正值日寇侵華、偽滿洲國妄圖借體育合法化侵略成果的特殊時局，李惠堂在賽場少一人作戰的絕境下，頂住壓力罰入制勝點球，絕殺日本隊拿下冠軍，助力中國足球隊實現遠東運動會九連冠，以賽場勝利捍衛國家尊嚴，成為近代國人提振民族自信的重要精神符號。
晚年的李惠堂躋身國際足壇核心圈層，出任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中國人在國際足聯的最高任職者，還曾現場見證貝利世界杯奪冠，與世界球王結下深厚淵源。
上海成就了李惠堂的傳奇
上海是李惠堂職業生涯的蛻變之地。
“李惠堂‘球王’的稱號正是在上海獲得的。”趙崢介紹，1925年，李惠堂從香港遠赴上海，在此深耕五年，完成了職業生涯的蛻變與突破。上海成就了李惠堂的傳奇，而他也重塑了上海乃至中國足球的面貌。
為什么李惠堂在1920年代來到上海之后，能夠成為市民為之瘋狂的足球明星并贏得“球王”的稱號？
正如趙崢所言，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僅要從體育史入手，還要與當時上海的時代背景相聯系。
彼時的上海正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五卅運動掀起民族覺醒浪潮，國人的民族尊嚴與獨立意識空前高漲。民族情緒、城市政治、租界治理、青年教育與新式媒體都在重新塑造公共生活。足球在此時不再只是“洋人游戲”或校園消遣。
立足這片土壤，李惠堂組建樂華足球隊，在1926至1928年間打破上海足壇原有秩序，多次擊敗西方球隊。這給足球運動以新的意義：足球不再是單純的娛樂炫技運動，更成為國人彰顯民族志氣、凝聚家國情懷的載體。
1926年，李惠堂 （右二）與復旦大學足球隊合影照片收錄于1926年《復旦年刊》 圖/復旦大學檔案館
除了賽場榮光，趙崢還挖掘出一個極具新意的歷史細節：李惠堂是近代上海體育商業化、大眾化的先行者，更是民國上海“摩登文化”的核心符號。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流傳著“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佳話，他與電影皇后胡蝶、京劇名角等并列成為上海灘頂流，影響力橫跨體育、文化、商業多個領域。
1936年8月31日，英國倫敦，中華足球隊隊長李惠堂（右）與阿森納足球隊隊長亞歷克斯·詹姆斯交流
這種流行文化甚至越過了上海本地。《南華日報》記載，1935年滬中華足球隊抵達巴達維亞時，沿途僑胞和當地人不斷高呼“上海”和“李惠堂”。到1939年，上海報紙談到請李惠堂北來參加慈善賽時，又有“飯可以不吃，球王不可以不看”的說法。報紙當然有夸張的成分，但它至少說明，李惠堂已不只是一個運動員姓名。他在很多人那里，代表著上海、足球、勝利和一種被想象出來的現代中國。
李惠堂和他獲得的獎杯
“以往學界研究民國上海摩登時代，多聚焦文學、電影、建筑領域，卻常常忽略體育的重要價值，而李惠堂、楊秀瓊等體育名將，正是摩登時代的體育名片，是近代中國城市現代性轉型的重要見證者。”彼時，李惠堂登上《良友》等頂級時尚文化雜志，深耕教育、商業、傳媒等多個領域，不僅任職復旦大學體育指導員，助力上海高校足球發展，還憑借超高人氣引領全民足球熱潮，京劇名角、影視明星皆為其忠實球迷，影響力徹底突破體育圈層。
“今天我們再去回顧上海的這段歷史，也應該看到李惠堂和他的時代影響，這應該成為上海這座城市重要的一份歷史遺產和文化遺產。” 趙崢表示。
本次真·沙龍由真寶藝術空間BAO ROOM、南翔書苑、“邊角聊”播客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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