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佩珊

文/孫樹強

凱恩斯生前寫過不少具有政論性質的小冊子，每一本小冊子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這些小冊子多是針對當時的某一個問題進行集中討論，篇幅不長，但基本上對要討論的問題進行了清晰地分析和解釋，集中體現了凱恩斯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和主張。小冊子的寫作風格也是簡單明快、暢所欲言，讀起來非常順暢。《通往繁榮之路》一書收集了《丘吉爾先生的經濟后果》《俄羅斯掠影》《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勞合·喬治能夠做到嗎》《通往繁榮之路》《如何籌措戰爭經費》等六篇文章，這些文章時間跨度為1925至1940年，《凱恩斯傳》的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通往繁榮之路》一書顯示了凱恩斯已成為世界政治家，是凱恩斯革命史上一份核心文獻。在實際政策的層面上，第一次以乘數分析為基礎的凱恩斯革命已經進入了通向勝利的坦途。

上述部分小冊子寫作時間距《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出版時間已經比較接近，通論中的部分思想和主張在這些小冊子中已經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和闡述。尤其突出的是，經濟蕭條時期，凱恩斯主張政府要拋棄陳舊的教條，積極作為，推動經濟走上繁榮的軌道。可以說，《通往繁榮之路》已經清晰展現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思想軌跡，但《通往繁榮之路》明顯是一本讀者友好型的著作，相較于晦澀難懂的通論，《通往繁榮之路》觀點明確、閱讀順暢，即使非經濟學專業的人讀起來也沒有什么障礙。

丘吉爾先生的經濟后果

凱恩斯寫作《丘吉爾先生的經濟后果》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對時任英國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恢復金本位制度提出批評，認為金本位制度造成了英國出口不振、經濟低迷，即使恢復金本位制度，也應該選擇合適的時機或將英鎊與黃金設定在合理的比價水平。為了更好地理解凱恩斯的觀點，這里有必要對金本位制度進行簡單的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貨幣體制上實行金本位制度，即將黃金儲備作為本國貨幣發行的基礎（或直接流通金幣），流通中的貨幣可以按照固定比率與黃金進行兌換。金本位制度保證了流通中貨幣的價值，也為實施金本位制度國家之間貨幣匯率穩定提供了基本保障，有助于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但由于金本位制度以黃金作為貨幣的錨，黃金的儲備情況決定了貨幣發行的多寡，這就難免使經濟受到黃金儲備的約束，這也是金本位制不得不承受的“副作用”。

《丘吉爾先生的經濟后果》這篇文章寫作于1925年下半年，在這年的4月份，英國正式恢復了因一戰而中斷的金本位制度。凱恩斯認為，當時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但英國經濟卻差強人意，失業率達到10%，英國的問題既不是國外經濟蕭條所致，也不是國內消費縮減所帶來的結果，問題的根源在于國內和國外的價格失衡，英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太高了，背后的原因就是英國在不合適的時機和不合理的水平上恢復了金本位制度。

對于為什么英國出口產品價格較高，傳統的觀點將其歸咎于勞動階層工作得太少，而拿到得太多，生產效率低下，但凱恩斯認為，由于恢復了金本位制度，英鎊在國外的價值已經提升了10%，出口行業的糟糕表現正是英鎊價值變化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在金本位制度之下，不同的貨幣與黃金之間都存在一個比價，如果某一種貨幣可以兌換更多的黃金，那么也就意味著對其他貨幣來說這種貨幣“更貴”，以這種貨幣計價的商品價格也就更高。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一戰之后，為了滿足戰爭需求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制度，貨幣發行規模大幅增加，國內的價格水平也隨之水漲船高。在國內價格水平較高的情況下以不合理的比價恢復金本位制度，勢必會對出口產生較大影響。當時，凱恩斯并沒有對金本位制提出太多批評，他所反對的乃是恢復金本位制的時機以及在不合理的比價水平上恢復金本位制度。凱恩斯認為，如果丘吉爾恢復金本位之時，將英鎊與黃金的比價固定在低于戰前的水平上，或者等到英鎊的貨幣價值已經調整到與戰前平價相適應的時候再恢復金本位制度，那么英國出口行業所受到的沖擊就不會如此之大。

那么，丘吉爾為什么要急著恢復金本位制度呢？凱恩斯猜測，部分可能是因為他缺乏一種本能的判斷力，因此無法阻止錯誤的發生，部分是由于他缺乏這種本能的判斷力，從而使他在傳統財政的一片聒噪聲中，失去了聽覺，迷失了方向。最重要的是，丘吉爾的那些專家們嚴重地誤導了他，使他最終誤入歧途。凱恩斯在書中并沒有對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進行討論，實際上，這可能是丘吉爾恢復金本位制度的重要原因。凱恩斯也承認，“這一制度（指金本位制度），乃是隆然高臥在經濟機器最頂端的那些人的基本象征和心中偶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金本位制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貨幣體系的“圖騰”，人們對金本位制度的信仰甚至超越了對自由貿易、低稅收、小政府等理念的崇拜。英國是率先實施金本位制度的國家，借助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英國倫敦成為全球的金融中心，英鎊也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化貨幣。數據顯示，在一戰之前，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貿易信貸和超過一半的長期投資是通過倫敦進行的。據艾森格林等學者估計，1899年英鎊在國際儲備中占比達到64%。在19世紀末，美國在經濟實力上就已經追趕上英國，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沖擊，英鎊的國際化地位不再穩固，一戰之后英鎊的國際儲備已經降到50%以下。利雅卡特·艾哈邁德在《金融之王：毀了世界的銀行家》一書中指出，在1925年英國恢復金本位之時，德國、瑞典、波蘭、奧地利和匈牙利已經恢復了金本位制度，而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也都已經制定了計劃，在不久的將來也將如此。一旦所有這些國家的貨幣都穩定下來，就很難保持英鎊在金融和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很快，那些商人和投資者就會開始尋找一種替代貨幣。這給英國帶來的危機感，正是為了維持英鎊的國際地位，英國才義無反顧地恢復了金本位制。

雖然從影響出口的角度，凱恩斯對丘吉爾恢復金本位制度提出了批評，但客觀來說，一項政策選擇很難兼顧多個目標，既要、又要、還要的多贏結果很難實現，恢復金本位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英鎊的國際地位，對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就是不得不承受代價。實際上，這也是丁伯根原則的具體體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丁伯根認為，政策工具的數量或控制變量的數量要至少等于目標變量的數量，而且這些政策工具必須是相互獨立的。

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

《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寫于1926年，凱恩斯在這篇文章中探討了自由放任信念的來龍去脈，并針對這種信念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nousfaire）的法文原意是指“讓我們自己干”，傳統的說法認為這是在17世紀末的某一個時候由商人勒讓德在給柯爾貝爾（17世紀法國政治家）的一封信里提出來的。不過，凱恩斯認為率先使用這一習語的人，應該是達讓松侯爵（17-18世紀法國政治家），他首次明確地將這一習語與自由放任主義學說聯系到一起，這位侯爵認為政府對貿易采取任其自然的態度會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他宣稱管得越好的政府就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在經濟學的早期發展中，亞當·斯密被認為是自由放任主義的提倡者，他認為公共利益可以建立在“每一個個人為改善其自身的狀況而進行的自發努力”基礎之上，“看不見的手”（即價格）的作用會促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從而實現效益最大化。

凱恩斯之前，自由放任主義是經濟學的基本信條，也是經濟學展示給初學者的前提假設，經濟學將自由放任這一理想狀態作為立論的基礎，并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各種理論。自由放任主義有一個信條，即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總是能夠很好地調和，或者說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資本主義就是依靠個人牟利和嗜利的本能推動的，自由放任主義認為，個人彼此獨立地以不斷試錯的、摸索的方式來行事，可以實現生產性資源的理想配置。在這種不斷試錯摸索的過程中，通過競爭，那些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人將會打敗那些誤入歧途的人。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那些將資金和勞動力投入到錯誤方向上的個人，我們不應該對他們懷有任何憐憫之情，對他們進行卵翼和保護。

正是在這一點上，凱恩斯對自由放任主義提出了批評。凱恩斯認為，自由放任主義不去計較競爭的成本幾何，而只是去看結果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是怎么樣的。凱恩斯以長頸鹿進行比喻，長頸鹿生活的目標就是吃到盡可能高的樹枝上的樹葉，從而生存下去，要實現這樣的目的，最為可能的方式就是讓脖頸最長的長頸鹿活下來，而讓那些脖子較短的長頸鹿餓死。凱恩斯認為，我們不應該忽略那些被餓死在地的短脖頸的長頸鹿所遭受的痛苦，也不應該忽略在爭斗的過程中掉落在地而被踐踏掉的那些肥美樹葉，還有那些脖頸較長的長頸鹿由于過度攝食而引起的不適感，乃至這種溫順的動物臉上浮現出來的貪婪、焦灼的種種不愉快的神情。這一點在現在經濟中也有體現，例如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企業之間進行“內卷”式競爭，既不利于行業健康發展，也因為產品質量下降無法滿足消費者對高品質產品的需求。如果任由“內卷”持續下去，最終會產生多輸結果。

凱恩斯批評說，那種認為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總是能夠達成彼此一致的看法，并沒有什么根據可言，上天可不是這樣來統治這個世界的，下界凡間也不是這么來管理這個社會的。認為開明的自利行為總是會為公共利益而努力，這種觀點也并非根據經濟學原理而得出的正確推論。自利行為一般來說也并不總是開明的，個人為爭取實現特定目標時，往往表現得過于愚昧或過于脆弱。既有的經驗并沒有表明，當眾多的個體組織成為一個社會單位時，總是會比他們單獨地進行行動時，就一定在精明干練方面略遜一籌。

既然自由放任會帶來社會成本，并且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也并不總是調和融洽的，那么政府的作用如何呢？凱恩斯借鑒了邊沁曾提出的“任務”和“非任務”的概念，建議政府要找準發揮作用的切入點，有些事務個人已經在實施完成，并且已經卓有成效，而有些事務則在個人活動范圍之外，對于這一類事務，政府如果不出面承擔，私人是不愿意參與的。對于政府來說，關鍵不在于去做那些個人已經在做的事務，也不在于比個人會做得更好或更壞，而在于去做那些現在還沒有人做的事務。

有一種觀點批評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但這種批評并沒有注意凱恩斯主張的背景，凱恩斯支持政府干預經濟，是在市場已經失靈或經濟陷入衰退期間，單靠市場的力量無法實現經濟的良好運轉。凱恩斯所建議的，是憑借集體行動的力量來對現代資本主義做出技術上的改進。在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在明智的管理之下，較之于彼時所看到的任何其他制度，可能的確是可以做到更加有效地實現其經濟目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努力設計出一套社會組織，既不與當時的生活觀念相抵觸，其效率又可以得到盡可能地提高。

勞合·喬治能夠做到嗎

《勞合·喬治能夠做到嗎》是凱恩斯和休伯特·亨德森合寫的一本小冊子，出版于1929年，目的是支持勞合·喬治在1929年大選中許下的以公共支出計劃來削減失業的競選承諾。承諾指出：“我們已經做好了一系列公共工程為主要內容的施政計劃，隨時可以付諸實施。這類公共工程不僅自身極有價值，而且對于這個國家的福祉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要上馬的公共工程可以在一年之內就把失業的天文數字降到正常的水平上，而且在公共工程計劃完成之際，我們的國家將會變得更加富庶，在世界范圍內的商業競爭中可與對手相匹敵而毫不遜色。”

對于勞合·喬治的承諾，民眾非常支持并且熱切期待，凱恩斯也是非常擁護勞合·喬治所提出的政策，認為這個政策方針不僅是基于常識得出的，而且作為一種適宜的補救措施，它還來自對于當前形勢的基本情況所做的富有遠見的分析。但對于勞合·喬治（屬于自由黨）的政策，保守黨則有不同意見。保守黨認為，是某種自然規律使得一部分人必然面臨失業，為這些失業人員提供工作的舉動是“魯莽而不計后果的行為”，在大多數時期，將失業人數維持在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是比較合理的。保守黨有一個奇怪的認識，認為如果我們修建房屋、發展交通、灌溉土地、保衛我們的海岸線，那么，還有什么可以留給我們的子孫后代去做呢？我們現在工作得越多，將來留給后人能夠做的事情就越少。失業問題是人類冥冥之中注定的、無可避免的命運。當代人應該安分守己地做自己該做的那些工作，而不該牢騷太盛。凱恩斯對此批評說：“這樣的認識何其荒謬！一個人如果不是年復一年滿腦子盡是荒唐的想法，是不可能相信這種鬼話的。”“那些看起來合理的，其實就是合理的；而那些看起來荒誕不經的，其實就是荒誕不經的。”

按照凱恩斯給出的數據，在1920年代，英國失業率一直處在10%左右，失業者失去的不僅是物質收入，還有精神上的消磨。持續10年之久的失業，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進步延緩了10年，從1921年起，英國因失業造成的損失約20億英鎊，這筆資金可以把英國的鐵路重新鋪設兩遍。“如果對這樣嚴重的失業坐視不管，只是評頭論足，這種態度似乎顯得聰明，但就在袖手旁觀的時候，失業者那沒能獲得使用的勞動力資源，卻無法蓄積起來供日后隨時支取，這些勞動力資源無可挽回地浪費了，如東逝之流水，一去不返”。在這種嚴重的失業情況之下，推行眾所期待的公共工程建設計劃，從其原則上來講是正確合理的。勞合·喬治的政策就是希望通過強有力的國家發展計劃來解決失業問題，一方面是要及時地為大量失業人員提供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則要使工商業能夠從它們因襲舊習的處境中擺脫出來，重新回到高速發展的軌道上來，能夠借助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發展。

公共工程除了能夠直接帶動就業之外，還可以通過間接渠道創造就業。凱恩斯舉例說明到，公路建設必然對原材料形成需求，而原材料的生產則需要勞動力和其他一些商品；同樣，生產這些商品也需要勞動力。諸如此類的聯動反應，正是工業活動過程的本質所在。所以，正確理解經濟的第一步，應當是認識這類聯動反應的范圍有多深遠，應當是領會對最普通的商品之生產有所貢獻的那些貿易和職業的范圍有多廣大。凱恩斯進一步分析到，對一套服裝的需求，也就意味著對織物有了需求，對織物的需求，也就意味著對紗線的需求，然后由此又產生了對羊毛的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商人、工程師、礦工、運輸工人、店員所提供的勞務互為因果，有機地形成了一個整體，這就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凱恩斯認為，間接就業數量要遠遠大于直接就業數量，這也是實施公共工程計劃的強有力的理由。這里，乘數思想已經成形，只不過沒有明確給出乘數的概念，在后面《通往繁榮之路》這篇文章中，凱恩斯明確地闡述了乘數的作用機制。

當人們都獲得了就業崗位，還會通過樂觀情緒促進經濟發展。在經濟走向繁榮的過程中，存在著多種能夠產生累積效應的力量，這和在經濟蕭條期是一樣的，只不過這時的力量發揮作用方向相反罷了。一旦經濟處于蕭條時期，就會出現延遲發出訂單的趨勢，人們不愿意保有存貨，普遍對未來充滿疑慮，在風險面前躊躇不前。相反，當經濟開始復蘇之時，這些力量又會反過頭來，發揮積極作用。此時，整個經濟普遍彌漫著熱衷實業、擴張資本的樂觀情緒。

對于通過公共工程刺激經濟，還有一種擔憂是引發通貨膨脹，但凱恩斯認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在當前情況下，把通貨膨脹這個可怕的惡魔作為反對資本支出的理由，就仿佛是對一個精力已經消耗殆盡、骨瘦如柴的病入膏肓之人發出這樣的警告，說過度肥胖是危險的。凱恩斯分析，只有當每個人都有工作可做，儲蓄已經完全耗盡，而仍要不斷擴大生產時，才會引發通貨膨脹。實際上，這是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把握，在經濟衰退期因擔憂通貨膨脹而對刺激政策猶豫不決，無異于因噎廢食。

通往繁榮之路

《通往繁榮之路》一文寫于1933年，此時正處于大蕭條期間，經濟深陷衰退泥潭遲遲不能恢復，凱恩斯建議擴大政府支出，并通過乘數概念為政府支出提供理論支撐。在當時，人們出于兩方面原因不太支持通過擴大支出作為恢復繁榮手段：一是人們認為給定規模的支出在創造就業崗位上的作用甚為有限，二是擴大支出一般都需要大量的財政補貼，這會引起財政的預算緊張。凱恩斯認為，通過增加新的支出來擴大就業，存在一個乘數效應，也就是上面所分析的聯動反應。那些被雇傭來從事生產的工人們會增加對商品的購買量，而為了滿足這些新增加的商品購買，也需要新增勞動力進入生產，這些勞動力又會增加商品需求，如此類推，以至無窮，這一聯動反應鏈條就是乘數的作用機制。乘數作用機制是對政府支出創造的就業崗位有限這一觀點的有力回應。

當然，在乘數效應發揮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可能存在著一定比例的漏損。在每一個階段上，勞動力新增收入中可能有一定比例無法被傳遞到下一階段新增就業人員手中。在漏損之中，有一部分可能被勞動者儲蓄起來，有一部分可能作為稅收進入國庫，有一部分可能會用于進口，這樣對國內生產就不產生作用。但即便如此，凱恩斯估計初始支出所帶來的乘數可能達到2，即使再保守一些，這個數字也能達到1.5。從就業的角度看，如果初始支出帶來了2個人的就業，按照乘數為2計算，那么通過間接作用還可以帶來2個人的新增就業。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既然增加支出可以產生乘數效應，難道企業增加支出不是一樣嗎？凱恩斯分析到，在經濟衰退時期，單憑私人企業的積極性，要在足夠大的規模上擔負起增加支出的重任，仍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企業在重新開始獲得利潤之后，它們才會尋求擴大生產規模。此時，政府必須發揮積極作用。隨著企業接連地遭受經營失敗的命運，不再近乎無望地相信堅持不懈必有回報，從而停止在虧本的情況下進行生產，當此之時，如果要打破惡性循環的怪圈，阻止進一步的衰退，那就可能不得不采取大規模的行動，下定決心進行組織，方才有實現目標的可能性。

凱恩斯批評說，有些人瞻前顧后、謹小慎微、半心半意，全無半點堅韌不拔或果決勇毅的精神，他們把借貸支出看成是一項負累，而不是社會的剩余資源向有用資產進行轉化的紐帶，如果這些剩余資源不進行這樣的轉化，它們就會被白白地浪費掉。如果接受凱恩斯的觀點，那么試圖通過征稅、管制以及采取各種措施來平衡預算的相反政策，必然會遭到失敗，因為它一定會帶來國民購買力下降這一結果，并通過相反的乘數效應導致國民收入減少。為了鼓勵借貸，降低借貸支出的成本，凱恩斯建議銀行借貸成本要足夠低廉，供應要足夠充裕。《通往繁榮之路》這本書是一部問題導向的政論集，其價值不僅在于理論和建議上的突破，更在于凱恩斯直面問題的勇氣。以現實問題為抓手的研究方式，也使凱恩斯的理論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在市場失靈的“暴風雨季節”，凱恩斯不受傳統教條的禁錮，勇于思索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這是一位思考者難能可貴的品質：“這都是些象征著蕭條和腐朽的信條（指在蕭條情況下不干預經濟），體現出來的是處在消沉之中的一個行政組織的怯懦、愚陋，它已成為時代進步的絆腳石……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讓自己放開襟懷，盡可以放心大膽、坦然直率地采取行動，積極進取，努力發揮我們的首創精神，去遍嘗各種未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