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長安街知事

對最近大熱的潮語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我一直在想，這部電影打動我的點究竟是什么。是所謂“潮汕人重情義”，是一種離島型的中華文化在異鄉的綻放，是歷史中的下南洋者經歷的苦難和對民間秩序的堅守，還是女性視角下的自強、韌性、敦厚和家庭責任感——這些各具意味的解讀視角，皆顯示了電影的思想性和文學性。

反復觀看思考后我認為，電影有一條隱性的線索還未被充分關注，即“謝南枝的成長”。這一線索反映的普遍人性問題，或許就是這部電影真正能夠打動我的地方。單一的地域、時代或性別視角，恐怕都不足以充分揭示這一問題。

謝南枝的父親是潮汕人，她出生在曼谷，是個“番仔”。她自小幫助父親打理自家旅社，協調著租客們的生活，很早就自立自強，精明而能干，已有明確的自我意識。起初，南枝“唯一的人生目標就是守住家里的旅社”。旅社的租客大都是來泰國打工的潮汕人，算她的老鄉，但她跟租客們之間的關系是純粹的生意關系，并無多少同鄉情誼。

這反映在兩件事上。第一是鄭木生初到曼谷時偷住在好友十七仔的房間里，被南枝發現后勒令清退。十七仔以“潮州人要團結”求情，南枝回答“不行，這樣旅社就全亂了”。第二是木生找來好友狄功合租，讓狄功在旅社辦私塾，教小孩讀書，南枝得知后說“私自辦學是違法的，別害我”，要把他們都騰退。

可見在那時南枝的心目中，“我”及“旅社”是第一位的，她的人生就是維護旅社的秩序。她是個個人主義的生意人，與她的潮汕租客之間有異陌性和疏離感。番仔的身份使她成為在場的“陌生人”——既不是泰國人，也不像潮汕人，不屬于任何一個集體，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

因此，她對別人的事持事不關己的態度，對同鄉缺乏同理心，乃至于被木生痛斥“你不識字可以一輩子收租，孩子們不識字以后就是命如草芥，你的同情心被狗吃了”。她雖然是潮汕籍，卻沒有潮汕人的特點，缺乏族群認同，也沒有文化共同體的歸宿感——她此時的生命意義，是自我的、個體的。

南枝的第一次成長，是在木生影響下，從最初的個人主義的生命，轉變為一種獲得文化認同的生命。這種文化認同，表面上是潮汕文化，實際上是傳統文化。這種成長的標志性事件，是在同意辦私塾后，南枝加入了學校，從“不識字”到“識字”的轉變。木生的到來，使得旅館開始變得長幼有序，有了一種“仁義”的秩序——如木生會讓同伴們蹭坐他的人力車，但會強調“先給小孩坐”。教小孩讀書，是“做功德”。如姨告訴南枝：“如果中文都不懂，會忘記自己從哪來?！睂Α疤粕健保ㄖ袊┮恢虢獾哪现﹂_始被這種新的文化氣氛吸引，她也加入了狄功的課堂，跟孩子們成為了同學和玩伴。

南枝這一成長，首先是從個人到族群，她開始進入集體，形成潮汕人的群體歸宿感，進入一個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集體生命脈絡中——她祈求月娘保佑“大人小孩平安順順”，正體現這點。其次是文化的習得、進入一種文化共同體，獲得了“從哪里來”的根基感。她通過學中文、學知識領悟文化，過上文化共享、遵守共同禮儀規則的共同體式生活，確立了中國人的自我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用普通話朗讀中文、長幼秩序的細微彰顯，電影在描述這一文化認同形成時有意突出這是傳統中國文化而不僅是潮汕文化，是有文明高度和擔當的，而不是純粹草根的，不完全出于相對狹隘的“情義”“俠義”。狄功向學生們提問：“暹羅到中國（而非潮汕）有多遠？”甚至極具氣象地告訴學生：“無用才是最有用。”這種超越實用主義之教育，盡展“君子不器”之義，與斤斤于旅社秩序的南枝形成鮮明對照。

第一次成長是漫長甚至終生的，其結果是南枝從一個文盲的個體，成為了共同體的一分子，也成為了中國文明在異鄉的繼承者——后者從她日后傾盡一生去擔任中文教師的人生歸宿，可見一斑。

狄功在課堂上教孩子們什么是“相思”，這一情節別有意味。為了讓小孩知道“相思”這個文雅古詞的意思，狄功讓大家輪流誦讀木生寫給愛人淑柔的信，這讓南枝第一次看到了“淑柔”的名字，第一次知道“唐山”的遙遠，也第一次知道了木生的倫理堅守。這個情節對南枝而言不止是中文的學習，更是倫理的啟蒙。

倫理啟蒙是由內生發的，通過“雅”“俗”兩方面展開。一方面，默念著“暹羅雖遠，心有所寄，身若比鄰，切要平安，即為團圓”的字詞，文質彬彬、感情豐沛的書面語帶給她心靈的沖擊，終于懂得木生維系家庭之不易，倫理的種子開始在她心中生根；另一方面，“打了新被棉，眠床燒燒，不畏天寒，你免掛念”——狄功說意思就是“我想跟你睡覺”，這種庸俗解讀對稚氣的南枝來說無異于性啟蒙。任何對兩性倫理的最初認識，必然從性啟蒙開始的。而在電影中，文明共同體的生活規約了這種性意識，使后者沒有流為情和欲，而是最終成長為倫理責任感。

“教相思”這一幕也鋪墊了南枝對木生的情愫。但電影始終抑制對這種情愫的描寫，或說這種感覺不需被點明，取而代之的是南枝對木生倫理堅守的欽佩、對木生忠貞品行的仰慕。南枝這種情感感受顯然是倫理啟蒙的結果?！敖滔嗨肌彪[喻南枝在文化的學習和共同體的規約下，獲得了一種切身的倫理體驗，為其第二次成長拉開了序幕。

堅守倫理的困難，不是看風平浪靜、云淡風輕的日常表現，而是看在沖突情境下能否認清倫理真諦、經得住考驗，在危機中能否活生生地踐行倫理原則。

旅社的火災打破了平靜，使南枝徹底遠離了家業，是一個使南枝得以真正成長的轉機?；馂臉酥局鴤€人主義的徹底退場，隨著南枝生活的徹底改變，一種對生命的全新認識開始了。

因為木生的入獄，淑柔的信全部到了南枝手上，南枝開始大量幫木生讀信和寫信，在日復一日地倫理操練中，昔日的種子開始發芽，她的新生命被激活——從對知識、文化的認識過渡，真正進入對倫理的深刻理解。這個時候，南枝才真正開始寫字，能夠將“情書”寫得非常古雅而感人，并開始教別人怎么寫。這些情節都是意味深長的，南枝對僑批的認識，已從字面的文雅或愛情的信物，深入至對“贍家濟親”精神的領會。第二次成長的結果是南枝將生命的意義完全構筑在倫理責任上。

這主要出于兩點分析：一方面，出于對木生救父入獄的虧欠，南枝希望好好幫助木生，為此就需要幫助淑柔。如何才能最好地幫助淑柔？就必須在木生死后成為木生、替代木生。由此，完成木生的倫理責任，充當木生的倫理角色，成為她生命的追求和寄托。在一次次“淑柔吾妻”的代筆中，在一次次含情脈脈地回信中，南枝早已對木生的角色形成了很強的代入感，她慢慢將淑柔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將木生的孩子視作自己的孩子，乃至在木生死后仍一直給淑柔寄錢、寄東西。這種角色皈依是她決定終生不嫁的心理原因。替代木生的做法恐怕不僅是出于情義，更多源于對木生倫理堅守的欽佩和自己倫理心靈的開啟。

另一方面，淑柔的一次次回信，對南枝的生命也是一次次啟明。后者完全被前者忠貞不渝、含辛茹苦的行為所吸引，使后者的生命得到指引，后者從中獲得了快樂和意義。南枝決定效法淑柔，成為一個母親。用南枝給淑柔的信來說：“你的堅韌與聰慧始終照耀著我，同感為人父母之責任。……這二十年來，是你教會了我如何成為一名母親。”正是淑柔隔空的引導，使南枝在不嫁的情況下收養了一個孩子，找到了自我的人倫歸宿，獲得了內心的平衡和安寧。在“不嫁”與“為母”之間，南枝作出了復雜的選擇，甚至不惜虛擬、建構了非自然的倫理關系，這恰恰顯示了一種理想性的倫理生命對她強烈的影響。

當然，南枝后半生依然深受第一次成長得致文化認同的影響，以教書育人為終身事業，汲汲于引導華裔孩子擺脫蒙蔽、追溯身份根源，這同樣昭示了電影以啟蒙、成長、“成為更好的人”為其重要主題。

從“獲得文化認同”到“以倫理構筑生命”，謝南枝經歷了兩次富有意義的成長，她的生命經歷了從個體本位，到族群—文化的身份認同，最終到倫理生活的內在安寧這兩次轉變。這在電影的敘事邏輯中皆有跡可循。由此討論，我們對這部電影的解讀似可超越具體地域、時代、階層或性別的角度，去理解電影對一種普遍人性和內在生命力的揭示。

作者：王爾，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