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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北京首都機場希爾頓酒店,鄭毓煌老師的課講到一半,兩名警察突然到場,把他叫出去談話。在場的人面面相覷,老師到底說了什么,值得有人打電話報警?
鄭老師說的不過是八個字:宏觀悲觀,微觀樂觀,他說中國經濟可能面臨20到30年的轉型期,參考日本的經驗,僅此而已。有在場網友說得很直白:“其實老師也沒說啥。”
是啊,確實沒說啥,一個學者在講臺上分析經濟趨勢,講宏觀壓力,也講微觀機會,這本來就是一個學者該做的事,可偏偏有人坐不住了,掏出手機報了警。告發者最可憎,不在于他行使了所謂“舉報”的權利,而在于他用一種最廉價的方式,毀掉了一個本該正常的討論空間。
鄭老師講的是悲觀嗎?是,也不全是。“宏觀悲觀”四個字后面,緊跟著的是“微觀樂觀”,他給聽課的人指出大環境之難,也告訴他們個體仍有可為。這種判斷,既不極端也不煽動,不過是一個學者基于數據和觀察得出的審慎結論。可告發者不管這些,他只抓住“悲觀”兩個字,就把一場正常的學術講座變成了“非法集會”嫌疑。
警察來了,問了話,五分鐘就走了,這說明什么?說明鄭老師根本沒有違法違規,可這五分鐘的打斷,已經足夠讓在場的幾百人感受到一種寒意,原來在課堂上說話,是要冒著被叫出去問話的風險的。
告發者藏身在人群中,他不知道“宏觀悲觀,微觀樂觀”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不關心鄭老師后面講了什么、怎么講。他只需要聽到“悲觀”兩個字,就足夠完成一次完美的告發。這是一種極度匱乏理解力的表現,也是一種極度膨脹的道德優越感的體現,我舉報,所以我正確。
更可恨的是,這種行為一旦成為風氣,毀掉的是所有人的求知環境。以后老師上課,每講一句話都要琢磨:這句話會不會被人抓住把柄?會不會有人錄音、截圖、舉報?課堂不再是思想碰撞的地方,而變成了一個處處是雷的戰場。老師不敢講了,學生聽不到真話了,最后吃虧的是誰?是那些真正想學習、想思考的人。
鄭老師事后說了一句:“人紅是非多,得罪很多人。”話里有無奈,也有自嘲,一個靠知識和觀點吃飯的人,被人用這種方式“提醒”,他能怎么辦?
我想到一個詞叫“告密文化”,這種東西一旦扎根,人和人之間就沒有信任可言了,你今天舉報老師,明天就有人舉報你,今天因為“宏觀悲觀”四個字報警,明天就因為一句“今天天氣不好”被約談。一個連學者分析經濟都要被舉報的社會,還談什么思想進步?
告發者大概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義的事,維護了某種秩序,可他不知道,他真正維護的是一種讓人窒息的氣氛,在這種氣氛里,所有人都學會了閉嘴,學會了只說安全的話,學會了把真話爛在肚子里,這比任何悲觀的宏觀數據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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