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讀梁啟超、胡適、魯迅公開發表的文章，你很容易認為，他們都是堅定的西醫支持者。

但是，這些民國時期的大人物在實際生活中遇到健康問題時仍會尋求中醫的幫助。為什么他們在求醫問藥時會如此“言行不一”？是什么讓民國精英對中醫“既恨又愛”？

醫療社會史學者皮國立在其著作《大人之疾：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以下簡稱《大人之疾》）中從近代中國精英們的病人史切入，旨在借此分析近代醫療實踐與國族、國家發展的交織。他總結出三類近代中國精英對中西醫的看法：第一類是西醫派，指堅定地支持西醫、在言論和實踐上都排斥中醫的知識分子們，例如著名史學家傅斯年；第二類是典籍派，他們在實踐上盡量不看中醫，但會研讀中醫典籍，包括棄醫從文的魯迅和參與廢棄中醫案的余巖；最后一類是折中派，礙于“新知識分子”身份，只敢“偷偷地”看中醫，例如胡適和梁啟超。皮國立在書中分別討論了胡適、孫中山、魯迅、梁啟超等人對中西醫的觀點和其個人的日常醫療實踐。此外，皮國立分析了發生于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廢止中醫案。

皮國立指出，近代中國精英把個體醫療實踐和國族命運聯系在一起。因為他們作為新知識分子在國家政治上支持“科學救國”，所以他們支持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并認為中醫作為傳統會阻礙中國的科學發展。于是，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既會看中醫又看西醫，但擔心他們這一醫療選擇會對西醫在中國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許多精英會隱瞞其中醫就醫經歷，公開支持西醫發展。

本文作者認為：第一，皮國立的討論從精英視角出發，同時過度強調精英的政治身份而忽略了其病患身份，將醫療問題過度政治化；第二，精英為什么看中醫這一問題并沒有在書中得到回答，皮國立過度政治化解讀精英看西醫的行為的同時，忽略了政治、文化、醫療等因素對精英看中醫的影響；第三，盡管皮國立提及中西醫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的缺陷，但他并沒有明確提出新的解釋框架，并實際上仍在延續二元對立分析。《大人之疾》呈現了很多值得討論的中國近代精英們對中西醫的想象，但遺憾的是，這些想象并不足以證明他們的醫療實踐，并無法讓人信服地呈現近代中西醫的發展格局。

《大人之疾》

作者: 皮國立

版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5年3月

精英視角：醫療問題過度政治化

1926年，梁啟超因長期血尿，在西醫的建議下于北京協和醫院接受了右腎切割術。遺憾的是，術后梁啟超的病情并未好轉。兩年后，梁啟超離世。有傳言稱是因為主刀醫生劉瑞恒錯切了健康的左腎，還有傳言稱梁啟超服用中醫唐天如的中藥，血尿癥狀本已停止。梁啟超的擇醫史引發了大量針對中西醫療效的爭論。他在右腎切割術后發表了一份支持西醫發展的聲明：“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于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余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份聲明容易讓人誤以為，梁啟超是堅定的西醫派，不會去看中醫。然而事實上，如皮氏《大人之疾》中呈現的許多材料證明，梁啟超曾多次、長期請教中醫，服用中藥。

皮國立認為，許多近代中國精英對中醫的“言行不一”，即公眾言論上反對但個人實踐上采納的矛盾表現，是因為這些精英將個人身體實踐與國家、國族發展聯系在一起。作為支持國家改革的“新知識分子”，他們高舉“打倒傳統”的口號，以期中國能夠重獲新生，擺脫“東亞病夫”之痛。而中醫，被視為舊時代的沉疴，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給中國開的“藥方”之一，是廢止中醫。因此，這些支持改革的近代中國精英在公共知識空間多對中醫持反對意見。然而，看似與之矛盾的是，這些精英又會在面對疾病時尋求被其批評的中醫的幫助。例如，支持西醫的胡適和梁啟超在個人健康生活中都會嘗試中醫來解決陳年舊疾。

那么，為什么批評中醫的他們大多又會在實踐中接觸中醫呢？皮國立呈現了精英們在公共言論與個體實踐的這些矛盾，但只給矛盾的第一部分提供了答案——只嘗試解釋了近代精英們在言論上對中醫的反對，卻未能解釋為什么許多人會在實踐中選擇中醫。對后一現象解釋的缺席，源自皮國立對其精英視角缺乏反思。皮國立認為，分析精英們的醫療觀和病人史，具有高于底層民眾視角的優勢，因為底層民眾“對國族、身體與中西醫的看法，往往不夠深刻，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些內在關聯性與國家、國族發展之間的關系。一般人帶家人去看中醫或西醫，有時不是什么國族、信仰的問題，單純就是吃了西藥沒效就換中藥，反之亦然”。

康有為和梁啟超（右）。

皮國立將精英視為完全理性的政治個體，在貶低底層民眾的智識和選擇的同時，沒有反思精英在面對健康問題時也不過是普通病患而已。如果精英總是能夠深刻地意識到個人身體、中西醫和國家發展之間的關系，醫療選擇是完全出于國族、信仰的問題，為什么很多支持西醫發展的中國近代精英既會看西醫，也會看中醫，呈現出對中醫“言行不一”的矛盾？皮國立把精英們在醫療選擇上的矛盾表現簡單歸因成政治選擇，醫療問題完全變成了政治問題。精英只是精英，喪失了病人身份。與政治選擇不匹配的醫療選擇于是變成了無法被解釋的隨機噪聲，是由于精英在擇醫時的“主觀性”，而不是受醫療、文化等其他結構性因素影響。

與此同時，在皮國立的分析框架中，精英們與西醫有關的言論、行為都被上升至國家發展這一宏大解釋框架中，存在過度解讀的問題。他寫道：“要為國家民族來擇良醫，這才是知識分子最高的擇醫標準”。筆者在此并非想要否定諸如“科學救國”之類將科學發展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的觀點的存在，而是想進一步追問：近代中國的新知識分子們所發表的有關國家發展的宏大言論，在對于其個人生活的擇醫行為上，有多少的解釋力？換言之，新知識分子們的政治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其作為病患時的就醫史？在梁啟超的經歷中，他的支持西醫的聲明只能證明，梁啟超意識到關于他就醫經歷爭論中有許多關于西醫的負面討論，并嘗試通過聲明來支持西醫在中國的發展，但不能證明在他發表聲明之前的擇醫行為是出于國家發展的政治考量。如果他完全以國家發展作為自己的擇醫標準的話，為什么他會同時四處尋求中醫的醫學建議？

皮國立在提出精英擇醫是出于其國族發展考量的觀點的同時，卻沒有給出足夠的材料來揭示什么影響了精英的擇醫過程。在梁啟超的案例中，皮國立只呈現了大量他人關于梁啟超病情發展與就醫經歷的討論，卻缺乏梁啟超本人對其擇醫行為的解釋。并且，大量的解釋都是事后解釋，是基于梁啟超就醫之后病情發展的，無法展現其擇醫的動機。最后，許多材料的可靠性存疑。例如，皮國立在《大人之疾》中試圖證明有關梁啟超右腎切割術存在重大醫療事故的傳言為真，然而其援引的材料是《中醫百話》。第一，這一經驗觀點缺乏足夠多的其他材料來交叉驗證；第二，皮國立沒有說明其援引材料是否比其他材料更為可靠，更能揭示歷史真相，特別是在這一材料出自中醫而非西醫或親歷者的情況下。

梁啟超。

錯位的解釋：精英們為什么看中醫？

和梁啟超相似，胡適在其個人擇醫史中，也是既看西醫，又看中醫。皮國立認為，胡適屬于典型的折中派，即他在支持中醫還是西醫之間搖擺不定。胡適常年受雙腿腫痛的舊疾折磨，西醫懷疑腎臟炎或心臟病，但胡適僅經西醫治療后未能康復，后求醫于當時著名中醫陸仲安。有傳聞陸仲安用黃芪為主的藥方治好了胡適的水腫，但胡適晚年否認了陸仲安治愈其病癥一說。皮國立在書中提出，胡適的病癥緩解確實得益于中醫許多，然而胡適刻意隱瞞中醫對其病情的幫助，因為其礙于其自恃新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在皮國立的筆下，胡適是被自己的政治身份“綁架”，認為自己應當支持科學，擔心公開自身看中醫經歷會對中國的科學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在胡適的案例中，皮國立同樣過度解讀了胡適的政治身份對其擇醫史的影響。進一步地可以看到，皮國立對胡適中、西醫的擇醫史的解釋是錯位的，即他將看西醫解讀為政治行為，但把看中醫視為醫療行為。而這一錯位的解釋在其對梁啟超擇醫史的分析中也存在。皮國立沒有明確解釋胡適看中醫的行為。其“中醫療效好于西醫”這一未被證明的觀點呈現了一種錯覺，即胡適看中醫是一種理性的、純粹的醫療選擇。皮國立沒有給出胡適病癥緩解得益于中醫的證據：中醫和西醫對胡適的治療是同時發生的，因此沒有明確證據可以證明中醫的療效。可以證明的只有胡適同時求醫于中、西醫，并且刻意模糊自身的中醫求診經歷。進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醫被許多新知識分子污名化的現象，但實際上并非皮國立聲稱的那樣可以證明新知識分子對國家命運的關心決定了其擇醫行為。

胡適像（制圖/新京報）。

皮國立用“折中”“搖擺”來形容胡適的擇醫史，但沒有清楚地敘述出胡適個人的變化，求醫行為與知識態度是在什么時候如何轉變的。在皮國立的敘事中，胡適早年激烈地批評中醫，曾公開贊揚丁文江百分百聽從西醫、不信中醫的態度，但在晚年卻關心中醫發展。皮國立用胡適日記中粘貼的“蔣主席維護本國醫藥”的簡報來嘗試證明胡適對中醫發展的關心。但是，這一簡報中雖存在著“蔣主席”和“本國醫藥”兩個要素，沒有其他的材料佐證，是無法得知胡適粘貼這一簡報的原因。皮國立沒有清楚地論述出胡適的搖擺性，僅簡單地用其新知識分子的身份來解讀他的搖擺性。

筆者認為，看中醫和看西醫一樣，既是政治行為，也是醫療行為。胡適不僅在就醫行為上是折中派——他既看中醫又看西醫，同時他在醫療觀念上也是折中派，贊成中醫與反對中醫的言論都可以在胡適身上找到。胡適嘗試用“國故”（National Past）這一中性詞匯來指代一國過去的文化，而非“國粹”或“國民劣根性”。胡適“希望能夠整理國故，但又認為科學觀非常重要，他不希望年輕人變成老派學者，但也不希望走得太過新潮激進，而去走一個廢除國故、廢除中醫的極端”。胡適搖擺的政治觀點和他搖擺的擇醫行為是契合的。但是，筆者不認為政治觀點能夠完全解釋精英的擇醫行為。醫療資源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疾病本身的嚴重性、醫藥的價格等醫療因素，就像影響普通病患一樣，會影響精英的擇醫。因此，不論精英是選擇中醫還是西醫，其擇醫行為既是政治的，也是醫療的。

什么是中醫、西醫：二元分析問題

在近代中國，中醫和西醫并非互相對立。皮國立在《大人之疾》中提到了這一點。中醫從未全然排斥西醫，而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折中、融合的姿態，例如中醫唐宗海提出“中西醫匯通”觀。基于此，皮國立對中醫近代轉型的討論，提出了新的關于1929 年“廢止中醫案”的歷史敘事——中醫沒有因此被廢止，而是走向了轉型。皮國立認為，褚民誼是1929年廢止中醫案的關鍵行動者，而不是余巖。褚民誼將衛生部下屬機構“中央衛生委員會”的權力解讀為高于衛生部的立法機關，衛生部被限制為執行法案規定的行政機關。但這些突然提出的議案，并未經過嚴密的協商與周全的準備，是個“軟弱的共識”。“廢止中醫案”被迅速撤銷，影響范圍有限，局限于首都附近，其他各省仍是中醫為主。一年后，在1930年，中央國醫館成立，中醫沒有因此被廢止，而是以“國醫”的名義存續下來，試圖“科學化”，提出要學習使用西醫的器械，學習西醫的循證理念。討論中醫近代轉型的第三章是本書最可圈可點的章節。

行走中的魯迅。

不過遺憾的是，皮國立只談論了西醫對中醫的影響，即中醫的科學化運動，但沒有提及中醫對西醫的影響，也沒有討論西醫傳入中國后的本土化改變。書中列舉了許多質疑西醫科學性的言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西醫院和中國西醫，與西醫是在這些公共言論中分開討論的。例如，陳西瀅認為中國西醫的專業技能不如國外的西醫：“近代的醫學雖然沒有成完美的科學，但協和醫院實在還不足以做它的代表。協和的醫生在美國，也許最多是二三流的西醫罷了。”

魯迅也曾直白地批評中國西醫的“腐敗”：“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糊糊，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麗日分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于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這些新知識分子不僅僅批評中醫，同時不滿西醫傳入中國后的改變。或認為中國西醫的專業性不足，或認為中國西醫被中醫迂腐做派腐蝕。值得追問的是，這些改變是否為真？西醫傳入近代中國后發生了哪些轉變？這些轉變又如何影響了人們的醫療選擇？《大人之疾》沒有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沒有呈現近代中西醫并存且互相影響的醫療結構如何影響了人們的醫療實踐。

《覺醒年代》劇照。

因此，書中雖然多次提及對中西醫二分法的批評，但沒有明確提出新的對中西醫關系的理解。并且，對精英擇醫行為的分析卻延續了這種中西醫二元對立分析，例如，他對精英在醫療選擇上的矛盾表現簡單歸因成 “傳統－改革”的政治選擇——中醫對應“傳統”，西醫對應“改革”。皮國立過度強調了精英們對國族發展的政治選擇和其醫療選擇的關聯，這導致他對精英們醫療選擇的解讀過度簡化——選擇中醫就是與改革派的政治觀點相悖，使其分析丟失了許多微妙之處。既然中醫與西醫的發展不是相互獨立的存在，那么病患對中西醫的選擇也不能夠用中西醫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來解釋。

什么是西醫？什么是中醫？許多研究都和《大人之疾》一樣討論了西醫傳入中國之后對中醫的影響。近代以來中醫的發展，實質上是建構出來的傳統，這已幾乎成為如今學界的共識。那么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實踐呢？《大人之疾》提出近代中國精英們作為新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使其自身的醫療實踐與國家未來改革發展聯系起來，在言論上排他性地支持西醫、卻又在實踐上同時選擇中西醫。筆者并不認為精英們的政治觀點是唯一決定其醫療實踐的因素，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新知識分子們對西方國家政治的想象影響了其對西方醫療的想象。他們所建構的西醫的“先進性”與其所實際面臨的醫療困境不匹配。因此，核心不在于皮國立所持的國族未來與醫療發展的相關性，而是新知識分子們內化了不平等的中西醫知識體系的權力格局，生產及再生產了西醫優于中醫這一想象，而這一想象無法在現實中得到印證，無法解決他們實際的醫療問題。

作者/吳瓊

編輯/李永博

校對/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