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觸目驚心！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北部的巴林左旗，一群平均年齡僅為17歲的少年，在短短兩年內釀下數十宗暴力犯罪。

赤峰市檢察院指控，該團伙19名被告人在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間，實施強奸犯罪45起。現年23歲的主犯王嶺被控強奸29名女性，其中28人未成年，且有10名被害人為14歲以下的幼女。

巴林左旗旗政府所在地林東鎮，老城區多處建筑外墻上被噴涂上“美女服務”“小姐包夜”等字樣。

該案的最大惡劣處，不僅僅是強奸受害者數量多，更在于受害者絕大多數為未成年人，甚至不少為14歲以下的幼女，令人發指！

這是怎樣一群天打雷劈的畜生！

我很少使用這種情緒化的激烈表達，但面對這樣的少年惡魔，我承認，我因為出離憤怒而口不擇言了。

幾天前，內蒙古高院對該案二審開庭審理，目前尚未宣判——我最關心的是，這些惡魔、人渣，會受到什么樣的法律懲罰？

二

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有時候，未成年人可能比成年人更殘忍。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戈爾丁說過，一個孩子，在沒有制度約束、懲罰機制的情況下，很容易做出野蠻的舉動，生物性的惡便傾瀉而出——我覺得這話非常精辟。

十三四歲、十五六歲，這樣的年齡，在體能上對社會已經具有了破壞力，但在心智上，對生命尚未建立起必要的敬畏。

一個人對生命的認識，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深的。一些成天喊打喊殺的少年混混，一旦長大成家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戾氣便會逐漸消退。

記得我在少年時代，也曾干過現在看來非常“殘忍”的勾當，比如將從田里抓到的青蛙開膛破肚，比如上樹掏鳥蛋時還往往將鳥巢搗爛擲在地上，以此為樂。這也是一種在體內橫沖直撞的“生物性的惡”。

這種“惡”，遇到特定情境便會變成一把刺向社會的失控的刀。

發生在內蒙古赤峰市的這起惡性案件中，有一個細節令人扼腕嘆息——所有強奸案受害人無一人報警。

為何不敢報警？肯定是因為恐懼。

為何恐懼？你盡可以展開自己的想象。

三

如果你的承受能力足夠強大，我愿意來舉一些令人顫栗的例證。

前些年，北京石景山發生過一起震驚全國的綁架殺人案。4名還在上學的少年，因沒錢去網吧，心生歹意，密謀綁架班里的一名同學實施勒索。得手后，因為怕暴露身份，最后將這同學殘忍殺害。

事后這4名少年相繼被捉獲歸案，最終兩個17歲的被判無期，16歲的判了15年，15歲的被判了3年——聽到法官判決后，這4名少年居然在法庭上相視一笑。因為在犯案前他們就達成了共識：“反正我們未成年，即使被捉到，法律也不會判死刑”。果遂其愿。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10月間，江蘇常州，未成年人潘某某、曹某、謝某某多次商議到初中同學、15歲的鄧某某家中對其實施強奸。2015年10月5日晚，潘某某準備了手套、長褲、泳帽、泳鏡、塑料袋、水果刀等潛入鄧某某家中。由于發現鄧某某的父親在二樓臥室睡覺，為了順利實施強奸，竟然將其父捅死。

2016年7月，廣西岑溪一名13歲的男孩沈某，因內心叛逆而離家出走，靠四處偷盜勉強度日。一天，見到村里有三姐弟在玩耍，便半哄半騙將他們引誘至偏僻處，然后威逼小孩講出家里藏錢的位置。小孩不從，沈某便殘忍地將他們殺害——這三姐弟分別只有4歲、7歲和8歲。孩子們的父親黃先生已經60歲，晚年得子，卻在一天之內痛失所有親生骨肉。此種人間至痛，非筆墨能言。

但令他痛上加痛的是，經過警方的追捕，正在逃跑的沈某落網。因為未滿14周歲，不具刑事責任能力，只能被帶到收容所受特殊教育。

夠了。我相信在造物主的眼里，所有的生命價值都是平等的。三條同樣是未成年人的鮮活生命只換來一個“特殊教育”，生命的尊嚴在哪里?法律的意義又在哪里呢?

四

值得慶幸的是，去年底，刑法修正案（十一）作出重大修改，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規定12周歲以上低齡未成年人實施以下犯罪行為，應當負刑事責任。

實際上，這也是一種世界通行準則。英美法系中“有一種惡意補足年齡”的做法，意思是，在罪行十分惡劣的情況下，可以判定未滿一定年齡的兒童承擔相應刑事責任——保護更多的善良，讓人不敢變成壞人，這應是法律的基本出發點。

避免未成年人保護法成為未成年人渣保護法，我們須建立并強化這樣一種共識，即，如果承認生命平等，總有些罪行與年齡無關。對少年惡行的縱容，最終要由全社會來買單。

這里想順便說一下日本首次判處未成年人死刑的例子。

上世紀末，日本少年大月孝行殺害了一對母子。由于有少年法保護，他確信自己不會獲死刑，因此在法庭上態度囂張。直到在被判死刑后，才真正省思自己的惡行，開始寫信給死者遺族表達自己的懺悔，但為時已晚——這樣的細節令我感觸頗深。有人說，他人的鮮血未必能喚醒麻木的靈魂，自己的鮮血才會。很多人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才會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了解到生命的尊嚴及意義。

所以，我就想知道，當“他還是個孩子”不再成為擋箭牌，法律將如何懲治這群少年惡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