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苦讀幾十年不如街頭三分鐘的騷舞弄姿，當哪個網紅通過直播打賞一夜暴富……這樣的負能量導向正在腐蝕著我們身邊的年輕一代……”

近日，當紅歌手海來阿木發文，痛批直播打賞，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他看來，直播打賞，就是“乞丐乞討的新套路，比電信詐騙來的更防不勝防”，一副痛心疾首狀，爭議和流量拉滿。

就像郭有才一夜之間被打成“網紅毒瘤”一樣，海來阿木的語出驚人，迎合了一些人對直播行業的偏見。但很遺憾，吃足了直播打賞紅利的他，這一次徹底罵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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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頗為諷刺的事實是，在拿起道德大棒，對直播打賞一通亂打之前，海來阿木，這位四川涼山走出來的草根歌手，恰恰是直播打賞紅利的受益者。

在發表爭議言論后，很多網友扒出了海拉阿木以前直播的畫面。在很長一段時間，他也曾通過開直播來宣傳新歌，營銷自己。而就像其他主播一樣，直播間刷屏的那些打賞禮物，正是他收入的來源之一。

當然，對于曾接受直播打賞，海來阿木并未遮掩避諱。他在發文中坦言，發現“直播打賞真的太快，攔都攔不住”，索性就不開播了。畢竟，他的收入，“可能比鏡頭背后的大多數人要樂觀一些”。

看到這里，不由得想提醒下海來阿木，其實真的心疼粉絲，不想讓他們花一分錢，完全可以關掉打賞，而不是一邊開著直播，一邊忙著收禮物。當然這是題外話。

如今，借助《歌手2024》的舞臺，海拉阿木的知名度又有了大幅提升。從草根藝人到當紅歌手，苦盡甘來的他，隨著知名度和身價的暴漲，獲取財富變得更加容易了。

身價和財富的增長，容易讓人失去共情的能力。更何況現在的輿論場，還充斥著直播打賞賺錢“不體面”的偏見。所以，對曾經給自己帶來收入的直播打賞，海來阿木突然“翻臉”并不奇怪。

畢竟，走紅后的海拉阿木，商演走穴、發新歌、開演唱會，輕松掙錢的手段一大堆，已經不需要通過直播打賞來謀生了。哪怕一刀切禁止打賞，現在也不會對他的利益產生任何影響。

而財富來得太快，和大眾產生階層隔膜之后，他自然很難和靠直播打賞合法謀生的普通人產生共情，即便自己曾是這眾多普通人之一。

海來阿木看到了直播打賞的一些問題，但選擇性地無視了一個事實——直播作為一個舞臺，幫助很多草根藝人過上了更好的生活，就像曾經的他自己一樣。所以難怪網友吐槽，“能接商演了，就把別人的鍋掀翻了”，“一個人啊，最怕的是忘記了自己來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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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直播打賞上綱上線的批評，和對郭有才的圍剿，在邏輯上如出一轍。

其實市場經濟時代，只要不偷不搶，就是合法生意。直播打賞，和其他職業沒有高下之分、貴賤之別。

某種程度上，靠直播打賞為生的主播們，和以往那些跑江湖的藝人，或者站上《歌手2024》的明星一樣，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靠自己的勞動和服務來掙錢。

用戶打賞，是認可主播，對主播的表演支付費用。海來阿木上《歌手2024》，拿出場費，本質上也是憑服務掙“打賞”錢，只不過“打賞”的人不是觀眾，而是廣告贊助商，付費的形式發生了變化而已。

如果直播打賞賺錢快有原罪，那么，歌手在舞臺上唱一首歌，就能攬金無數，它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

而且，現在的直播行業，早就告別了群魔亂舞的局面，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漸走向規范化和專業化。

比如在主播孵化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發掘、培養、包裝、輸送的完整機制，可以幫助一些才藝主播脫穎而出。在內容生產上，一些優質的直播節目，制作水平相當精良，品質絲毫不比那些傳統媒體制作的節目要差。

低俗擦邊被打壓，優質主播、優良節目脫穎而出，這是平臺、用戶共同篩選的結果，也是行業不斷進化的必然。

它形成了一套基于直播內容品質的優勝劣汰機制，所謂“不勞而獲就能賺大錢”，“隨便扭兩下就能一夜暴富”，但凡去當兩天主播試一試，就會發現那是想當然。

優勝劣汰讓好內容勝出，良幣驅逐劣幣，在直播平臺上，我們才能夠看到很多寶藏節目。一些優質的傳統藝術，通過直播開辟出新的線上舞臺。

比如抖音發布的《2023非遺數據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5月，抖音上平均每天有1.9萬場非遺直播，平均每分鐘就有13場非遺內容開播，眾多瀕危非遺全類目都通過平臺找到了新觀眾。

民樂舞蹈、詩詞戲曲、國畫書法，這些傳統藝術行業的從業者，受制于傳播面，以往往往很難出圈，現在借助直播的舞臺，可以實現更廣的觸達，讓更多的年輕人關注到，并付費“打賞”，為優質文藝內容充值。

在文化傳播層面，直播的新形態，增強了優質文化傳承的聲量，有助于避免傳統技藝“人亡藝絕”。

對從業者來說，直播讓他們有了新舞臺，打賞帶來了新的收入渠道，不僅可以改善生活，也能夠讓他們更有動力，去進行優質內容的生產創作，形成良性循環，讓文化傳播、非遺傳承產生更強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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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兩天，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公示，擬增加網絡主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應用員、用戶增長運營師等19個新職業。

將“網絡主播”收編，對新職業工種的認定，是行業不斷發展壯大、從業者數量不斷增加的結果，也體現了政策層面對網絡主播職業價值的認可。

有機構之前發布的《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4）》顯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網短視頻賬號總數達15.5億個，有1508萬人把直播當成主業，意味著平均每100人就有1人是職業主播。

不難看出，網絡直播這一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重要的就業蓄水池。它讓一些多才多藝的年輕人不再被埋沒，也為很多靈活就業人員，提供了短暫的跳板和緩沖帶，讓他們在積攢能量后，又能投入下一份職業。

不只是直播行業，網約車、外賣、快遞等新經濟形態，這些年都迎來快速發展，在為民眾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憑借著較低的門檻，吸引了大量人員進入，有效緩解了就業壓力。

這兩天，多地網約車行業拉響警報，運力飽和，每輛車日均不超20單。運力飽和的背后，是從業人員數量的快速增加，它正是當前就業壓力的一個縮影。

在此背景下，海來阿木對直播打賞的批評，如果只是一種道德自覺，倒也無可厚非。是否開直播，是否接受打賞，他有選擇的自主權。

但作為一個登上全國舞臺的歌手，海來阿木自己不開直播也就罷了，還要嘲笑被納入新職業目錄的網絡主播是“乞討”，還要呼吁國家管一管，恨不得一刀切把直播打賞給禁了，這才是真正的何不食肉糜。

低俗直播要整頓，但不該一刀切，站上道德高地對直播行業上綱上線，將直播打賞貼上不體面的標簽。

吃到了直播的紅利，通過打賞賺到了錢，現在反過來“過河拆橋”，不知道海來阿木有沒有意識到，他的這番痛心疾首，看似是“為民請命”，實則是在打碎多少人合法謀生的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