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

我個人經歷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么，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后就會有些好處。

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

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

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干部，學生干部又是個好意思。

這些機會我都自愿地放棄了。

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

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

我說我是自愿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

據我所知，那個圈子里常常犯著貧乏癥。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當知青。

除了穿著比較干凈、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么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臺面上的人，必須用臺面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

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并不討厭。

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

后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

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

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后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里雜有些分票。

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干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

終于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決不是我。

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

后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

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

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

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只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

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

話語圈子里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只是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后來又在大學里任過教。

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臺上只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

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

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

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

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

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

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

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

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

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干過的。

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

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里，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面非常的寬。

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面讓說的嘛。

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

拿這些東西可以干什么？

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

只能擱在那里臭掉，供后人恥笑。

當然，拿征募來的話語干什么，不是我該考慮的事；

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

我要說的是：征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

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里，落實在口頭上。

在這方面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

在那本書里，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里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圣的詞句。

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園里，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圣，這叫什么事？

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

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癥。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里分出兩極。

一極是圣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愿的捐獻；

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

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

在那些說話的人心里都有一個稅吏。

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繳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

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

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

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

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于沉默的大多數了。

我還不至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

開口說話并不意味著恢復了繳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么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

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

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

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

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

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

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于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

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

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于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

我就屬于這最后一種。

作為最后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我現在寫的東西大體屬于文學的范疇。

所謂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先把文章寫好看了再說，別的就管他媽的。

除了文學，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這些古怪想法。

賴在文學上，可以給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個立腳點。

有這樣一個立腳點，就可以攻擊這個圈子，攻擊整個陽的世界。

幾年前，我在美國讀書。

有個洋鬼子這樣問我們：你們中國那個陰陽學說，怎么一切好的東西都屬陽，一點不給陰剩下？

當然，她這樣發問，是因為她正是一個五體不全之陰人。

但是這話也有些道理。

話語權屬于陽的一方，它當然不會說陰的一方任何好話。

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婦女和小人攻擊了一通。

這句話幾千年來總被人引用，但我就沒聽到受攻擊一方有任何回應。

人們只是小心提防著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樣不做婦人，這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就是到了現代，女變男的變性手術也是一個難題，而且也不宜推廣——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會找不到老婆。

簡言之，話語圈里總是在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

往好聽里說，這叫做自說自話；往難聽里說，就讓人想起了一個形容缺德行為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

仔細考較起來，恐怕聾子、啞巴、絕戶都屬陰的一類，所以遇到種種不幸也是活該——筆者的國學不夠精深，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

但我知道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任何人說話都會有毛病，圣賢說話也有毛病，這種毛病還相當嚴重。

假如一般人犯了這種病，就會被說成精神分裂癥。

在現實生活里，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說自話的人。

如今我也擠進了話語圈子。

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這個圈子已經分崩離析。

基于這種不幸的現實，可以聽到各種要求振奮的話語：讓我們來重建中國的精神結構，等等。

作為從另一個圈子里來的人，我對新圈子里的朋友有個建議：讓我們來檢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瘋不瘋？

有各種各樣的鏡子可供檢查自己之用：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另一面鏡子。

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這些議論當然是有感而發的。

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沉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

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為書不能這樣來寫。

照他看來，寫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

這真是金玉良言。

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

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

（全文完）

（源自電子書《沉默的大多數》，作者王小波。轉載僅供分享與交流，如涉侵權，煩請聯系曉崇刪除。如有需要《沉默的大多數》電子書的朋友，可以在文后留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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