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掙扎與逃避

竹林七賢，不僅僅是竹林中的七個人，更代表了魏晉一代苦悶和掙扎的知識分子群體。

首先，竹林七賢都是黑暗現實的逃避者。

從東漢末期開始，現實主義政治和弱肉強食的思想在政壇上橫行，后來蔓延到社會的各個領域。

曹魏建立后，仁義道德雖然重新被提倡，被樹立為意識形態的旗幟，但起實際作用的依然是務實殘酷的斗爭法則。

而另一面，曹魏朝廷又不能恢復兩漢統一時期的強大權威，不能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

這就為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思考留下了空間。

知識分子多數是讀圣賢書成長起來的，信奉仁義道德，多數人崇尚公正自由的生活。

當他們滿懷抱負地入世之后，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讓他們迷茫、徘徊和痛苦。

他們找不到填平鴻溝的方法，又不愿意繼續受殘酷現實的壓迫，只能選擇逃避，躲進了竹林。

竹林七賢的核心人物嵇康、阮籍和山濤都是如此。

其次，竹林七賢表面上是禮教的背叛者，實際上卻是禮教真正的信奉者。

后人談起竹林七賢，第一印象往往是他們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做派。

人們都說竹林七賢“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

為什么他們好老莊學說呢？因為老莊的清靜無為、效法自然，對知識分子有著天然的吸引力。

當高官厚祿變為讓知識分子放棄獨立和思想的誘惑，當仁義道德變為黑暗政治的遮羞布，當一切規則、規范和禮教變為幌子、棍子和刀槍的時候，現存社會的制度和說教還值得信賴和遵奉嗎？

既然被朝廷和普通人都奉為寶典的制度規章不值得信賴，逃避而去的知識分子便躲進了道家的無為和清談之中。

在嵇康他們之前，以夏侯玄、何晏、王弼等為代表的“正始學派”，也對現實失望，完全步入了虛無。

他們把老莊的虛無主義傾向發揮開來，崇尚世界本無。

但令人不解的是，“正始學派”的主要人物都參加了曹爽集團，介入了曹魏與司馬氏的爭斗。

竹林七賢則把老莊學說中的“自然”發揮開來，講求一切順其自然，追求無拘無束的個人生活。

無拘無束的生活表現在竹林七賢的“放達”上。

阮籍有言：“禮教豈為我輩而設？”

而阮咸曾和姑姑家的鮮卑婢女私通，母喪期間聽說鮮卑婢女要隨姑姑到遠方去了，阮咸穿著孝服，騎上毛驢就去追，后來載著那個婢女一起回來。

阮咸還說：“人種不可失！”

原來鮮卑婢女已經懷了他的孩子，這在魏晉時期可是驚世駭俗的事情。

阮氏族人都善于飲酒，阮咸和族人喝酒，都不用一般的酒杯，而用大甕盛酒，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喝。

一次，有一群豬來找大甕，把酒當水喝起來。阮咸也無所謂，趴著和豬群一起喝酒。

酒鬼劉伶有次赤身裸體地接待客人來訪，客人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

很多人憑此來批評竹林七賢，攻擊他們行為放蕩，不守禮法，進而攻擊他們不忠不孝。

實際上，竹林七賢才是真正的忠孝仁義的尊奉者。

比如阮籍就是個孝子。當他母親逝世的時候，阮籍正與人下圍棋，棋友說不下了，你去辦喪事吧，阮籍卻堅持把圍棋下完，之后還喝了二斗酒。

這些事情看起來，都是阮籍不孝的證據。

可阮籍喝完酒后就號叫一聲，吐血數升。

當他母親要下葬時，阮籍又吃了一個蒸肫子，喝了二斗酒，然后又號叫一聲，再次吐血數升，整個人“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可見阮籍的悲痛已經深入血液骨髓，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裴楷去吊喪，看到阮籍醉醺醺的，散發箕踞，直愣愣盯著客人看，既不招呼也不搭理。

裴楷吊唁完畢就告辭而去，別人問他：“吊喪的時候都是主人先哭，客人再行禮。阮籍都沒哭，您為什么要哭著行禮啊？”

裴楷是真正理解阮籍的，他說：“阮籍是方外之士，不崇禮典。我就是個俗人，還要以軌儀自居。”

可見行為方式的不同，并不能掩蓋阮籍深沉的悲痛。

悲傷不一定要用痛哭流涕來證明，忠君愛國不一定要高喊口號。同樣，孝順、仁慈、關愛、忠誠等價值觀也無須按照統一的標準來表現。

竹林七賢已經將社會現存的制度，包括禮教都拋棄不用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內在感受，表示好惡。

在這方面，阮籍的“青白眼”是個很好的例子。

他看到現實中蠅營狗茍的鉆營之人，就翻白眼，愛答不理的；

嵇康帶酒和琴來訪，阮籍就立刻翻回青眼，熱情相待。

人們應該像裴楷一樣，不能機械地按照傳統禮教的標準來要求竹林七賢照做無誤。

他們七個人在竹林中飲酒、彈琴、對弈，高談闊論，談論的話題涉及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如何對待自然等。

這些問題千百年來，一直困擾著知識分子。

竹林七賢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包括逃避殘酷的現實、保持純潔自然的心靈、追求自然的生活等，也都吸引著后來者，讓后來者從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

不管后人認同不認同他們的言行，這七個人潔身自好，保持獨立自由狀態的精神，給后人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從這個角度說，竹林中的清談雖然是務虛的，卻有著穿透時空的強大力量。

盡管竹林中的七個人都崇尚獨立自由，都信奉道家哲學，但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這種不一致表現在處理個人和仕途的關系上。

嵇康、向秀、劉伶等人是完全藐視政治權威，純粹地遵從心靈的召喚，要過自然本真的生活。

而山濤、王戎兩人雖然聽到了內心的召喚，知道自由獨立生活的可貴，但同時在他們心靈的深處還有世俗的呼喚，知道如何去做社會認同的“正確”的事情。

現實中有許多后一種知識分子，他們知道真善良，也有理想，卻選擇做“正確的事情”。

在外界環境的刺激下，思想的不同導致竹林七賢的散去。

那些竹林中的清談，只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

正始十年（249）爆發了高平陵政變，曹爽集團血流成河，標志著曹魏王朝的支持力量消失殆盡。

“萬事貴無”的何晏在積極參與政治斗爭的同時，也曾顯露出消極避世的態度，可惜未能脫身而出，最終落得個家破人亡的下場。

“正始學派”跟隨曹爽及曹氏的失敗，整個學派也歸于沉寂。

而原先動蕩不明的政局一下子明朗起來，司馬家族成了不可撼動的勝利者。

竹林七賢中的山濤、王戎等人陸續走出竹林，當官去了。

阮籍的思想底子是入世的儒家，而非出世的道家，迫于壓力也接受了朝廷的征召。

只剩嵇康、向秀等人還經常在竹林中聚會，可光景已大不如前。

（未完，待續）

（節選自《魏晉：歷史大變局下的個人命運》，作者張程，2021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便于閱讀，略微調整格式。圖片由AI生成。轉發僅供分享閱讀，如涉侵權，請聯系曉崇刪除。）